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雨晕染开片片新绿、东风飞洒起阵阵香雪。鲜花娇柔,似乎佩戴在女性头上才是顺理成章的事。如今,古装剧中有男性簪花的画面,网络平台有货郎簪花叫卖的短视频,人们都以为是艺术的虚构。七尺男儿,也会佩戴娇艳的鲜花作为头饰吗?
张程
春雨晕染开片片新绿、东风飞洒起阵阵香雪。鲜花娇柔,似乎佩戴在女性头上才是顺理成章的事。如今,古装剧中有男性簪花的画面,网络平台有货郎簪花叫卖的短视频,人们都以为是艺术的虚构。七尺男儿,也会佩戴娇艳的鲜花作为头饰吗?
其实,男子簪花在唐宋时期稀松平常。唐人重阳登高,折一枝山茱萸插在头上;宋代文豪苏轼去寺庙游玩,头上簪着硕大的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稍晚的陆游则在头上簪满细碎的梅花,在晴朗的春日漫步乡村,“归见诸公问老子,为言满帽插梅花”。可见,人无论男女都戴花披红。
那么,古代男人为什么普遍簪花,此项习俗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
(传)北宋苏汉臣《货郎图》(局部)
簪花迎春成风尚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崇尚自然,采择花枝簪在发髻、帽檐是最朴素的情感表达。两汉就有采花插于发鬓的习俗,魏晋南北朝逐渐流行。入唐后,簪花普及开来,上自皇室贵胄下至升斗小民,几乎人人都在头上簪花。鲜花易逝,头饰常新,“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所簪花朵以茱萸、石榴、蔷薇、牡丹、芍药、芙蓉、菊花、茉莉、梅花、棠梨、杏花等鲜花为主。
唐朝是重阳节定型成熟时期,人们认为茱萸可以辟邪、菊花可以延寿,因此假此二物消重阳之厄。茱萸气味馥郁浓烈,插在头上可以祛病驱邪,不过重阳节时早就过了茱萸的花期,人们簪插的其实是星星点点的黄色茱萸果,因此严格而言,遍插茱萸,并不能算簪花。同时,唐人也在重阳节簪菊花。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司空图“登高可羡少年场,白菊东边鬓似霜”,郑谷“强插黄花三两枝,还图一醉浸愁眉”等诗句都表明唐代男子喜欢簪黄白色的菊花。
大唐皇帝常在宴饮、雅集、朝会等场合向大臣赐花,臣下引以为荣。如唐中宗在立春时赐近臣戴彩花,众人之中,武平一所作应制诗最佳。唐中宗认为武平一虽年少,但“文甚警新,悦红蕊之先开,讶黄莺之未啭,循环吟咀,赏叹兼怀”,于是加赐彩花一枝,以彰其美。武平一便在幞头上左右各戴一枝嘉卉。崔日用心生嫉妒,乘着醉意,竟然来夺武平一的赐花。唐中宗看到,问武平一:“日用何为夺卿花?”武平一答:“读书万卷,从日用满口虚张;赐花一枝,学平一终身不获。”唐中宗哈哈大笑,向武平一赐酒一杯,传为一时美谈。
转眼到了宋代,簪花风俗大盛。每年春花绽放,大地变得绚丽多彩,宋人将自己装扮得俊俏靓丽,在头饰中插入五颜六色的花朵。簪花俨然成了迎春的仪式。宋代还将簪花定为王朝礼制,人们簪什么花、簪几朵花、谁先簪谁后簪,都有明确的规定。伴随着君臣簪花仪式,春天也在汴梁的朝廷登堂入室。杨万里有诗云:“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具体礼仪可参照《宋史·礼志》记载的朝堂上巳、重阳赐宴仪:“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除了重大日子,寻常朝会时百官也会簪花觐见,皇帝自己同样簪花。君臣头顶一片片鲜花,仿佛将花海搬上了朝堂,可在令人迷离沉醉的春日芳香中,商议的却是钱谷、杀伐的军国大事,实在有点违和。
上行下效,地方府州县也在立春这一天举办迎春仪和鞭春仪,官员们都盛装簪花出席,行礼如仪。《邵氏见闻录》记载了北宋的春天男女贫贱皆簪花的盛况:
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仕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
《赏心乐事》载“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曾巩诗“花开日日插花归,酒盏歌喉处处随”,写的也是宋人春日簪花的情形。人们所簪花朵比唐代品种更加丰富,首选菊花、荠花、牡丹、芍药、蔷薇、梅花、紫薇等时令鲜花。《梦粱录》记载“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这些卖花人辛劳奔波,保障鲜花四季不断,“四时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柏桂、罗汉叶。春扑带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扑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则扑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
宋人簪花最流行的品种,一个是洛阳牡丹,另一个就是扬州芍药。洛阳牡丹从大唐一直盛行到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芍药则后来居上,“维扬(扬州)芍药甲天下”。当时,扬州太守官署后园中有一株芍药花,红色花瓣上有着一圈金色的蕊,因此得名“金腰带”。曾在扬州任职的韩琦、王珪、王安石、吕公著(一说陈升之)四人在头簪“金腰带”所开的四朵芍药花后,先后官至宰辅高位。“四相簪花”便成了中国簪花史上的著名典故,对宋代以降的士人有莫大的感召力,是文人书画创作的常见题材。
