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混蛋，你这个兵还想考军校？门儿都没有！跟你说实话吧，这儿没人能考上，咱们连长不会让任何人从他这儿出去！"指导员醉醺醺地拍着桌子，震得我的报名表直颤。军帽下我攥紧的拳头青筋暴起，却不敢有丝毫反抗。那一刻，我明白了——我那在军营中苦心孕育的军旅梦想，就这样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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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蛋，你这个兵还想考军校？门儿都没有！跟你说实话吧，这儿没人能考上，咱们连长不会让任何人从他这儿出去！"指导员醉醺醺地拍着桌子，震得我的报名表直颤。军帽下我攥紧的拳头青筋暴起，却不敢有丝毫反抗。那一刻，我明白了——我那在军营中苦心孕育的军旅梦想，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

1978年春天，我告别了河北邯郸的小村庄，怀揣着对军营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穿上了橄榄绿军装。火车上，同行的新兵们个个眉飞色舞，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军官肩章。作为一名农村出身的青年，我深知这身军装意味着什么——不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被分配到辽北军区某工兵团下属的三连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军营中好好表现，争取考上军校，成为一名真正的军官。

那时候的部队，可不是现在这般规范。我所在的工兵连驻扎在辽北一个偏远山区，条件艰苦得很。营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砖结构，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伏天时蚊虫肆虐，战士们只能用艾草熏蚊；数九寒天里，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挖战壕、修工事是家常便饭，冻得双手开裂流血却不能停歇。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号响起，紧接着是紧张的早操、出工、训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贯穿整个训练过程。

"六一式军用被"叠得像块豆腐块是连队的基本要求，内务整理达不到标准就得"留下补课"。食堂里白菜萝卜是主打菜，肉食只在逢年过节才能见到。尽管如此，我从未放弃过学习。我的理想就是通过军校考试，实现"参军入伍，转业提干"的人生规划。

"老林，你瞧瞧，大半夜点着'马灯'看书，想成仙啊？"我的班长李德海常常这样打趣我，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大汉，一口浓重的东北腔。李班长虽然粗犷，但为人不错，从不刁难新兵。

"班长，不学习哪来出路啊？"我笑着回应，继续埋头苦读《全日制十年制学校高中数学》教材。那时候，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学习，晚上熄灯后，就点上煤油马灯，躲在被窝里看书；出工筑工事间隙，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笔记；站岗执勤时，也默默地背诵着各种公式定理。

"林子，咱老李佩服你这股劲儿！不过..."一次站岗归来，班长欲言又止地交代我，"有件事儿得提醒你，咱连新来的李连长可不是善茬，他最恨那些想考军校的兵，上届有个技术兵差点被他整得'顶撞上级'，差点进了军法处。你悠着点儿！"

我没把这话太当回事，按连队要求当好一名"五好战士"，训练出色，射击第一，五公里武装越野总能拿优秀。本以为这样就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可渐渐地，我发现李连长对我的态度确实不太友好。每次出"三八线"（最危险的工事），总少不了我；每逢休息日，我总会被安排"内务值班"；连队组织"红五月"文艺汇演，我的节目申请总是被搁置。甚至连"立功受奖"的名额，也总是与我擦肩而过。

"林子，你惹到'李老虎'了吧？"我的铺位兄弟老冯往嘴里塞了口咸菜，小声提醒我。老冯是河南人，嘴巴特别能说，闲时总喜欢给大家讲《杨家将》的故事。"连长就这脾气，谁要是显得比他强，他准给谁穿小鞋穿到脚肿。"

李连长是个老兵痞，高中文化程度，但在部队混了十几年，早已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据老兵们说，他最恨的就是那些有知识、有想法的兵，特别是那些想通过考学离开连队的人。

"我又没犯错，又没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凭啥针对我？"我不服气地反问，心中疑惑不已。

"哎，你这就不明白咱们军营里的'暗门道'了，"老冯嚼着炊事班发的窝窝头，叹了口气，"部队讲究'一队人马，几套班子'，连长担心优秀的兵都考走了，他的政绩就没法看了。再说，上头也有'军校入学指标'，一个连队能出几个考生都是有数的。"

那年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里，连队紧急拉练。夜里宿营时，我偷偷掏出《物理》课本看了几页，被李连长撞个正着。

"好啊，林有才！大家都在整理装备，准备明天的实弹射击，你倒好，躲这儿看闲书？！"李连长一把夺过我的书本，随手扔进火堆，"给我去挖厕所，今晚不挖好不准睡觉！"

看着课本在火堆中化为灰烬，我心如刀绞，但军令如山，只能忍气吞声，拿着工兵铲去挖冻土。那一晚，我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风中挖了整整四个小时，双手早已冻得没了知觉。回营房时，战友们都已熟睡，只有老冯给我留了半盒"挂面饼"（部队里的干粮）。

