摘要：居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人，大规模地更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判断标准，牵制他们的热情和想象力，甚至改变了原有的理想、事业和爱情之间的格局。
尽管房价下行趋势明显，动辄百万的起步价仍是一道不低的现实门槛。
然而在社交平台上，“买房上车”始终热度不减，年轻人对住房问题的执着超乎想象。
你以为年轻人买房只是为了有个安身之所，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背后是一套全新的“居住理性”在支撑，它融合了经济账本、价值观念、欲望审美、公共服务、稳定生活和未来社会等多重因素。
这套新居住理性可不是铁板一块，它充满了矛盾和自我否定，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无奈妥协和盲目跟风。
年轻人一边喊着房价太高买不起， 一边又拼命攒钱想要上车，这种纠结和挣扎，正是新居住理性的真实写照。
房价下行，买房门槛却依然高企。年轻人为何还如此执着？
答案就藏在这套新“居住理性”里，它既是年轻人对现实的妥协，也是他们对未来的期许，更是他们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义。
住房经济下的“居住理性”
居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人，大规模地更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判断标准，牵制他们的热情和想象力，甚至改变了原有的理想、事业和爱情之间的格局。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把重点落在“是否应该买房”“如何顺利获得住房”等经济考量或制度建设之上，而忽略由住房经济所主导的城市青年在经济感觉和社会想象上的整体变化。居住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方式密不可分。
首当其冲的就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城市的大规模扩张，不仅就业机会高度集中，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也聚集于此。受此驱使，年轻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等到他们登上城市这个舞台的时候，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基本结束，商品房市场一家独大的局面业已形成。
将住房视为商品成为社会主流的看法，在城市中获取居住空间的方式，也随之定型。于是，日日高升的房价，不仅每每指引年轻人对事业和理想的选择，就连爱情和婚姻生活，也和它挂起钩来。
这既表现为，城市青年希望拥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而非轻易跳槽换岗，也表现为他们对结婚对象有相当的经济要求，更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将“居住空间”和“产权房”画上等号。
住房，是资产吗？
对持续膨胀的商品房市场来说，人们仅仅知道“住房是一种商品”仍是不够的。一个更为基础和重要的“常识”还在于，“住房即资产”。
卡尔·波兰尼指出，这一类的信条，是市场经济重要的虚构之一。
然而，正是这样的虚构，构成了商品房市场迅速发展的基石，成为地方政府、房产商和主流媒体合力普及的新知。
通常人们会认为，在商品经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城市青年，对这一信条的接受程度自然更高。尤其是在他们花了大价钱购买产权房之后，更是应该将住房视为资产无疑。不过，实际的情况显然要比这一笼统的判断来得复杂。
首先，虽然在调查中，有54.1%的人拥有产权房，59.7%的人将房产视为家庭资产，不过，如果仔细分析这个“59.7%”的话，便会发现，它所包含的群体，并不与“54.1%”重合，反而由一系列奇怪的错位构成。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三类青年。他们在住房市场中的位置不同，对“住房即资产”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一类是租房居住者。他们虽然没有产权房，却有22.3%的人选择将住房视为自家的资产。
出现这一状况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暂时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但在住房经济的熏陶之下，不假思索地认可了“住房即资产”的说法，认为家庭资产就应该包括房产。
二是他们虽然在上海工作居住，却已经在老家购买了的商品房，并视之为家庭资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睹了大城市房价的迅速上涨，了解了“住房即资产”的知识却又无力购买，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房价较为便宜的家乡积极入市，占得先机。
他们很有可能也因此具有双重身份，在上海是房客，在家乡是房东。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都意味着，尽管一部分城市青年在住房经济中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接受“住房即资产”的说法，按此判断或行事，进而将大城市中形成的“住房即资产”的信条，扩散到周边乃至边远地区。
