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区总面积21,095平方公里，多系山区，平原仅占8.2%。现辖13县，163个乡，75个集镇，2,688,613人。离石县城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吕梁地区地处黄河中游、吕梁山脉中段，山川钟秀，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全区总面积21,095平方公里，多系山区，平原仅占8.2%。现辖13县，163个乡，75个集镇，2,688,613人。离石县城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吕梁地区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吕梁地区自然和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以“资治、存史、教育”为目的，为本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全书以经济内容为主体，揭示和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重点记述地（专）区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项活动，对各县、各方面的状况亦作必要的记述。

本志为通纪体。上限不等高，下限至1985年，着重记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四十余年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三十六年来的重大变化，更突出吕梁地区组建十五年的历史与现状。

《吕梁地区志》共十部分，包括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和大事记。

01

地理

吕梁地区位于山西省西部，北纬36°43′～38°43′，东经110°22′～112°19′，西隔黄河与陕北相望，东临汾水与晋中为邻，北与忻州接壤，南同临汾地区毗连。巍巍吕梁山纵贯全境。区名因山而得。

吕梁地区包括离石、汾阳、文水、交城、孝义、兴县、岚县、临县、方山、柳林、中阳、石楼、交口共十三县，西隔黄河与陕西省榆林地区相望，东依汾河、磁窑河与晋中地区毗连，南与临汾地区接壤，北与忻州地区为邻，东北部倚吕梁山与太原市相连。

吕梁地区的总面积为21,095平方公里，占山西省总面积的13.5%。其中：山地面积为16,406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77.8%，丘陵面积为2,949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14%，平川面积为1,740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8.2%。

图为各县面积表

吕梁地质在地质构造上属演化过程中的华北地台的一部分。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形成山西台北斜的地廓，吕梁腹背斜在此期间基本定形。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的喜马拉雅运动影响本区，形成汾河地堑，下更新世，形成现有的二级阶地和梁峁沟壑地貌。全区形状，犹如一只葫芦，挂在晋西北角上，底肚大，中腰细，上肚小，咀头尖，地势北高南低，自东北向西南倾斜。汾河沿岸的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四县，地势平阔，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少部分边远山区，系属二级阶地。黄河沿岸的石楼、柳林、临县、兴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梁峁林立，沟壑纵横，水源奇缺，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中间地带的岚县、方山、离石、中阳、交口五县，属吕梁山地，低山相间，川伏其中，覆盖较好。

吕梁土地广阔，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矿藏资源。林草地占到土地面积的33.8%。沿吕梁山脊背斜依次生长着茂密的栎类杨桦阔叶杂木林以及油松、侧柏、白皮松、落叶松等树种；沿汾孝边山人工营造了560余万株核桃树，年产量在1,000多万公斤；黄河沿岸的石楼、柳林、临县，栽种红枣树843万余株，年产量在2,500万公斤以上；在781万亩牧坡中，草本植物多达近1,000种，而且有大量的野生药材和豹、麝、鹿、獐等药用名贵动物，世界罕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马鸡就繁衍生长在吕梁境内。矿藏资源则以煤、铁、铝、石膏、云母、硫磺、石棉等储量较大，其中尤以煤炭为最。据勘探，全区含煤面积为10,61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县县均有埋藏。已探明储量为1,100亿吨，且质量优良，品种齐全，埋藏较浅，易于开采。尤其是柳林主焦煤，灰分小，含硫低，被国家煤炭部誉为“国宝”。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吕梁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阔的前景。

图为吕梁地区矿产图

吕梁地区的人口结构属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分散的松散型人口类型。截至1985年底，全区的人口总数为2,688,613人，其中男性1,405,88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2.29%，女性1,282,780人，占全区总人口的47.71%；农业人口2,394,002人，占全区总人口的89.04%；非农业人口294,611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0.96%。