1979年初，军区发布了"全军院校招生简章"，我看到《解放军报》上的消息后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般跳个不停。这不正是我期盼已久的机会吗？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我有信心通过"军考"。于是，我第一时间填写了"军事院校报考申请表"，交给了指导员杨力。

"小林，你想清楚了没有？军校考试可不是闹着玩的，政治审查、文化考试样样都得过关。"指导员杨力接过我的报名表，皱着眉头说道。杨指导员是个四十来岁的"老政工"，为人还算正派，但在这个连队里，他的话语权远不如李连长。

"报告指导员，我想得很清楚，我愿意接受任何考验。我的父亲是贫下中农成分，家里三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政审肯定没问题。"我立正回答，心里满是希望。

"行吧，我会把你的申请转交给'首长'。"杨指导员叹了口气，用了"首长"这个词，我知道他指的是连长。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李连长明里暗里地给我使绊子，一会儿安排我去执行最危险的"交通管制任务"，一会儿又派我去武器库做"三件宝"（擦枪、保养、除锈）的苦差事，甚至连团部下发的《军校招生复习资料》也被故意扣留，没有分发给我。

"林子，你小子够犟的啊！再给老子练练嗓子，唱个《团结就是力量》给大伙儿提提神！"每次出工前的队列集合，李连长总是这样嘲弄我。我只能站得笔直，扯着嗓子唱那些耳熟能详的军歌，咽下心中的不满。

晚上熄灯号响后，我躲在被窝里借着微弱的手电光看书。那种军用手电，光线黄黄的，用久了就变得昏暗。困了就用冷水洗脸，饿了就啃几口从食堂顺出来的"干馒头"充饥。那段时间，我的体重直线下降，脸色也变得蜡黄，但我的心却异常坚定。

"林子，你这是何必呢？"老冯看不下去了，劝我放弃，"咱们这批'志愿兵'明年就该'期满退伍'了，熬一熬也就过去了，何必和'李老虎'对着干呢？现在没几个月就能拿到'退伍转业证'，回去弄个'供销社'工作不比这强？"

"我不能放弃，咱当兵不是为了混日子，我想学本事，想改变命运。"我倔强地说，心里始终记着村里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家的眼神。

就在"军考"前两周，我被叫到了连部。推开那扇贴着"坚决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标语的木门，看到李连长和杨指导员都在，桌子上放着我的报名表和一叠文件。

"小林，这军考的事情，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李连长换上了一副笑脸，顺手给我倒了杯茶，那是连队招待上级领导才会拿出的"特供茶"。"你是个好苗子，咱们三连正缺你这样的'骨干分子'，我看这考学的事儿，咱们暂且放一放如何？团里正准备推荐你当'班长'呢！"

"报告连长，我已经准备了一年多了，想参军入伍，但更想成为一名军官，不能放弃。"我站得笔直，坚定地回答。

李连长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拍案而起："林有才，你要知道，军考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按照'解放军总部'的规定，必须要有连队推荐，还要政审合格才行。这些东西，可都掌握在老子手里。你小子还想跑？"

"连长，这不符合军队的规定吧？我有参考的权利。"我鼓起勇气反驳道，心跳如擂鼓。

"规定？"李连长冷笑一声，把桌上的搪瓷缸"啪"地摔在地上，茶水四溅。"我就是这个连队的规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背后说老子的坏话，说老子没文化，整天就知道找兵的茬儿？"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杨指导员赶紧打圆场说："小林，别急，连长的意思是，今年的'军校名额'确实有限，团里只给咱们连分了两个指标，可能轮不到你。要不这样，你先安心在连队当个班长，立个三等功，明年再考如何？"

我听出了他们的言外之意——他们根本不打算让我参加考试。那一刻，我心如死灰，七尺男儿，差点落下泪来。

第二天一早，连队"紧急集合"，军装上的"领花"和"帽徽"在朝阳下闪闪发光。李连长当着全连战士的面宣布了军考名额的人选——两个和他关系最好的老兵：一个是炊事班的"小灶长"（负责给军官开小灶的炊事兵），另一个是司务长的远房表弟。我的名字被直接跳过，仿佛我从未申请过。

"连长，我的报名表呢？我为什么不在名单上？"我在众目睽睽之下问道，声音微微发颤。

"你的资格不够，政治审查不合格。"李连长面无表情地回答，眼中闪过一丝得意。

"报告连长，凭什么不合格？我的各项成绩都是连队前列，我父亲是贫农成分，我入伍以来没有任何违纪记录！"我激动地反驳，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

"就凭我说不合格！"李连长拍案而起，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小子是想顶撞上级吗？是不是想尝尝'紧闭'的滋味？"

回到宿舍，我躺在硬板床上，盯着上铺战友的"草绳弹簧"，心中五味杂陈。就在那天晚上，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申请提前退伍。