与之形成对比的一类，是还清房贷的购房者。按照一般的理解，他们已经无债一身轻，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住房视为家庭资产的一部分。
不过，在他们中，却仍有25.6%的人不接受这样的看法，拒绝将住房视为自家的资产。在这25.6%的人看来，一旦付清了贷款，住房便退出了市场，不再是有待买卖的商品，而只是自己的居所。
房价的涨跌，资产的增值缩水，这一套交换价值的说法，虽然听起来激动人心，但都和自己的居所没有关系。
对他们而言，“住房即资产”这样的信条，在“产权房”被彻底还原为“居住空间”之后不攻自破。
最后一类青年是购买了住房、但仍在还贷征途中的“房奴”。在城市青年中，该群体接受“住房即资产”这一观念比例最高，为81.9%。更有意思的是，在他们中，每月房贷占据工资的比例越高，认为住房是家中资产的比例也越高。
毕竟，只有当住房仍属于市场中的商品时，价格的涨跌才具有意义，也方能构成所谓的“资产”。
对“房奴”们来说，只要贷款一天没有还清，住房就一天没有彻底退出市场。而贷款的数额越高，其参与市场、与市场共振的程度也就越深，住房作为资产的含义也才越发鲜明。
把上面这几类城市青年对“住房即资产”的态度和对家庭财产增长的估计联系起来看时，其中的差距就更显得惊人。
尽管有59.7%的人将住房视为家庭资产，但在估算近五年来家庭财产的增长时，却只有14.9%的人将房产的增长计算在内。
如此估算的结果，是只有5.1%的人，认为近五年的家庭财产增长在15万以上；而超过70%的青年认为近五年来，排除物价因素，家庭财产没有增长或增长缓慢。
当被问起住房是否属于资产时，不管他们的主观态度如何，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在对家庭财产增长的第一反应中，实际上都没有把住房作为资产的增值考虑在内。
把上面这些现象综合起来看的话，或许可以得出这样几个推论。
首先，城市青年对住房和资产之间关系的理解，既不是二十多年来主流媒体和住房市场普及教育的当然结果，也并非“拥有产权房”这样“物质基础”便可以生产出来的“上层建筑”。
相反，在目前的这一套“居住理性”中，住房是否应该被视为资产，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视为资产，这种对资产的认识是否真正进入日常生活的经济核算，仍有相当含混不一的理解。
其次，城市青年又的确是在市场经济中长大的一代。因为此类理解上的含混与分歧，并非对“住房即资产”感到陌生，而恰恰由更深入的理解而导致的。
这一方面表现为，他们中的大多数自认为认可了这样的定义，据此理解住房和资产的关系，也表现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流动之于资产的意义，显然有着更明确的认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有能力对此做出自己的判断，更灵活地把握“住房即资产”的信条。
最后，更值得注意的是，也是这样的城市青年，头脑中认可的经济信条和实际执行的日常生活经济之间恰恰是断裂的。
“住房即资产”，从来也没有真正进入日常生活的经济计算之中。在这里，现实生活似乎在居所和资产之间画上了无形的界线。
城市青年既没有被不断高涨的房价冲昏头脑，也就没有将住房视为资产的跨越雷池的野心。
至此，如果说，商品房市场得以膨胀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越来越多的人将住房视为资产，加入投资队伍的话，那么，这个前提在城市青年中仍未真正确立起来。
对城市青年来说，居住空间与产权房之间虽然被画上了等号，但这样的住房，却并非不断升值、看上去很美的一串数字，而只是自己和家人的一处稳定可靠的居所。
此时的“我要买房”，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理性使然，不如说是青年人对生活的基本要求的伸张。
“住得偏小”：改善与入市
看起来，对企图将人彻底经济理性化的“住房即资产”，城市青年有着本能的拒绝。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居住理性”便能据此看清资本的面目，拒绝市场的诱惑。
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购买住房为的是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体面生活。实际上，这种“好日子”的生活逻辑，远比“住房即资产”这一类的经济律令更为有效。
正是它推动城市青年持续进入住房市场的轨道，欣然接受资本剥夺。
也许有人会说，对“好日子”的理解，城市青年肯定比上一代人来得宽泛，由此形成的生活样式，也更为多样。
这样的乐观，明显低估了居住问题对青年人的影响力。在被询问“如果今后5—10年，您和家人的收入将稳步提高，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您首先会做的是什么”时，39.7%的城市青年选择了“买更好更大的住房，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
而在访谈中，当被问及未来五年的打算或将来的理想生活时，受访者的回答也多是不假思索的一句——“买更大的房子”。那么，是不是这些人目前的居所太小，理应“改善”呢？情况恐怕并非如此。
调查显示，对那些已经购买了住房的人来说，无论其实际的居住面积是多少，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住得偏小”。
其中，居住面积为96—110㎡的群体，感到“住得偏小”的比例为50.9%，而在住130㎡以上的人群中，仍有27.8%的人觉得“住得偏小”。
与之相应，在尚未购买住房的城市青年中，希望住111㎡以上的人占36.1%，而愿意住50—80㎡的——这一般是政府提供的经适房的面积，仅占4.7%。