图为吕梁地区历年人口增长表（1949—1985）

02

经济（一）

吕梁经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均以农牧生产为主。西汉以前，以牧为主。魏晋时期以三川河为界，北以牧为主，南以农为主。唐朝以后，基本上已成农区，牧区仅残存于部分山区。在数千年的农业垦殖活动中，随着农田面积的不断扩大，森林植被受到了严重破坏，导致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十年九旱已成为山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据《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记载，境内11县（缺今交口县）1935年粮食总产量为41,622万斤，平均亩产118斤，当时人均只有336斤。1937年至1949年这12年内，战争频仍，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粮食总产量为66,580万斤，平均亩产86斤，人均粮食492斤。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解放以后，经过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并对本区农业生产方面的水利兴修、山川绿化、水土保持、科技推广等给予了资金上的极大支持。但由于极“左”路线的长期干扰破坏和政策上的“一刀切”，从1949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这30年间，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未达到应有的速度，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大农业内部各业的结构比例也未能得到合理的调整，就局部来说，农业产值、粮食生产、农民收入要比解放初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就全局来说，横向比较来看，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宽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加快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步伐，加之自觉地改变传统耕作方式，大力推广集约经营等农业生产技术，调整农林牧副各业的结构比例，大力发展乡村企业，农村经济呈现了快速度立体化的发展。1985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71,081万元，比1949年增长4.4倍，粮食总产量达到146,578万斤，比1949年增长1.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8元。全区水土保持工作有了显著成效，治理面积占到了流失面积的30％以上。原始的耕作方式也正向现代化转变，化肥、优种普遍推广，农机总动力达到89万马力，机耕面积占到可机耕地的87%，运输、灌溉等也程度不同地实现了机械化。农村各业的比例，经过产业结构调整，也日趋合理。红枣年产居全省之首，远销东南亚，核桃远销加拿大、意大利等欧美国家。尤其是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短短几年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1985年，全区乡村企业有3,367个，总产值达到31,213万元，占农林牧副各业总产值的44%，转移农村剩余劳力7.91万人。农业经济正朝着农林牧一体化、商品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图为1985年吕梁地区分县农业产值表

03

经济（二）

吕梁的工业生产起源较早。春秋战国时期，交城西冶川始有坩锅炼铁。孝义县兑镇、下堡、西泉一带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采煤遗址。酿酒、陶瓷、琉璃等生产亦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明清之际萌生了纺织业，1931年汾阳县就有纺织厂四十家。抗战期间，边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工业生产，仅兴县县城就办起了小规模的火力发电厂、翻砂厂、化学厂、纺织厂、染织厂、工具厂、制药厂、印刷厂、造纸厂、军械厂等，为本区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解放以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区上马了一批以煤炭、建材、机械为主的小型工业企业。但由于上马仓促，设备陈旧，技术力量薄弱，管理落后，工业生产规模和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全省其它地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旧的工业企业逐年进行了技术改造，上马了一批新的项目，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能源工业为中心的、行业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以1985年与1949年相比较，工业总产值由663.9万元增长到60,134万元，增长89倍多，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4.9％增加到64.5%，煤炭、电力、化工、机械、建材、电器、纺织以及乡镇企业的各种产品产量，都是成倍以至数十倍地增长，其中煤炭年产量1985年达到了770万吨，发电量达到1.7亿度，水泥年产量达到23.6万吨，玻璃制品达到1,474吨，丝织品146万米。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地特色、远销国内外的“拳头”产品，如焦煤、电石、石棉、硫磺、白水泥，生铁、电线、建筑网架钢球、铝钒土、皮革、汾酒、沙棘原汁等，全区获国优产品称号的两种，部优产品称号的六种，省优产品称号的30种。其中建筑网架钢球，居全国先进水平，曾为第四届全运会装修两个体育大厅，享有很高声誉；梅花扳手远销欧美，皮革服装享誉日本、西德；沙棘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石棉制品全国争先定购。尤其是杏花村汾酒厂生产的汾酒、竹叶青，素以“隔壁千家醉，开坛十里香”而驰名中外。据古籍记载，汾竹酒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解放前曾九次在国内外大型评、赛酒会上栄获奖章、奖状。1916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甲等金质奖章后，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解放后不断扩建，八十年代过渡为机械化生产，产量质量又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汾酒，以其液体晶莹，清香味美，醇正爽口，入口绵，落口甜，余味无穷的特点，独树一帜，列入名酒前茅，连年获得全国优质产品金奖，全国酒类大赛金杯奖。随着经济的发展，吕梁将有更多的名牌产品打入市场，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图为吕梁地区1985年工业行业结构表

吕梁山区历来交通闭塞。平川四县交通顺畅，但无铁路大动脉。经解放后30余年的营建，南同蒲线增铺了介休至孝义支线，年货运量670万吨，其中煤炭运输占80%。公路建设则形成了以太（原）一绥（德）等13条干线公路为骨架，以45条县公路和89条乡公路为脉络的交通网，总长度3,335公里。大部分县乡公路是在1980年以后以国家资助，民工建勤的方式搞起的。1985年，全区有九个县通了油路，212个乡镇通了公路，其中58个乡通了油路，沿黄河有19处船运渡口。全区特别是山区的交通状况有了改善，但还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在修建的孝柳铁路一俟竣工，全区的交通状况就会有一个根本的改观。

