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4年9月23号，华国锋急急忙忙来到中南海，迫不及待地要把手中最新出炉的贺龙“亲笔信”鉴定结果，交给周恩来总理。

1974年9月23号，华国锋急急忙忙来到中南海，迫不及待地要把手中最新出炉的贺龙“亲笔信”鉴定结果，交给周恩来总理。

拿到鉴定报告的那一刻，周恩来的内心十分急迫，但又不敢打开看，哪怕华国锋已经报了喜讯：周总理，结果出来了，贺龙元帅是被冤枉的。

此时距离贺龙元帅含冤离世已5年有余，周总理意识到，终于到了给他平反昭雪的时刻，恨不得立马清算那些诬告他的罪魁祸首。

但周总理似乎又想到了一个人——李仲公，这个当初以两封“亲笔信”诬告、陷害贺龙，任谁看来都是罪大恶极，如今已是近90岁的耄耋老人，试问又该如何处理呢？

李仲公与贺龙之间到底有何冤仇，为何当年会在贺龙落难之际落井下石呢？

作为迫害贺龙的黑手之一，他的人生落幕又是怎样呢？

1966年8月底，林彪在空军党委会上，指示手下大将吴法宪：贺龙此人野心十足，在空军、海军四处插手，一定要警惕对方抢班夺权。

会后，吴法宪也根据林彪的暗示，于9月初向对方上交了一份“贺龙插手空军”的材料汇报。

与此同时，林彪私下找到手下另一大将李作鹏，直言：搞掉罗瑞卿只是第一步，关键要打掉罗的后台，就是贺龙，你就贺龙插手海军的事情，抓紧时间写个材料上来。

为何林彪要搞贺龙？这要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开始说起。

林彪的夫人叶群和贺龙的夫人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也因此薛明对叶群的过往比较了解。

叶群曾在南京国民党的电台当过广播员，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演讲比赛，其实在那时参加这些活动没有太大问题，只需要和党组织说清楚即可。

因此，出于好心的薛明，便和叶群说：我希望你主动把入党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都如实地讲清楚……

可没想到，叶群对此非常抵触，又哭又闹，还说是趁着林彪不在，要加害她。

看到叶群这样，薛明也生气的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到组织部谈!”

于是两人跑到了中组部组织部长王鹤寿那里，面对这两人王鹤寿也不便表态，于是便向上级指示，最后也惊动了贺龙和林彪。

贺龙从前线赶回，指责薛明不应该抓着叶群不放。

林彪一开始也表示理解，可架不住叶群的哭闹，最后也是高声骂道：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

在这之后，贺龙也曾揭露林彪在国共二次合作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立场不稳。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和林彪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1965年林、叶夫妇设计陷害罗瑞卿的时候，贺龙带头抵制林彪的“突出政治”指示，还搞出了全军大比武的盛况，这在林彪看来，无疑是在捋他的虎须。

1967年7月，武汉一外语教员章某一封针对贺龙的“揭发信”，内容是有关1933年老蒋派人劝降贺龙的历史事件，信里谎称贺龙绝对老蒋给的“师长”官太小，所以杀了信使。

此事在林、叶夫妇运作下愈演愈烈，直接变成了贺龙“通敌未遂”的证据，形势比人强，后者的舆论声势转眼间便落入下风。

同年9月，由林、江反党集团的叶群、江青等人挑头，言称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历史问题极其严重，有叛国投敌的重大嫌疑，需要对其立案审查。

面对反动势力对贺龙罪名的一再构陷，哪怕是身在中央、把控船蒿的周总理，眼见曾经的老战友一个又一个被迫害、打压，他决定，将贺龙一家安排到中南海保护起来，好歹能避开那些疯了一般的“造反派”。

可事不能遂人怨，林、江反党集团对贺龙的进一步迫害计划还未出炉，两封号称作证贺龙当年企图叛国的“亲笔信”横空出现，而信的源头出自一个人，名叫李仲公。

作为曾经和李大钊一道赴日留学的知识分子，李仲公算得上是新式思想的潮头人物，当年曾先后参与过《晨钟报》、《贵州青年》等新时期报刊的创办。

1927年3月，也就是“四一二事变”之前，老蒋还未挥动针对共产党员的屠刀，指示李仲公前往武汉游说当地部队，特别是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的贺龙。

而李仲公到了武汉后，并未直接找上门，而是意图寻找他与贺龙“沟通”的中间人，按照计划，他找到了曾经的老相识——严仁珊，后者是贺龙的老部下。

一日，贺龙受严仁珊邀请，到其家中做客，眼见正要午间开饭，严仁珊突然说：“长官，蒋总司令派人来武汉了，说与您有要事相商。”

