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尹学良（1924—2009），广西武鸣府城镇人。1950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土木系水利专业。曾工作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黄河治理专家。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多项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评估。出版《黄河下游的河性》、《黄河口的河床演变》等5本著作。1997年获水
编者按：尹学良（1924—2009），广西武鸣府城镇人。1950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土木系水利专业。曾工作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黄河治理专家。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多项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评估。出版《黄河下游的河性》、《黄河口的河床演变》等5本著作。1997年获水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尹学良遗作《九天揽月记》节选
上篇可见：抗战时期的艰难求学
1945年年底放寒假前，家里为我完婚。结婚那天，我还在学校里上课。对此，我虽不太愿意，但家里人说已经订婚七八年了，小时候就订下的，不好推辞，已经耽误人家青春多年，再推辞也不应该。这是社会责任，我是这样想的。因此，我们虽从未见过面，结合完全是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办的，我也只好认了。这可能与我过分迷于上学、其他事情不愿分心去多想有关。到如今，夫妻相处近60年了，虽是老式婚姻，也还过得不错。好像是李鸿章在回应外国使臣讥笑时说过的：西方婚姻是一壶开水，过后就凉；中国老式婚姻是冷水壶放在火上，逐渐热起来的。这当然是一种遁词，但个中却也存有一些真实之情理……关于老伴，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她集中继承了我们壮家妇女的许多优点：勤劳，俭朴，贤惠，明理，热爱生活，吃苦耐劳，默默奉献。她用她毕生的心血去支撑这个家，去支持我的事业，使我在全力以赴地去投入工作时，没有后顾之忧。在她的呵护和精心教育下，两个儿子都先后考进了北大，受了高等教育，大儿子现在供职于美国。小孙儿18岁就被推荐入美国康奈尔(cornell)大学上学，第一年给他的奖学金为1.7万美元，该校是美国东部几所大名校之一，在全美也属名列前茅的大学。如今，不仅大学毕了业，而且攻读完了研究生学位。
读高中时，我虽然不再需要听数理化老师讲课，有些老师还要在课前向我讨教，但我从不旷课，更不在课堂上给老师难堪，我也从没向别人说某老师向自己讨教的事，我必须维护老师的尊严。同学们问我功课，我必定仔细解答，从不嫌弃别人，不给别人说一句难受的话。我从来没有解答不了的问题，但我从不骄傲自满。因此，我的同学关系是非常好的，和老师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非常好的；这种情况一直到读大学以后仍然一样。
高中第六学期，我开始自学大学功课了。但那时所能接触的大学书极少，老师们经过颠沛流离后，藏书都没有了，书店、图书馆还没有恢复。到校图书馆去翻，只剩残余几本书，还没开箱整理，而且都是1937年以前买的小书，可能还是20年代的书呢。我学了《静力学和水力学》《材料力学》《微积分》等书，其实这些书都不能说就是大学书、大学功课，但当然也是大学课程内的东西。条件有限，只要能找到比自己所知高深一点的书，我都拿来学习，从中获益，开阔眼界。
高中将要毕业时，有位老师问我上大学要学哪一门。我说数理。他说，学数理是高深，但目前国内用不上，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当教师；还不如学土木工程，什么工程都能做，保证能找到事干。他也是学土木的，还没毕业，临时到我们学校来当教师。
我信了他的话，以后我真的学了土木工程。
此时，我决心要到上海去报考北方名牌大学。有位家住广州的同学说，到广州先到他家，再乘船北上。我当工读生，拿一份工人工资，每月几十斤糙米，食用后不剩多少了。毕业后学校让我兼管图书、仪器，帮整理各种资料，拿职员工资。这时候，我两次去南宁，准备下广州，都没有去成。主要是南宁到广州的船不定期，还没有确切的开船日期。身上总共只有很少的十多元钱，办不成什么事，如果去广州恐怕就花光了。即使这样，我觉得无钱也不可怕，既然能在广州有了个落脚地，能住得下去，再设法打工，积了钱再北上。并非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过去多么艰苦、危难都闯过来了，也都活下来了，我还怕什么?南宁的同学让我把钱先存下来，一个月利息百分之十，我的十块钱真的变成了十一块。可是，那时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极快，这种增值没有用。正好在这时候，桂林广西大学出通告，在南宁设一个招生点。我知道要是下广州再去上海，确实有困难，很可能耽误很长时日，错过招生时机，到头来损失就很大了。于是我改变了主意，报考广西大学土木系。报名、考试后，我又立即赶回武鸣高中，继续供职。
▲武鸣高中
也正在这个时候，县里打算保送五名学生去读桂林师范学院。而且这所学院即将搬到南宁，改称南宁师范学院。五名中，有武鸣高中的，也有南宁高中的。我考上了。到南宁统一复试时，数学题没有写明是代数、几何或三角、解析几何的门类，于是每道题我都用至少两种方法解答，各种求解方法的答案都相同，自我肯定是对的。考完出来，同学们都来问我。我反问他们答案如何，从而知道了他们大多或者没做，或者做得不对，几乎全得零分。结果，武鸣县保送的几个人中，只有我一人考上。我选了读数学系这个专业。