图为吕梁地区县营公路客货运输量表

04

经济（三）

吕梁的商业活动较早。远在2000余年前，汾阳一带就是山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临县碛口镇、离石柳林镇，是沟通秦晋经济往来的重要商埠。汾州的核桃，交城的“交子毛”，清末就打入国际市场。全国解放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活动日趋繁荣。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作重点转向了经济建设，商品经济全面发展，市场开放，商业网点骤增，遍布城乡，集市贸易兴旺。商品零售总额由1949年的2,217万元增加为1985年的70,925万元，增加30倍；财政收入由1949年的398万元增加为1985年的11,599万元，增加28倍；商业、服务从业人员由建国初期的1914人增加到1985年的4.48万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购买力增强。按人均购买物资用品价值计算，1949年为14.7元，1985年为185元，増长11.5倍。而且，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六十至七十年代，人民争先购买的“三大件”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进入八十年代，“三大件”成为冰箱、电视、洗衣机。

图为吕梁地区财政收入执行情况统计表

图为吕梁地区财政支出执行情况统计表

05

政治

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在北平和太原求学的吕梁籍青年，开始回家乡传播共产主义理论，发展党的组织。交通便利，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汾阳县，在1925年前后，成为晋西地区党的活动中心。中共北方区委和太原党组织，多次派人在汾阳、柳林等地进行建党活动。1927年，汾阳、离石、临县建立了中共县委组织。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恐慌，疯狂地进行镇压、通缉、逮捕党的负责人，迫使党组织活动中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活动，主要是驻汾阳的冯玉祥所部军校地下党组织，晋西游击队和陕北党组织，在本区境内的平川和沿黄河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1936年，红军东征足迹遍及各县，到处播下革命火种，极大地鼓舞了吕梁人民的抗日热情。到1938年，各县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1949年以来，吕梁地区的党组织，在各项事业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组织进一步巩固壮大起来，共产党员占到全区总人口的4%，成为各条战线的核心力量。

06

军事

吕梁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河谷遍布，山川交错，重要的关口险隘制高点较多，是山西省的战略要地，侧翼屏障。整个山区分为两大部份，东半部为石子山林区，植被良好，地形隐蔽，易于部队集结，物资屯积和机动出击。西半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梁峁起伏，沟壑密布，作战易守难攻，利于打伏击战、游击战。平原区地势开阔，水源充足，物产丰富，村庄稠密，交通方便，易于大部队运动。解放战争时期，是汾孝战役、晋中战役消灭阎锡山军队的主要战场。

吕梁地区境内，汾阳城、离石城为晋西首要重地，历史战事最多。石楼城、兴县城、岚县城次之。中阳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吕梁境内自唐始到民国中期，一直实行募兵制。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政府实行抽丁制。民国三十四年（1945）后，阎锡山在统治区实行“兵农合一”。本区境内的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石楼、中阳均推行过。

人民武装在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志愿兵制，从1937—1949年，吕梁区境内输送了兵员十多万人。1955年，国家制定和颁布了第一部《兵役法》，把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建立了定期征兵、退伍制度。1978年，又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吕梁区内各县，按照兵役法规定，完成了各年度征兵任务。

图为吕梁地区历史主要战场分布图

07

文化

吕梁的科学文教事业，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和其它因素的制约，发展是不平衡的。汾阳、文水、交城、孝义四县经济条件较好，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山区九县经济条件落后，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对落后。明清两代各科科举考试中，境内考中进士253名，占全省中考人数的9%，其中汾阳、文水两县考中113名，占本区考中人数的44%，石楼县只有1名考中。解放前，人民群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真正从文化上翻身，乃是从革命根据地开始的。那时，边区人民政府兴办各科学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创办冬学夜校，扫除文盲；举办业余文化团体，开展文艺活动。全国解放后，区内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事业才蓬勃发展起来。国家每年对本区文教事业的投资，占到财政支出的30%。1985年，小学教育基本普及，普通中学有501所，中等专业学校8所，高等专业学校3所。群众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占到总人口的25%；具有高等文化程度的人占到总人口的0.27%；医卫人员有2.5万人，每千人拥有量为9.39%，地方病、流行病基本得到了控制。自1979年以来，科技、文化、新闻、体育各项事业发展很快，人民群众生活日益向上，丰富多彩。