这股天下“无人不簪花”的风潮,进入元代以后骤然降温。男性退出了簪花者行列,开始刻意与艳丽的鲜花保持距离。簪花习俗只保留在一定的社会阶层和特定节庆期间,比如《北京岁华记》记明代北京人元旦簪花:“小儿女剪乌金纸作蝴蝶戴之,名曰闹嚷嚷。节日间、新婚时,妇女簪花,有绒花、珠花、绢花种种,簪于纂上、鬓角上,偶尔亦有满头簪花的。少女则于端午节时簪艾、簪石榴花。”同时代的《余氏辨林》也说:“今京师凡孟春之月,儿女多剪彩为花,或草虫之类插首,曰‘闹嚷嚷’。”宋代那种全民簪花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
明代仇英《四相簪花图》
男子簪花有兴衰
鲜花或许是上天赐予人类取之不竭的装饰。花草象征美好,凝结着日月的精华、沾染着泥土的芳香的同时,也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一年之计在于春,春风里洋溢着希望、传递着奋进的气息,当把春天戴在头上的时候,人们也把美好与希望强化在了心底,情不自禁地筹划起生计、学业和家事。古人把春花簪到头上,希望美好的生活、锦绣的前程能同样降临自身。
簪花习俗之所以在宋代勃兴,是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折射。唐宋之际是中古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寒门庶族崛起,世俗的审美取代了贵族式的审美,在唐代迅速发展,于宋代成为主流。宋人信奉“万物皆有可观,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花一草,都可以寄寓思绪、表达情感。而中国人在之前几千年与草木相处中所积淀的文化内涵,为簪花习俗的盛行提供了深度支撑。屈原爱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白居易自称“紫薇郎”,周敦颐歌颂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先人们赋予各种花卉丰富的人文含义,将许多花草人格化,灌注特定的品德、情操,形成了中国式的浪漫花语。
人世间民俗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男子簪花的普遍化,更是在北宋社会宽松、包容的土壤中实现的。男子簪花既是个性的张扬,又符合社会整体氛围,在宋代司空见惯。黄庭坚《题刀镊民传后》记载陈留市有刀镊工,“无室家,惟一女七岁。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醉饱,醉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活得无忧无虑;陆游《赠道流》记录了会稽街市上的一个卖药道人,“醉帽簪花舞,渔舟听雨眠”,日子逍遥快活;张耒《明道杂志》则记录了陈州一名叫做王江的道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语言不常,有中理处”。宋朝化身一个真正的“花花世界”,花团锦簇,草木多姿,人人戴花、招摇过市。《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
每年孟冬,驾出三日,烧香太一殿,谢礼华,赐花,自执政以下,依官品赐花。幕士、行门、快行,花最细且盛。禁卫直至搠巷,官兵都带花,比之寻常观瞻,幕次倍增。乾天门道中,直南一望,便是铺锦乾坤。吴山坊口,北望全如花世界。
恐怕没有哪个时代能像宋朝爱好簪花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
簪花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有人喜欢簪花,自然有人抗拒簪花。北宋名臣司马光就不喜欢簪花,他在《训俭示康》中写道:“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及至新科及第,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也,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宋代思想观念的另一条主线是理学的崛起,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内向,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导致社会观念趋向保守。南宋以后,个性张扬日益受到摒弃,借簪花寄情言志、张扬个性的男子迅速减少,男子簪花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事实上,明清时就连妇女也少有戴花的了。
外露高调的簪花行为少了,中国人对鲜花的喜爱、对美好与希望的坚持却没有消减,而是消融在其他习俗中。唐宋簪花盛行之际,新的行当——花农出现了。当时洛阳种牡丹、扬州种芍药、成都种海棠……直至今日,鲜花还是上述城市的闪亮名片。
有种花的花农,自然有卖花的花市。南宋《舆地纪胜》记载扬州“开明桥之间,春月有花市焉”,居民围着卖花担,买得一枝春欲放。传为北宋苏汉臣所绘的《货郎图》显示,卖花男子幞头侧就簪着一枝花。离扬州不远的杭州,同样盛产牡丹,吉祥寺牡丹驰名天下。苏轼任职杭州期间,曾在吉祥寺绽放的牡丹丛中举办雅集。出席的53人都头戴牡丹花,“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
爱花之人,也有属于自己的节日。浪漫的“花朝节”便是在上述风俗中脱颖而出的节日,诞生于唐宋、流行到民国初年。人们设计了十二月花神,并在二月中旬百花生日这一天祭祀花神、赏红簪花、游春扑蝶、挑菜种花、晒福游园等,盛况空前。
宋代以降,簪花风气淡去,花朝节则发展壮大,成为与中秋节并肩的两大节日,合称“花朝月夕”。中国人在这一天依然簪花,照样无拘无束,坚守向善和追求美好的初心。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