师范学院一年级新生在南宁开学，而广西大学尚未出榜。我到师范学院注册后，借故说家人有病要请假，学校准假20天。我仍回武鸣高中继续供职等候。20天满了，我只好到校上课了。师范学院能公费食饭，不用愁生活问题。在这里，周围的楚楚学子，可真神气，我虽衣裳破损，其他却没有任何值得自卑的。人家已上了20天课，熟知各方面情况，我却生疏得很，感到有些孤独。主要是人家都讲北方话，可能是老师多是北方人，同学中湖南、江西的也多，桂林以北的人也愿意学北方话。从广西官话转讲北方话，对我来说又是一关。正像在南宁刚上高中时要改听讲广东白话那样，我好几天都不敢开口。这次，偏偏又重复了上南高时，在班会上第一次开口讲广东白话的事。师范学院数学系一年级学生，有一天开班会，为了决定班级编号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一派说要按进校年份算，那就算46级(1946年);另一派说按毕业年份算，那就算50级(1950年)。双方阵线清楚，都振振有词，都很有道理。后来我站起来，第一次用北方话讲：你们这种争论是没有用的，学校本部还在桂林，学校怎样定我们就怎样叫，我们能自定吗?即使是由学生民主决定，我们的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同学都在桂林，我们能自定吗?听了我的发言，大家一声都不吭了。给大家的印象是：看来这个衣裳破损的、瘦小的、初到还不太会讲北方话的同学，思路还是很清楚、很正确的。
不几天，广西大学发榜了，登在报纸上，我榜上有名。我不好意思对学校说不愿意读师范，也不好说不再来了。因为我对该校风气、学习环境印象都是蛮好的。我对学校只好说因家庭问题，我还要再请假。办理批假的那位老师很敏感，直接说我是考上广西大学了，并拿出报纸给我看。他还说你要离校，我们不反对，但不要看轻我们这个学校。我说不是看轻，而是很看重，只是我的志向不同而已。他不但给我办好了离校手续，还给我开了肄业证书。只几天，就这样关心我，并开了肄业证书，我真感激不已。
我转回武鸣高中继续工作。校长教师也很欢迎我、关心我，给我工作，给我工钱。然而，要到桂林去上大学，光靠身上的这十多元纸币，自然是不够的。
广西大学要开学了，我又第三次踏上去桂林的路。两年多了，这次再走这条路，心情极为复杂。前两次上桂林，经历了许多磨难，缺衣少食，打工流浪，漂泊不定，尝尽人生甘苦；今天又上桂林，是从一个流浪儿变成大学生，真是悲喜交加!但无论如何，我是走上了新的搏击战场，要更加努力去战斗。前面，我乡除了两位老前辈上过师范学院外，这回，我成为全乡第一名上大学本科的学生。
广西大学当时校址设在桂林良丰雁山公园里，我是1946年入学的。1996年回忆起当年新生入学的情景时，我填了一首《鹧鸪天》,以补记其事云：
鹧鸪天(当时校址在良丰雁山公园内)
雁岭弦歌绕复徊，太学迎得众英来。
共申忧国怀乡愿，苦炼经天纬地才。
五十载，曝形骸，腾翔搏击竞礁崖。
燕然勒记鲲蛟志，燕岭桃花万里开。
▲鹧鸪江旧校址，师生在谷垫围成的教室中上课
1946年秋到桂林上了广西大学，先在校本部将军桥报到面试。系主任亲自面试，先问英语题和一般问题，接着问静力学，问桁架力学分析等，这些正好是我自学过的，答得很干脆准确，他很满意。接着，又问我还学过什么，我说学了微积分等，他听了笑笑。以后，他曾对同学们说，这届学生中有根底很好的同学。
正式上课之前，先办新生训练班，各系新生一起听课。校系领导介绍学校情况、学科情况，还请教授讲学科发展形势，谈为人之道等。训练大约搞了两个星期。真是大学!我们正像走进大宝藏的殿堂，进门后先浏览一下珍宝目录，了解一下宝藏分类，怎样到达那里，求学应有什么态度、精神，等等。短短十几天，使我们从只见一树一丘的平地，上升到了天空，一望千里。大学啊，这就是大学!
训练班结束，一年级同学都到良丰校分部，住在雁山公园里。正式上课了，上课的教室就在对面山坡林区内。此处也是两年多前我曾想就读的桂林高级工业学校所在地。旧时，这里遍山的教室、宿舍、工厂和商店，掩映在青山碧水之间；如今，经日寇践踏，只剩下少许刚修复的、孤零零的房子了。雁山公园那边的房子修复得较好，校分部办公室、学生宿舍都集中其间。我们土木系新生宿舍称为“红豆院”。宿舍背靠一座高而小的石山；左有相思洞，可以穿过洞到后边去，洞下有相思江流过；前面隔一小路，是一个百多平方米的小湖，湖心有个小岛，岛上建一亭，湖称鸳鸯湖，亭叫鸳鸯亭。相思江绕过湖左边向前流去。湖的那边是梅园，遍种梅花；再过那边去是桂园，遍种桂树。鸳鸯湖的正右边，是一个大湖叫碧云湖。湖面建一大宿舍称碧云榭，供电机系两个班同学住在那里，宿舍两边由九曲桥连到岸上。湖对岸为红楼，机械系等同学住在这里。楼后又是一座高而小的石山。红豆院右侧，山与湖之间，有路引向山后的其他宿舍和食堂。我们的红豆院很可能就是公园里最优胜的地带了。而最热闹的地方，当属由梅园向左，过相思江、过相思桥后到出大门之间的地段。
▲桂林广西大学景观。
▲桂林广西大学学生宿舍。
上学后，我首要的问题是生活来源的解决。来校前，我请乡里开了一张家庭赤贫的证明，从而获得了学校公费待遇。其实这种费用是很少的，而且常常是拿不到手的。当时已经进入内战阶段，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对教育无暇顾及，因而学生也常举行反饥饿大游行。后来通过同学的关系，我在苏子注先生的医药研究所里当了一份工役，拿一份工人工资，这就是我的整个衣食来源了。研究所可以说是有名无实，没有什么高级研究人员，只有两三名技师，加上一两位技工。好像只有一次养过三四头牛，试验性生产过一些牛痘苗。这个所职员平时几乎都不来上班。记得1946—1949年即抗日结束到解放战争胜利期间，人们只能领到些微薄工资，艰苦度日而已。而且因为货币贬值，每领到工资得赶紧上街换成银元，以防纸币贬值。所里领来的“美国战争剩余物资"的仪器设备倒不少，都关在房子里，我每星期都要去所里几次，做些工作，清理清理这些设备，也算尽尽责任了。有时还要帮所长、所长太太(出纳)出去买东西。他们待我很好。从研究所到学校，路不算近。这个研究所地址就在叠彩山木龙洞过河的荒地上。可能是搞医药研究的，要远离闹市，以免传染吧。
到校后，我立即查找周济过我的沈崇锦老师。她还在，正任校分部的女生部主任，专管理女生的。据说她不很受人欢迎，因为她管得很严，不让男生去找女生，不让女生自由散漫。在人心浮动的年代里，罢课、游行示威的学生，往往先从这些人中去找打击对象。她是我的恩人，她和丈夫两人待我很好，所以我也经常去看望他们。他们的“严管”思想可能会影响我一些，但我有我自己的独立思维，即使有所影响也不会太大。
1946年秋天我到大学后，乡里的教师和乡村官员给我筹集捐款，共得4元多钱；我爸又借得4元，一共8元多，寄到学校来给我。这当然不是我的所求，现在，我靠自力更生生活已经勉强过得去了。8元多钱，这表现出多么浓浓的乡情和深深的父子之情啊!我非常感谢乡里的老师和朋友们的关怀和支持。他们的工资也很微薄，要为我的求学而捐出几角钱，就很不容易了。支持穷困学生上学，这种情意和精神是很高尚的，特别是在那个多灾多难的穷困时代。对那张随信寄来的乡亲们的捐款名单，我保存了好久。我父亲寄来的4元，当然也极不容易。我22岁了，未能为家庭分忧，未能赡养父母，还要老父母为自己儿子去受苦难，我是非常难过的。我家不是富裕家庭，父母兄嫂穷极困难，度日如年，还要为我上大学而节衣缩食，去忍受更多的苦难，想起来实在很内疚。