也就是说，即便他们中的大多数住进了经适房，也不会对居所感到满意。
于是，在目前这一套“居住理性”中，无论收入多少、目前的居住面积如何、是否拥有产权房，都不能真正消除“住得偏小”的感受。
这意味着，这一感受，与其说是由实际居住面积而来的需求，不如说是弥漫在社会之中的一种普遍的情绪或欲望。
这一情绪或欲望的来源，绝不简单。它既包括了主流媒体对“何谓居家”的极力鼓吹，广告在推销商品时对居住的种种暗示，也包括了房地产商持续更新的“家”的标配——“两个洗手间”“衣帽间”等等。
它既来源于家门之外，不断升级的生活压力，使得青年越发希望在家里拥有更多的空间以便“任性”；也是因为有活力的社会空间持续萎缩，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被“强行”塞回了居住空间。
“自己的书房”——公共图书馆太远，“自己的停车位”——小区停车位太少，所有这些对居住空间的新需求，也就变得大受欢迎。
如此一来，实际的居住空间恐怕永远只能“偏小”，因为在生活压力、媒体和房产商的指引下，城市青年感受“拥挤”的能力，始终飙升得更快。
如果说这种感受力构成了对“好日子”的持续否定，那么它也构成了相当一批城市青年前赴后继、积极入市的动力源。
正因为如此，在城市青年中，最关注楼市状况的，并非房地产商们宣称的“刚需人群”，而恰恰是那些购买了首套房，可以在商品房市场中，掌握时机，运用公积金贷款，以小换大，不断扩大居住面积的群体。
对他们来说，住房从来也不是彻底的资产。然而，将既有的居住面积及时投入市场，加以“扩大”或“改善”，却是其参与市场、在资本竞争和生活重压下保护自己和家人，维持“好日子”的主要方式。
对此，最敏感的自然是房地产商。近年来，他们的宣传对象已经从之前努力论证的“刚需人群”转移到了这一批数量巨大、有待开发的“改善性人群”之上。
政府和媒体当然也是鼎力相助。这不光表现为改善性住房政策的适时出台，也表现为在这一政策中，居住面积成为“改善”的唯一标准。
然而，上述分析已经说明，实际居住面积的增加，并不能真正解决由公共生活的困境所导致的“住得偏小”的焦虑感。
更可能的情况倒是，当“居住的改善”被一味定义为“面积的增加”时，所有造成“住得偏小”的社会公共问题，都被转化为小家庭理应承受的赤裸裸的经济压力，以便买房买车，凭一己之力最终过上“好日子”。
而如此奋斗的轨迹，既成为后来者向往和模仿的对象，又往往构成更新一轮的社会压力。
篇幅所限，此处我们讨论的只是“居住理性”较为基础的一个方面，即在制度、媒体和市场的合力之下，城市青年形成了何种理解资产、住房、居住面积乃至“好日子”的“居住理性”。
显然，这一理性，虽能依照生活的直觉，否定“住房即资产”的虚构，却又很容易在其“有限的洞见”中，同样按照“好日子”的逻辑，陷入资本的迷局。
查尔斯·泰勒认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想象并非一系列抽象的理念，而是通过实践得到落实和理解的集体意识。
那么，对今天的城市青年来说，时有洞见却又处处局限的“居住理性”，恐怕便处于这一实践和生产社会想象的核心位置。
此时此刻，是怀抱“好日子”的生活理想，乖乖加入这一被设计好的“改善”的合唱，还是意识到，这一设计不过是不断窄化“好日子”的障眼法，以便把城市青年的生活热情转化为对楼市不衰的终身贡献？
想来，这样的质疑与反思，同样会被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纳入这一套“居住理性”之中，成为其进一步挣脱新自由主义的虚构，实践乃至构造新的社会想象的现实部件。
/ 今日荐读 /
《现实三重奏：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分析》
罗小茗 著
杨 骐 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9-17283-6/C.447
出版日期：2024年6月
内容提要
本书从当代城市的“社会生活”“媒介文化”和“变动中的教育”这三个不同层面的现实入手，记录、勾勒和讨论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新兴议题，初步形成对当代城市文化的整体性把握。
第一辑为“社会生活”的层面，主要从城市生活、文化赋值与数字劳动等方面讨论了这一部分的现实状况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问题。
第二辑从“媒介文化”入手，讨论热播电视剧、电影、文学作品以及御宅族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文化表征，对其形成的内在肌理展开了相应的分析。
第三辑则重在对“变动中的教育”作记录与分析，分别讨论了上海市的高中课程改革、大学的通识教育、校外教育以及文化研究的教与学等问题。
作者简介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研究、城市文化与日常生活分析、科幻文学研究；“我们的城市”市民论坛主办者之一（2012—2017），《热风学术（网刊）》主编（2016—2020）；著有《形式的独奏：上海“二期课改”为个案的课程改革研究》（2011）、《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2015）、Unlocking the Future: The Urban Imagin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2023）、《解锁未来：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城市想象》（2023），编有《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2019）等。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