图为吕梁地区普通中学状况表

08

社会

吕梁境内，宗教传布较广的有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信奉神灵的教外人较多。

道教是中国古老的宗教，传入吕梁境内的时间，已无确据稽考。据方山县曹家沟保存的乾隆二十年（1795）石碑记载：“真武庙创于唐代，重建于明季。”西河（今汾阳县，在唐代有“景玄观”，在宋代有“大明观”。这里宫宇道观，皆由道徒所建。据《大明观史上清宫记》载：“五代祖师……大集徒众，广修观宇。”大明观改上清宫，是元太宗五至六年（1233—1234）由郦希臣亲临示意改建的。明永和年间，朱棣崇重真武祀典，在方山北武当山上，大兴土木，造建庙宗”。汾阳县内建玄帝庙、三官庙的村很多。据《西欧新建玄天上帝庙碑》载：“我汾人敬事尤谨，集辄数十百人，三千里往返，倾囊倒箧为之无倦容”。清乾隆年间，兴县、临县捐款上万元，在陕西佳县白云山道观内修建了“五龙宫”。此时，吕梁各县道观林立，崇奉道教者众多。

战争年代，遭战火破坏，道观活动冷落。

解放以来，各县群众自发起来破除迷信、捣毁神偶，不少道观有观无偶，四壁空空。近几年来，部分崇奉道教者对这些残存的道观重新进行了整修，文物部门也加以保护。

图为吕梁区境内道教庙观分布表

佛教传入本区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古刹石寺甚多。交城玄中寺和卦山天宁寺，至今吸引着不少中外游客和虔诚的信徒。

交城玄中寺为吕梁境内最早的寺院建筑。唐碑记载：“北魏延兴二年（472)，田佛教净土宗祖师昙鸾创建了玄中寺”。魏晋后，在帝王贵族资助下，通过敕赐封尝、民间布施等形式，佛寺建筑增多，到隋唐五代发展为鼎盛。据查证，临县后庄慈云寺、交城卦山天宁寺，离石安国寺、柳林香严寺、文水则天庙、汾阳大中寺（即东关天宁寺）皆为唐代本区内的著名寺院。相传兴县的崇教寺，其始建年代比兴县城还早。

宋代，佛寺建筑有汾阳净心寺、白云寺；兴县龙兴寺、白马寺、小甲头正觉寺、庙坪林峰寺；石楼永庆寺、洪福寺。元代建有石口千佛洞。明代整修和新建的寺院比较多。岚县在明以后建佛寺22处。汾阳至明末，全县有寺庵26处。交口县回龙乡南平村建有岭云寺，寺内佛像多为铁铸。

09

人物

早在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田虎杀富济贫，活动于汾阳、离石、临县一带。明末清初，李自成部将王刚、贺地草在交城山坚持反清斗争达数十年之久。乾隆年间，又有交城人任亮、石楼人傅青山领导人民进行反清斗争，虽然最终斗争失败，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辛亥革命爆发后，兴县人刘少白积极参加起义活动，竭力反对袁世凯称帝，撰文谴责反动当局封闭北师大、逮捕迫害进步学生的罪行。之后，积极靠近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少白同志劝谏张学良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蒋介石下令通缉刘澜涛，他助刘脱险，并参与营救安子文、王若飞的活动，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扬，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国进步青年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浪潮。其时，尚在离石读书的贺昌，带领同学走上街头，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行，号召群众抵制日货。1920年，赴并就读，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吕梁最早的党员之一。1925年，他担任团中央常委、工农部长，为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奔波于沪、平、津之间。1926年，在李大钊、赵世炎领导下，他直接指挥学生投入反对段祺瑞屠杀人民的斗争。1927年，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朱德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以及张太雷领导的广州十二月起义，为党为人民立下了卓著的功绩。他先后担任党的五届、六届中央委员，中共云南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委和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要职。1934年红军转入长征，他与陈毅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在江西率兵与敌激战，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29岁。陈毅将军曾写诗《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以表怀念：“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1921年，张叔平就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与彭真一起在太原建立了山西最早的党支部，并担任书记，先后组织学生、商界、工人三个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有力地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在其推动影响下，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委员会于1925年秋成立，形成了吕梁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五卅”运动期间，汾阳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学生会、织布工会、火柴工会、店员、理发小组以及工人联合总工会、商人救国会等群众爱国团体，张叔平亲自到汾阳铭义中学主持集会。1925年张叔平调任江浙区委书记，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参加的同盟武装暴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调任江浙省委组织部长兼工人部长，因叛徒告密被捕，1928年1月20日在杭州英勇就义。

女英雄刘胡兰在抗日战争后期以儿童团员身份，多次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机智勇敢地同敌人斗争。抗战胜利后，她担任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区妇救会干事，积极参加支前和“清算”，十四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20日，阎军72师215团1营和复仇队突袭云周西村，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痛斥敌人，壮烈就义于敌人的铡刀之下。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修建了“刘胡兰纪念馆”，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来源：晋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