我把家里寄给的四元钱买了一支国内生产的最便宜的新华牌自来水笔，它也是我生来用上的第一支自来水笔。在此以前，我使用的都是蘸水钢笔。我知道，它虽轻轻的，但其情意却是很重很重的啊!我每次拿起这支笔，总有一股激励的力量，在推动我去顽强奋进!整个大学期间，家里能支持我的就是那么一支自来水钢笔，但已是很不容易了。
大学第一学期，有一次我去桂林东北面的百面山，去看看曾寄居过的警察训练班。真是沧海桑田啊!那里已恢复为原来的一般土山坡，什么痕迹都找不到了。我又找一位愿意跋涉游览的同学，一起到秧塘去看望那位廖英先生，是他在1944年春介绍我去当小学教师的，因此，我才有幸脱离了当警察的命运；我非常感谢他，想念他。可惜在秧塘乡南边的廖村，没打听到他的下落。其实经过两年多的战争灾难，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了。这次在桂林访友，我们走的路是定了个大方向就一直走过去，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而不是先向北走进桂林，再转西南去秧塘，顺老路走。这，也许是我长期奋斗而养成了的一个特点——总想找到新路，找条捷径。
和同学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逐渐被别人认识了。我的外表很惹人惊异：在一批衣冠楚楚的学子中，独有一个衣衫破烂的、捡别人丢弃的烂鞋来穿的、个子又矮小的土佬，这当然是很显眼的了。冬天脚冷，我捡一双大鞋套在我的破单鞋上穿。为了御寒，什么都不怕别人见笑。可是，班里的同学也终于看出我的内在东西。对人和气，功课不错，喜欢替人解难等，因而都对我很不错。
第二学期，全班同学选我当班常务。按当时习惯，班里设班代表和班常务等职。班代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班长，主要管外务，内务也管一些。班代表每学年改选一次。班常务主要管班会内务，等于副班长，管理班会，一学期选一次。班会还有几名干事。这一次改选，把我也选上去了。系学会和校学生会每年都改选一次，但四年级同学因快要毕业就没有被选举权了。第一学期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学期当班常务，二年期(第三、四学期)我当班代表，即班长，一直当到毕业；二年期(第三学期)起，我被选到系学会中和校学生会中任职；三年期我当系学会主席。
抗日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工运、学运、农运风起云涌。桂林各界学生也经常停课、罢课、集会、游行。我进大学本想安静地读书，将来为国家、为社会效劳，也是时代使然。但当时，内战激烈，同忧国事，学习也就无法安然了。
▲广西大学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1947年六七月我一年级结束，从良丰搬到将军桥校本部来上二年级。到校本部不久，校学生会选举，土木系的同学推举我为候选人。竞选真是如火如荼。别系的候选人可真卖劲。但我不想在政治上努力，没有亲自出面竞选，没搞什么发表演说之类。结果却出乎意料，这一年一度的全校大选，以我的选票领先而结束。我得三千多张选票，第二名比我少千多张票。为什么我的选票如此之高，至今我也弄不清楚。很可能政治上的两派，都认为我这个执中庸态度者，对其不会有害或者还可能加以利用；另外，我的人缘较好，也为一般中间派所喜爱，这可能也是个重要原因。总之，都认为我能为同学们办事。对党派之争，那时候我知道得很少，也不想走政治之路，这的确是我那时的真实思想。再说，到二年级我同时还是系学会干事和班代表。这样，除了搞好学习之外，其他活动已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同年九十月间家里来电报，说老母亲病重，我赶紧请假跑回家。到家里，老母亲躺在床上，已经气息奄奄，睁开眼说了声："小儿回来啦!"二姐、三姐、哥、嫂、妻都侍奉在床前。我跪扶在床边，失声痛哭。当晚，母亲一见我回来，就安然仙逝了。看来，老母亲已经苦苦等我很久很久了，终于等到能见小儿子最后一面，然后再离开人世。大姐因为家贫体弱早先死去，没能奉送老母，怕母亲过分悲哀，我们大家一直都瞒着老母亲，不把大姐过早逝世的噩耗告诉她。
给母亲送葬后，父亲告诉我，说前时一位大官到武鸣县来，在县长、县政府及公众欢迎时，拿出十五元钱给了县长，交代县长转给我母亲。那位大官说我家贫穷还能拼力送子上大学，精神难得，请拿这些钱给我母亲治病用。后来，钱经过乡里转到了家人手里。大官给钱那时，是我母亲刚刚病倒，或者已经病了好久了，我就不知道了。不管怎么样，据家人说，我母亲从染病到逝世，实际上一个医生都没找过，一副药也没服过。拿到的钱，也可能被花销到其他更急用的方面去了，家中贫寒，就只好这样了。但对此事，我是应该感谢的。
老母亲虽然死去了，直到如今在我的心中，在我的感觉中，母亲始终是活着的。母亲也同我一样，当我每次离开了家庭，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盼着我，等着我。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在我小时候搂抱着我，给我喂水、喂药，冬天晚上，我蜷曲依偎在母亲怀里取暖，白天跟着她下地。——这些回忆起来的往事，都历历在目。记得离开母亲上学时，母亲送我到村口，母子依依不舍，我也几步一回头。上初中三年六个学期，生离母亲时间多漫长啊，我经常整夜暗自垂泪。如今我已快80岁了，每想起亲爱的母亲，总觉得老母亲仍然站在家里看着我，盼着我，想着我。母亲啊，您没有走，我经常在梦中和您在一起。
这次因母亲病重请假回家，临行前有位南宁大商家出身的同学，叫我回校时经过南宁顺便帮他把自行车带到桂林，并答应我，从家到南宁的汽车费、从柳州到桂林的火车托运费由他负责，其他路费我自负。这样，我从南宁到柳州不必走路而可骑自行车了，以车代步，这不仅可以节省不少费用，而且又给我一个沿途观光的好机会。我从南宁一直骑自行车到柳州，那部单车安有摩电灯(小发电机),我日夜兼程地赶着路。当我骑车过昆仑关时，特意浏览了昆仑关胜景。我沿途看了很多东西，也算开了眼界，受益匪浅。到柳州我把自行车托运过后，就坐着火车直上桂林。