闻听此言，贺龙更觉不对，眼下这个时候，蒋介石到底要搞什么花样。

不过，既已到此，虽然贺龙对与老蒋接触有所顾忌，但人都来了，不妨和对方见一面，更能搞清楚蒋介石有怎样的阴谋。

于是，贺龙与老蒋派来的特使李仲公的第一次会面，在严仁珊家中开始，席间还有李仲公专门请来的戏曲名伶浅吟低唱，殊不知，这一套更是让贺龙对李仲公的抵触和厌恶更加一层。

三人谈话间，李仲公话里话外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不日就将联系目前在武汉的各地军阀代表，开一场盛会”，这在贺龙看来，更是老蒋迫不及待、意图收拢武汉军阀的野心贪念。

为了麻痹李仲公，贺龙在饭间并未表露出自己的反对情绪，他要争取稳住李仲公，抓紧时间破灭老蒋的阴谋。

面对上级唐生智，贺龙痛陈李仲公举办宴会的险恶用心，唐也是迅速做出反应，指示贺龙假借邀请李仲公宴饮的机会秘密逮捕此人。

而就在李仲公阴谋破灭、被下令枪决之际，他秘密被捕的消息传到了老蒋耳中，后者也是迅速联系了诸位说的上话的一方豪强，最终由邓演达作保，李仲公死里逃生。

也正是这一次生死恩怨，李仲公和贺龙之间结下了“死仇”。

建国后，另类“起义”的李仲公极力寻求政治上位的机会，想要在新中国西南地区的军政委员会博一个席位，可他身上有关当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历史问题是个阻碍。

李仲公的申请官司最后打到了周总理那里，后者记得贺龙当年曾与李仲公有过照面，如今也是主管西南军政的领导，于是找到贺龙征询对方的意见。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贺龙按照记忆中李仲公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和事件，一丝不苟地还原了当年的事实情况。

看完贺龙回信后的周总理，也是在几经权衡之下，从备选军政委员名单中亲笔划掉了“李仲公”三个字。

等到最后，军政委员名单一出，李仲公榜上无名，联系自己此前打探的小道消息，更加对当初的“老对手”贺龙恨上加恨。

1967年，针对贺龙的政治打压、迫害势潮已经风起，李仲公也准备好了自己送给贺龙的礼物，只等待一个造反派找上门来。

1968年2月，李仲公没等来造反派，却等来了中央方面针对贺龙立案审查的专案组成员，对方来意很直接，想要挖出贺龙“通敌、投敌”的“铁证”。

对方能找到李仲公这里，后者也很清楚，他与贺龙之间的矛盾已经被对方所掌握，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装作在无意中，把自己准备好的两封贺龙“亲笔信”的消息爆出来。

“亲笔信”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贺龙考量当时局势，决定暗地里向老蒋投诚，希望能够归属老蒋麾下。

在你有意、我有意的情况下，李仲公很快与专案组达成一致，两封“亲笔信”很快便被送到了周总理手中，致使后者营救贺龙的预期计划戛然而止。

有了两封“亲笔信”，林、江反党集团更是倾尽火力，针对贺龙展开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打压和迫害手段，最终使得一员老将，在1969年的6月含冤离世。

1973年2月，毛主席指示张春桥为贺龙平反：“贺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该听一面之词。”

但张春桥极其大胆，表面应声，实际毫不行动，最后是12月底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为贺龙发声：“都是林彪的一面之词，贺龙是搞错了，是我犯了错。”

会后，中央也开始了针对贺龙的平反工作，而周恩来排着干部班子挑了一遍，最后决定把这项重任，交给华国锋。

只因此时“四人帮”反党集团仍在兴风作浪，华国锋也只能暗中调查，依靠周总理送来的两封“亲笔信”，决定送到公安部门做信件的技术鉴定。

因为无法从笔迹上去鉴定，所以华国锋和公安部另辟蹊径，决定送“亲笔信”的材料上进行鉴定，纸张、墨迹的年代到底符不符合20年代的信件。

最终结果出炉，纸张经鉴定是建国后生产，而笔迹则是用的40年代左右的墨水书写，这样的结果，毫无疑问，证明了“亲笔信”的伪造。

周总理最后看了结果，一方面感叹老友贺龙的含冤离世，如今终于清白昭雪，另一方面也在权衡，“亲笔信”已经证“伪”，元凶李仲公该如何处置呢？

毕竟当时的李仲公，身担国务院参事的职位，本身更是一个80多岁、年近90岁的耄耋老人，这样的结果告知与对方，怕不是要吓死对方。

于是，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为贺龙平反的事件影响并未波及到李仲公这个“耄耋老人”身上，仅是撤职处理。

1974年9月底，中央发文为贺龙平反。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中央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周恩来拖着病体，不顾劝阻，从医院赶到了八宝山公墓，贺龙的夫人薛明连忙迎上去接待总理。

周恩来抚着薛明的肩膀，颤抖地说:“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说完，他含着泪站在贺龙的骨灰盒面前，连续鞠了七个躬。

来源：史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