1947年秋，曾义春同学也考上广西大学机械系。当时我是二年级，在校本部上课学习。他是一年级，还得到良丰校分部就读。有时我们相互邀约到桂林来玩玩，相见极欢。我俩高小同班，初中前期同班。我初中休学一学期，高中又休学一年，他倒一帆风顺。现在他比我晚一年上大学。看来，他受到“家贫难上学论”的影响冲击不小。结果高中毕业后回乡，在我们母校寺圩高小当教师。后来，也可能受到我的影响，看到我居然上了大学，不能不惊讶而奋进。如今，已考进了广西大学。再后来，我上大三或大四时，我们高小同班毕业的同学林可明也考上了广西大学，到桂林读书来了。他在初中、高中时被耽误较多，经过奋斗，最后也终于上了大学。看来，我们乡里的这一代英豪，都各领风骚，各有悲欢逸事。
在学校中，每个时期我总有几个很要好的同学。有时要好到可以拜把兄弟的地步，但我们总没有往这个地步去发展。我们坚持君子之交淡如水；好同学相遇，要么敞开心扉，高谈阔论，要么共同漫游，或者一起去游泳。我们这些意气相投的好同学，很有节制，从不忘乎所以。从不上茶馆、饭店、游戏场所，不海聊无度。我的经济虽极度困难，但我从不向别人，包括向好同学伸手，别人也很理解我这种性格。我平生宁可冻饿也不乱收别人之所赐，这是我的一贯思想。正因如此，我和很多同学们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这个时期，我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饿极了，但由于底子薄，身体健康基础相当差。有一阶段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很难入睡。好心的同学规劝我，说晚上不要再多用脑子了。于是我下定决心，每晚9点钟就睡。尽管寝室里三个同学中，每晚他们两人都在用功，我到时候自己却早早入睡了，俨然像个大懒蛋。但我的功课不成问题，还能应付同学们的询问，各种询问我总是能给予圆满解答。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从没买过糖果和点心吃；1950年到工作岗位，一直到1956年仍然如此。不吃糖果零食已经成了习惯，不想吃，甚至有些反感。1956年家庭搬来北京后，才慢慢开始吃一些糖果。经济困难，自然没有条件上馆子点菜，也成了习惯。即使到现在，工作五十多年了，年纪也已经老大，仍然没有上馆子去点菜、炒菜的习惯。有人说我抠门，其实我是穷惯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富过，因此，“抠”,还是需要的。俭可养德，我信奉这种人生哲学。
20世纪40年代末期，学校的活动很多。停课、罢课、游行示威，持续不断；校内学生会、系学会也经常有事。功课能上的我就赶紧去上，因为，除了当学生，课后我还有一份工友的工作要去做，即每周都要去医药研究所办点事。虽然所里工作不太紧，但我拿人家钱、做人家事，总要做好一些，何况，我又不能天天都去所里，因此，每去一次，总要做多一些工作。此外，根据我的兴趣，我还要尽量抓紧时间多学些知识，不能仅限于课堂上讲的那些。图书馆经战火洗劫后存书已少得可怜，而且要等修理建房后才能开馆。我只好看看借得到的极少的一些书籍。有一次，从旧书摊买到一本老的《最小二乘方法》,读后感到道理很深奥，很难掌握，于是再重读一遍，仍然不行。再后就分节分段读，先读一、二、三节，闭书反思，如果掌握不下来，则再读一次、二次，如果能掌握了就转读二、三、四节，如此循序渐进，直到全书都读通而掌握了，才算完成。这是我碰到的最难读的书，虽然该书并不是很厚，花的工夫却最多。我读古文、诗词用的也是这个方法，更重要的是能经常反复复习。一个人走路，我就一边走一边背书，背诗词，复习功课。我读书的方法就是这样形成的，其概要是1、2、3,2、3、4,3、4、5,4、5、6——如此去递进学习。归纳起来，也就是预习、学习、复习的多次反复，务必弄清并记下各部分的精髓为止。除了诗词之外，我都不背书，什么原理、定理、推理我都不背。只要掌握住基本道理(如公理就是我们公认的简单道理),运用正确的方法，就能自己导出定理、推理来，再用简单、正确、确定的语言表达出来就行，不必去死记硬背。这里面，已开始积淀了简单、正确、确定的数学语言这方面的内涵了。
这段期间，我还找到些零碎活路做，只是不算多。例如一位同学邀我去帮一个天主教堂测量宅基，得到一份劳务费。当然是很微薄的，这也是我拼命谋求生存的一个部分。虽然我的熟人、有钱的朋友很不少，但我从不向别人伸手求助。
1948年秋，我上三年级时又被选进校学生会，同时被选为系学会主席，还当班代表。这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土木系教授王朝伟，兼任校分部注册部主任，和一位英语教师在安排课程上吵了一架，并动了手。到底谁先动手说不清了。于是先是校分部沸腾了，接着校本部也沸腾了。各班各系都广贴大字报，要驱逐王朝伟，打倒王朝伟。在当时，游行示威不断，不少事件都是从学校官员身上开始的，校长、教导处、训导处是主要对象。王朝伟被打倒是很自然的。我们土木系四年级的同学，对王朝伟印象也不好，主要是他教的结构力学过严。实际上，他在校分部任注册部主任，和我们四年级同学是不相干的。如今，四年级班会也写出打倒王朝伟的大字报。我找了一、二、三年级的班代表和班常务，还有系学会干事一起商量。我说，从形势上看，打倒王朝伟的官员身份是势在必行，但我们要尽量爱护、保护我们的教授。三个年级的代表及系学会干事都赞同我的意见。于是出现了土木系学会不表态，一到三年级各班也不表态。四年级同学曾私下向我警告，要我表态，否则连我也要打倒。我把意见和他们谈了以后，他们就不再有进一步的活动了。接着我们找到王朝伟教授，让他辞掉校分部注册部主任一职，专门当我们的教授，其他事就由我们负责了。王教授这时已经焦头烂额。他会想到，大字报、广播声，口口声声要打倒他，而全国内战正酣，要是被广西大学驱逐，后果如何设想。想来想去，他心里确实觉得不是滋味。王教授听了我的谈话，也只好认了。由于土木系学会及其几个班对他的事都不表态；别系同学问我们，我们则私下宣传要保护老师的想法。这事大约过了两三天时间，事态平定了下来。王朝伟成了土木系的专职教授。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王朝伟教授还被提升成为土木系的系主任。
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年代，我们这样做，会有人说我们是逆潮流，甚至会提到反革命上去。但在当时，对全国特别是我们偏僻的广西来说，轻易地驱逐一位教学严谨的好老师，会给教育事业造成很大损失的。
王朝伟教师个人对我不错，在这件事中，我是否出于个人情感呢?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我从保护、爱护老师出发却是实情。我不能从个人出发，带动几个班和系学会盲目而动。应尊敬教师，这也是起码的做人标准。经过做这些工作以后，全校各系、各班都接受了我们的处理方法，说明这样对待王教授是正确的。
这事以后，学校学生会也开展过爱护老师、慰问老师的各种活动，捐款、买点心、食品送给老师等。我除了对系里的老师这样做以外(我是系学会主席),也代表校学生会慰问外系和基础课的老教授(我是校学生会干事)。这类活动，其目的主要是揭露国民党要战争不要教育，不顾老师的贫苦艰难的罪行，和当时的反饥饿斗争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三年级下学期，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1949年4月南京政府逃到台湾，政局更急转直下。广西国民党政府也瘫痪了。大约五六月份，有同学说，我们系主任要去台湾。我赶紧找一位同学一起到系主任家里去，和他说了很久。我们说，共产党马上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这个日子快要来到了。共产党不歧视知识分子，而是欢迎、需要知识分子的。我们不替国民党当走狗，不与共产党作对的，怕什么。我们劝他放心留下来，继续做我们的系主任，不要再去走过去那种颠沛流离的悲惨道路了。他仔细听我们谈也和我们融洽交换意见，主任夫人也过来一起谈，最后他表态决定不走了，这时我们才高高兴兴出门告辞。可是第三天听到同学说系主任已经走了。我赶紧跑到他宿舍去看，已是人去楼空，心中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对他的表态估计错了，否则我们可以动员更多的同学甚至全系的同学去挽留他。当然我们不会强迫老师的，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是能够打动他的。三十年过去后，80年代末，我们有同学到美国去，曾登报寻找他，果然找到了他。我自己也反复思念他，不是为了我们之间有什么个人来往关系。在那个年代、在广西，能多挽留一位好教授或聘来一位好老师，意义是很重大的。
1949年下半年，广西国民党政府瘫痪了，学校无法再上课；医药研究所关门，我失去重要的生活来源。6月，学校提前结束学期，提前放暑假。我为了活路，随同学跑回南宁，设法找份工作，以便活下去。和我们一起跑回南宁方向的人真多，前面有一大批同学在路上遭到土匪劫掠，行李全被抢被烧，连身上的衣物都被剥下来拿走，女同学也逃不脱。我乘的车半路上出事故，差一点儿翻下了山坡，我们险些丧命；这个“事故”使我们远远地落在后面，而躲过土匪的劫掠。这次经历，也算是捡了一条命和躲过了一次惊扰。
回到武鸣，我找到当时的武高校长，要求找份工作做，他答应下学期开学后就让我来当教师。然后我又回到家乡，找到了寺圩乡在国民党县政府中的头面人物，对他们说，共产党肯定就要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了。建议组织寺圩乡搞独立，叫共产党的游击队回来接管乡政府，原乡政府人员仍然继续工作，马上切断从府城到武鸣的公路交通，实行免除征工、征夫、征兵、征粮等政策。他们说这是件大事，得再考虑一下。接着我回到寺圩乡。乡长说，欢迎我回来主持乡政。我说我并不是想当乡长，希望他们很好考虑。看来他和县里的几个人联系过，但没有结果。这些国民党官员，到了非常时期，仍然不识时务，这是他们的根本立场所决定的。终于在解放战争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日子里，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我回家，看到家里的贫穷惨状，实在待不下去了。为了解决家庭困难，我跑到隆山县(现马山县)同学家，打算借些粮食给家里度日，可惜没能借到。回家后只好转去武鸣县城，到武鸣一中(初中)找何亮校长求份工作。何校长马上答应，叫我立即到学校来协助筹办招生事宜。于是，我到明秀园去当上了武鸣一中教师。不久有人告诉我，说我回寺圩说服乡当局独立的事，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知道了。
不少同学暗地邀我上山参加共产党打游击，我说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我才挤进去，占一份“功劳”,不应该了。在这里，我不上山，也能为游击队做些事。因为那时，在我们乡里，我已能讲些话了，人家也能听得进去，我也不怕遭受什么暗算。游击队到一些财主家借枪，这些财主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交出去算了，留下来反而不好。其实，那时候，我们北区的游击队活动不多，也很少打仗。国民党的县民团主要在南区伊岭乡和中区邓广乡一带与游击队打。从南区抓来的游击队家属，有一次就关在我们学校里，被关家属的家人来看望，就常在我的房间内休息、吃饭。
一个民团的营(或连)长背着冲锋枪到学校来看望我，他叫尹光庭，他家离我家约6里地。从前我们没见过面，不认识，我只知道他在外边当什么军官。此时，他正带兵在南区围剿游击队。他说，跟游击队打仗真没意思，不打不行，打又打不赢，心中感到烦闷。我告诉他，你带自己的部队，趁夜间从围剿游击队的战线上拉出，到寺圩乡投奔游击队去吧。以后，他真这样做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和一位教师乘解放军军车，去锣圩看剿匪，正好碰到尹光庭。他仍背着冲锋枪，对我说，当时和我分开后，就设法拉部队回寺圩投奔共产党，果然成功了。经收编后，当了共产党剿匪部队的炮兵营营长。他很感激我当时对他的忠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荣获复退回乡了。自从在锣圩与他见面后，我们始终没再见面。据乡友尹汉辉同志说，当时尹光庭突然回到寺圩，部队驻扎在蒙村祠堂里；游击队力量小，也不敢动他们，他逐渐地和游击队接上线，最后就起义参加了游击队。人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缘由。尹汉辉还说，“文革"期间尹光庭被打死了。这是不应该的。
我在武鸣一中上课任务较重，教一个班的算术课、一个班的几何课、一个班的物理课，还当新生班班主任。一般学校历来女生座位都安排在教室的前排(那个时代，女生少),而我在排座位时却打破了这种传统，按照女生的要求把她们安排在中间。这竟成了校里的新鲜事，学生墙报出了号外。那时学习秩序差，我规定如果不交作业我就不上课，还真为此停课了一次。这一着，学生墙报又出了号外，说老师罢教了。这样做，对扭转下滑学风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教学方面我是很认真的。物理课没有演示、试验仪器，我自制几种小仪器给同学们演示，大家都感到很有兴趣。校长的大儿子当时已上高中，对我的工作也非常喜欢，非常支持，经常来帮忙制作教具，说这对他也很有启发。
同学们对我很好，经常到我房里谈各种问题，女生也经常成群结队地来。我不感到自己是老师而是他们的兄长。有的学生家里有坏钟、坏留声机之类也拿来给我修，我也尽力而为。记得有一次帮一个同学修了留声机，他还拿了一张义勇军进行曲唱片来试唱，我们一边试机，一边跟学唱，快乐极了。其实，当时这首歌已被定为新国歌。这种十分融洽的师生关系是长久的，后来我到北京工作，20世纪50年代后期不少过去的学生和同学考上了北京院校，又经常到我家来，过节就集体来过，家里热闹非凡。开始时，有武鸣一中的老师来信，说某某同学(我当班主任时的学生)要来北京上学，他家庭困难，叫我就近帮扶。我当然爽快地答应了。此时，我每年都寄些钱回去，给邻村上高中而家贫者，帮扶他们上学。如今，家乡人要来北京上学有困难，我当然更应该帮忙了。但这位同学很坚强，到北京后我们经常问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就说，他却一次也不曾提出过。其他不少同学也经常来往，和我们就像一家人似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这种珍贵的师生关系后来不断扩大，不是我的学生、不是我们县的同学，也都称我做老师，并经常到我家来。后来我家频遭磨难，家庭经济很差，再没有能力支持别人了，不少青年学生还是喜欢跟我们来往，他们都对我很好，经常到我家走走，直到目前，仍然如此。我，当然不是什么桃李满天下，我教的学生并不多，但有那么多的兄弟、朋友相互关心，相互往来，这也是我个人和家庭难得的最大幸福。有一次，一位同学从安徽来信，说要向我借10元钱。因我急着要马上出差，到武汉“长办”招待所住下后，我立即去一个小邮局把钱寄出去给他。后来没收到他的复信，不知他收到否。过了很多年，再次出差武汉又到该招待所住下，偶然记起过去曾在那里寄过钱，顺便进该邮局去问问。邮局问清是寄10元到安徽的，服务员就拿出钱来还给我，也没要我什么证明材料，好像也没看什么工作证之类，我猜可能那10元钱因投递不出而退了回来，已压得很久了。真遗憾，那位同学(好像是外县的，不是武鸣县人)不知怎样了。我一直都惦记着他，没能及时帮他排忧解难，心中一直感到很内疚。素来，我拿钱给别人，从不再想要人家归还，因而我从来当然也不去记账。这次，因那位同学在安徽的住址不固定，才留下一个究竟收到了没有的心思，也才发生过了几年我才去查问的事情。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的邮局工作人员，作风多么可敬!
有一次，在一中教学期间，武鸣高中的同学曾派代表来请我去教他们的数学，说他们的老师教得很不好。我本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再说这也可多得些钱来养家和积蓄一些以便继续上学。但我心中不踏实，便问他们向学校说了没有，他们说没和学校商量，还说不用和学校商量的。我立即说，那可不好，不能因找到我而打倒了一位老师，让他丢了饭碗。我一再给他们讲清其中道理，最后终于谢绝了他们的要求。
何校长一家笃信基督教，每星期天都要上教堂去做礼拜，何夫人叶老师(当时是著名的英语老师)经常邀我一起去，我随去了一两次。确实，我不喜欢信教，以后就不再去了。他们一家待我都很好，曾请我去他家过节吃饭。他大儿子常到我的宿舍，看我自制什么物理教具等。后来我到北京工作，他上广州艺术学院读书，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还经常来信。可惜他英年早逝了。
1949年12月初，武鸣县城解放了，学校暂时停课，我就趁机回家看看，到乡里看新政府。那时游击队也回来了，正加紧收缴民间零散枪支弹药，让地主富户交粮等。当时我曾主动参加工作，我和另一名游击队员到大杨村的大财主家通知交粮。他是寺圩乡有名的大富户，可能是数一数二的。当时，地方上的土匪、国民党残余、旧社会残渣余孽等活动还很猖獗。我们二人虽都带着枪去，但来回都得非常小心警惕。我们抄小路走，一路上很多人都站在山坡上瞭望，看寺圩乡方向究竟有什么事。在我们经过的地方，不少人都认识我，而更多的则是听到我的名字后才知道。这个地主的儿子，曾是我们寺圩高小第5班的同学，这次没有看到他。到了地主家，地主极力要求减少交纳数字，我们自然不能答应。当时在广西大学比我高一级的仙湖乡一名同学也到寺圩参加工作，他究竟是毕业后回去就参加了游击队，或者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参加的，那就不清楚了。
哥哥在抗日战争时捡到一颗手榴弹，放在家里十多年了，我让他赶快交上去。我三姐夫家里有支枪，我也让他交上去。三姐夫听我的话，也很快把枪交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下大军有些部队就驻扎在学校宿舍和教室里。部队经常来邀我们去玩，叫我参加一些座谈会，这时各种活动还是不少的。后来，我接到上级通知大学要复课，并让解放军用军车护送我们回桂林复学。我赶快领出工资——每月几十斤糙米，拿到市场上卖了换钱，连家也没能回去，就赶到南宁去集中。记得当晚到南宁，第二天凌晨就到部队军营，军营供应早饭，吃了就上车赶路。四十辆军车真是浩浩荡荡。军车是用篷布包盖的，一路上人都闷在车篷内，坐在车厢的底板上。当时，路上还有国民党残余匪帮骚扰。对付那些土匪，军队当然不怕，但我们却很害怕，只闷着坐车，连话也不敢大声说。据说车队过迁江北边时打了一阵枪，不知是真是假。车队从南宁出发，经宾阳、迁江、柳州、荔浦、阳朔直到桂林，一连闷了几天，才回到了学校。学校变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声不断，学校充满了新气象，师生十分喜欢。我到校后，立即参加到秧歌队里去排练、表演，出外宣传，到桂林市去参加会演等，同时积极参加各类学习班，学习改造旧思想，反对个人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新的思想、新的人生观。按说这时我已是第四年级第一学期末了，但实际上功课进度还只是上三年级末的。当时不少同学思想动荡，离校去上新成立的军政大学。有的还邀我去，说广西新解放，需要大量干部；说什么学技术不如出去当干部等。但我仍坚持留下来了，不愿意走那样的捷径。有留校同学谈起几个月来他们留校迎接大解放，开展如火如荼的护校斗争的经历。听了这些介绍，我不免感到自愧。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为了找碗饭活命而离校走了，不能参加这些护校斗争，回想起来颇感遗憾!
不久，四年级学生会改选，我不再有系学会和校学生会的被选举权了，但仍被选为班代表。旧历新年期间，由于治安不好，道路不通，寒假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留在学校。趁此机会，请得学校拨一些伙食费和旅费资助，就在除夕那天我带领全班同学，到兴安县城湘漓分源的灵渠，进行测量实习。出发前，我苦苦地请了一位教授同去指导，那位教授最后是同意了。但刚到兴安，当晚他就要上火车回学校去。我把老师送上火车站时，心里真感到有些不高兴，很不理解。我多年不在家中过年，即使在家过年，也是过的那种一年不如一年的穷困“年”,“过”和不过都一样，自然不会感到多大的重要性，加上全班同学都回不了家，这更使我不去想在家过年过节的事了。以后时间长了，阅历多了，我才理解到，那位老教授跑回家的心情；辞旧迎新是中国人家庭团聚、吃团圆饭的传统佳节啊。这样，我才逐渐认识到我那次的不高兴，实际上是犯了不尊重别人、不尊重老师的一种错误表现。
在兴安灵渠，我们住在一所中学校内，自己带被盖、锅碗，自己到街上买米、菜，自己做饭吃，总之，一切完全自理，实习内容也自己定。我们进行了天文测量、水道测量：三角测量，自然包括水平测量及基线测量等，但不包括水文测量。大年初一，城乡家家爆竹声声，锣鼓阵阵，而我们这一帮青年学生，则在灵渠两边来回跑动，大声呼唤吆喝，老百姓看了感到奇怪，我们却自得其乐。这次实习全班都很兴奋，是一次完全自理、自持、团结互助的学习活动，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些新中国大学生一次很有意义的集体过新年野游。
在兴安车站，我第一次看到火车上牌子的文字自左向右地横写，感到很新鲜、很科学。
实习完毕后，有个别同学回家去，以后不见回来了，据说家是地主，回家参匪去了。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各人有不同的道路选择，有些人转到别处去了，有些人改上军政大学去了，有些人再没有了下落，也有人进了监狱的。
1950年上半年，是我上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按学校决定，我们每一年都要搬一次宿舍。这次我们搬到一个土山顶上，三年级同学也搬到那里，同住一间大房子。大房子门外放一个大水桶，晚上自来水来时自动引水到大水桶供大家使用，早上和下午用水高峰时，水就压不到桶里。我发现水位相差并不大，仅1米多一些，压力不够，于是发动宿舍全体同学自己动手，一齐挖个大坑，把水桶埋深，这在当时也算是较大工程了，就这样，基本上解决了大家的用水问题。从前，学校设有工友负责扫地、搞宿舍卫生、送开水等，现在解放了，这些自我服务性劳动都要同学们自己动手去干，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我经常组织同学们对周围环境进行整理、清扫、铲草、运土、开路等，使我们宿舍环境卫生大为改观，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
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带回了几十张如大古力电站、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等的工程彩色照片，大小像现在通行的彩色照一样，我把照片借了回来，用幻灯机放给同学们看，不少同学要求放了又放，别系同学来看的也很多，大家都很感兴趣。这对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教学质量是有好处的。
土木系分结构和水利两个专业，大概在三年级时分的，分专业时，我没很好地考虑而填了水利专业。王朝伟教授知道后，专门找我去，说像我数学基础这么好，应该上结构专业。我虽然很同意他的说法，但表已经填报了上去，也就算了。其实，如果当时认真些，去要求改一改就行了。我没有做，我想，新中国刚成立，哪一行都需要人才，只要努力去学习就是了。王教授很认真地编写讲义，并逐步修改增补，最后用石印印出卖给同学们。我也帮他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王朝伟教授的老母亲长期住在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路通了，王教授回北京接老母亲到桂林来。老母亲不幸途中劳累染病，到桂林不久就逝世了。王教授老母亲在医院中治疗，逝世后搬回学校安葬，我都尽力奔跑帮助。在安葬教授母亲时，我组织全班和土木系其他同学到场表示哀悼，影响所及，其他系也有很多同学自动到场。虽不举行什么追悼仪式，但整个山坡及对面的土坡上都挤满了同学及教职工，情景也很肃穆庄重。这对进一步搞好师生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王朝伟教授
不久，我到桂林市军管会询问，有什么工作能叫我们做的，军管会让我们去做恢复灵川县甘棠渡灌区的测量工作。学校对这件事很重视，派一位教授前去指导，应该说，我们这次活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大学第一次为社会主义建设、恢复经济而做的重要事件。我们是毕业班，要准备毕业，却让我们去而不改让三年级或二年级同学去，除了因为是我主动去联系之外，学校把它当作重要事件来处理，这可能才是主要的原因。军管会给我们提供伙食，其他全由我们自理，自然也是没有酬劳的义务劳动。
测量结束那天，军管会给我们加菜，当地叫“打牙祭”,即吃得丰盛一些而已。但吃饭时却有一个小组还要出去赶完最后的测量工作，测完后他们就直接到火车站回学校，加菜就无法参加了。我参加了“打牙祭”,早早吃完后就和大师傅一起送饭去给他们吃。临行时我向教授借了他的照相机，问了问怎么个照法就出去了。到工作现场测量工作正好完成。稍事收拾，大家立即围过来吃饭。我抓紧时机，照了一张相。他们吃完饭，我们就从工地匆匆忙忙地一起赶到火车站回校了。
回到学校，校长亲自到办公室大楼前欢迎我们，给我们讲了话，照了一张合影照，由此可见学校对这次活动的重视程度了。回到还有别班同住的宿舍后，看到离别十多天的大宿舍被弄得到处是垃圾。我出了一张大字报，批评了这种现象，并立即带领同学们做了一次大扫除。
后来，教授把照片和相底给了我。虽只照了两张，却照得蛮好的。和校长合影的那张，是我们的凯旋留念照。一帮衣裳不整、草履征尘、喜气洋溢的小伙子，和老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来的老干部)挤在一起，两侧和后面放着我们的测量仪器、花杆、标尺等。另一张在一棵大树下，春气盎然，一帮小伙子有的正在装饭，有的跷着泥腿正往嘴里扒饭，有的正向菜盆里伸筷子，劳累的神色刚从脸上消退，胜利的喜悦洒满了整个空间，很有生活气息。参加测量的每位同学都要求加晒这两张照片。特别是在大树下的那张，不管照片上有没有自己，它都是自己参加了这次很有意义的、充满胜利喜悦的活动见证。这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大家都没注意，听到咔嚓的一声才知道被照了相。所以，有的同学还埋怨没能稍许收拾一下!但是看到了照片上自己的超凡脱俗的神态，又不能不十分地高兴了起来。其他虽在场而只现一条腿、一只手或什么也没见到的同学，也因为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欢欣雀跃。这是我第一次拿照相机，第一次学照相，尽管背景有点乱，但它毕竟是我的首次学习摄影实践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初，学校团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号召我们入团。班上有同学申请了，团组织也派人和我谈话，动员我申请。我说自己不够格，不好申请。这是自己当时的思想实情。我自己想，解放军沐血奋战，才解放了广西；许多同学留校迎解放，开展护校斗争。我却离校回家找工作，找碗饭吃，对比之下，差别太大了。这种自卑感影响了我，终于没有申请。其实，当时我26岁了，已经超龄。
这期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医药研究所那边的工作关系早断了；靠原来在中学做教师没存下多少钱，而且已渐渐花光；万事待兴的新社会、新时期，写些东西投稿很难刊用，也得不到什么钱。经济压力弄得我晕头转向。我早已无力到食堂和同学们一起开饭了，自己买点米来自己煮吃，就像叫花子那样。尽管这样，我还是没向任何人乞讨，也不曾开口向人借钱。王朝伟教授知道了我的情况，给了我一个袁大头银元，才解决了我不少困难。有几个同学见我太困难，也不时帮助我。有一次，我走进一个1945年以前日寇破坏的房子里，无意中捡到了一个有孙中山头像的小头银元，这就可以继续买些米，又让我喘了一口气。当时在瓦砾堆中见一个银元，捡了起来抹拭一下，高兴得立即走了。为什么不再挖找一下，会不会再有别的遗物呢?现在回想起来，心中还感到有些后悔和遗憾。
将毕业时，新来的系主任通知我，说学校决定派我到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进修，相当于读研究生吧。还说，现在刚解放，无法到国外留学，从苏联来的专家教授，很多留在哈工大里面，你去那里就等于出去留苏了。土木系派我一个人，别的系还有谁，我不知道。对于派我去哈工大一事，我心里当然十分高兴。但我既不打听，也不张扬，根本不告诉别人。想不到，毕业后系主任找到了我，说不能再派我去哈工大进修了，因为有人说我有三个问题：一是有个人主义思想，二是走中间路线，三是没有劳动观点。我听了，心中很感到意外，也很难受，但我不说什么，更不表示反对，不表露有什么了不起的悲伤。我历来遭受的困难、碰到的打击太多了，对此我还怕什么造谣和中伤!而且，天涯何处无芳草?!我就是这种不等不靠谁恩赐的人!班里同学知道此事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我从没告诉过别人都很气愤，专门为我开了一个会，好像也叫做平反会。过去班会都由我召集，因为我是班代表。这次却由他们召集，请我参加。会上主要是反对有人给我乱加的三条所谓问题。大家说我家贫、生活艰苦，但从不侵占别人利益，不伸手求人，怎能被说成是个人主义?说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积极参加宣传，主动去找军管会组织服务，怎能说走中间路线?用幻灯放美国工程照片难道就算是崇美吗?经常组织大家劳动，自己也很卖力带头干活，怎能说没有劳动观点?会上同学们讲了一大通，最后让我也说说。我说，开这样一个会，我非常感谢，但看来没有什么用，大气候是这样，大压路机之下的小石头，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表态不同意大家继续再开展这种活动。
俗话说：“水退石头现，事久见人心。”这是很有道理的。后来的多年社会实践，终于使我认识到，那次送我去哈工大进修化成泡影，的确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受的政治打击，嗣后同样的打击竟然接踵而来。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捞不到留学机会，哪能让我去呢?挫折使我逐渐概括形成了一些脱离现实的理念：政治上不让我上去，只好致力于技术了。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都脱离不了政治的。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制止同学们不要再继续进行这种讨论，是很明智的。最后，广西大学通知我，让我留校当教师，我没有同意。
26岁，我大学毕业了，在学校等候分配。我愿意到工程单位去工作。等到第二个月，学校开始发给一个月的生活补助，我这才开始好过一些。后来，我们三个同学事先与南京水利实验处联系，接着相约到南京找叶永毅先生。离校时一位同学的夫人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她看见我的几件简单、零碎的行李，不禁嫣然一笑。我知道与她丈夫的皮箱、大行李相比，我确实显得可怜。但她笑的倒不一定是针对我的行李少，而是收拾得太零碎了。于是我把几件绑在一起，这才好拿得多了。三人怀着为国效劳的希望上了火车。当时的车行驶速度极慢，也没有卧铺。我们从桂林出发，途经湖南、江西、浙江、江苏、上海，最后到达南京，一连坐了大约一个星期，真可谓是长途跋涉。到了南京，叶永毅先生接见我们，说我们在南京只能待一天，后天就要到北京去。因为中央政务院正在召开治理淮河会议，急需水文工作人员。机会难得，血气方刚的我们，第二天跑马似的参观了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潮等，第三天一早就登车北上。又是坐了几天火车，才到北京。到中央水利部报到后，就立即投入工作。这是1950年8月中的事。我正式参加工作了，这个月国家第一次发给我们每人70000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元，但其价值不同。下同),我第一次得到了正式工资。于是，我投进新的人生历程了。
学生时代结束了!我得回头问问自己，我为什么甘冒千辛万苦，一定要上学呢?不是要想当官发财，我没有那种奢望。我从小受苦惯了，我从没想到过要比乡亲父老过得更好。现在我近80岁了，我一直不图物质享受，我总认为生活过得去就行。我有钱宁愿拿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只是在这方面，遗憾的是我做得很少、做得极不够。我从小只想多读些书，读书学习过程就如遨游仙境那样幸福，并不觉得苦，当读懂了书中的一些道理后，我就觉得无比的快乐。我平生生活是很艰难的，生活艰难倒觉得更充实些。我从小立志以王勃的“穷且益坚”为座右铭，以激励自己，因而每次遇到困难都能顶得过去。穷且益坚，一直是我战胜种种困难的强大动力源泉。当然，后来我也有了为国为民的思想，但那是后来读了书、受了教育才逐渐形成的，并非出娘胎就有。我深深懂得，我不是那种生而绝顶聪慧的人，后来做出一些成就只是靠勤谨学习、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正暗合“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韩愈句)的教导。可惜这两句话是我后来才学到的，已嫌晚些了。
图文编辑：阿素喇
来源：思恩府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