第二天，我拿着退伍申请敲开了连部的门。此时距离我服役期满还有半年时间。

"什么？你要退伍？"杨指导员一脸惊讶，手中的《解放军报》差点掉在地上。

"是的，指导员。既然连队不需要我这样的兵，我也没必要继续留下来了。"我平静地说道，尽量克制着内心的失落和愤怒。

"小林啊，别冲动，这事儿咱们可以再商量。"杨指导员有些着急，他知道我是连队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如果就这样走了，对连队的"文化建设"是个损失。

"没什么好商量的，指导员。我已经想清楚了。请您批准我的申请。"我坚定地回答，目光如炬。

消息很快传到了李连长那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痛快地同意了我的申请，甚至在团部"转业办"开绿灯，加速了我的退伍手续。

"想走就走吧，省得在这儿碍眼！以后见了老子，别忘了喊一声'首长好'！"李连长毫不掩饰他的厌恶和轻蔑。

1979年夏天，当我战友们还在为即将到来的"八一"建军节准备文艺汇演时，我已经收拾好了简单的行囊——除了那身退伍时发的"65式军装"和几本发黄的教科书外，我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临走那天，老冯塞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那是他从驻地老乡那里换来的宝贝，平时舍不得抽，一直留着。

"林子，咱们是'老兵老铁'，出了事儿能一起上'火线'的交情。你别记恨连长，他就那德性。"老冯拍着我的肩膀，眼圈有些发红。

"知道，咱们永远是战友。"我和他紧紧拥抱，没有多言。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军人的血，军人的泪"。

我提前退伍回到了家乡。村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议论纷纷。

"老林家的娃娃咋提前回来了？是不是在部队犯错了？现在的兵真不像话，连'服役期'都坚持不下来！"

"听说是和连长闹翻了，被'处分遣返'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真是不争气，好好的'志愿兵'不当，回来种地去。种地也不是那么好种的，现在可没有'工分'可领了！"

这些议论声像尖刀一样刺痛着我的心。父亲也一度不理解我的决定，整日愁眉不展，母亲看到我那"提前退伍"的证明书时，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儿啊，你咋就回来了呢？当兵不是你一直的梦想吗？你叔叔家的杨明可是当了'正排长'了，多体面啊！"母亲心疼地问我，手里摩挲着我的军装布料。

"娘，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我苦笑着回答，不忍心告诉她部队里的黑暗面，"儿子不会让您和爹失望的。"

回到农村后，我并没有像大多数退伍兵那样找个"国营单位"安稳工作，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自学深造。每天，我早出晚归地干完农活后，就点上"煤油灯"，在那昏黄的灯光下埋头学习。我用积蓄订阅了《科学技术报》《农村青年》等报刊，还托在县城"粮管所"工作的表哥买回了高中和大专的数理化教材。

"林子，你这是何必呢？种地就种地呗，学那些没用的干啥？现在是'包产到户'了，又不是'公社时代'，靠种地也能过好日子！"村里的老支书不理解我的坚持。

"就是，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还不如跟我学开'东方红'拖拉机，一个月能挣四五十块钱呢！买件的确良衬衫都够了！"我的发小老王开着拖拉机从我家门前经过，故意把排气管的声音放得很大，炫耀似的冲我喊道。

但我没有理会这些声音，依然坚持自己的道路。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任何时代都是真理。有时候，晚上学累了，我会穿上那件退伍时发的"65式军装"，独自一人在村口的小溪边抽一支烟，想起军营里的种种，有苦，但更多的是对那个未竟的梦想的不甘。

1980年初，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教育部、文化部开始在《人民日报》和各地方报纸上刊登招生简章。当这个消息传到村里时，我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县城报了名。

"林子，你这是吃饱了没事干！咱们村这么多年，考上大学的一个都没有，你一个'退伍回乡青年'能考啥？别丢人现眼了！"村里人都笑话我，连生产队的"记工员"都看不起我。

我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复习。那段时间，我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就点上煤油灯学到深夜；雨天不能下地干活，我就整日整夜地学习；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用凉水洗脸提神继续学习。

高考那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县城的考场——那是县第一中学的教室，比我村里的小学校舍宽敞明亮多了。看着周围那些身着"的确良校服"、精神饱满的高中毕业生，我不由得有些自卑。但想到自己这一年多来的艰苦努力，我又重拾信心，走进了考场。

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考生那样讨论答案，而是默默地骑车回家，继续我的农活和学习。我知道，无论结果如何，生活都要继续。

一个月后，一封盖着"河北农业大学招生办公室"大红印章的信送到了我家。我被省农业大学农学系录取了！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炸弹，在村里炸开了锅。

"老林家的儿子考上大学了！"

"那个提前退伍的兵？不可能吧！"

"真的假的？这可是'国家正式录取通知书'，让我瞧瞧！"

父亲激动得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手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在村里挨家挨户地炫耀。母亲则偷偷地跑到祖宗牌位前，烧了三炷香，感谢祖宗保佑。

"儿啊，你真给咱们林家争气！这比当什么排长营长都强！"父亲拍着我的肩膀，眼中满是骄傲。

1980年秋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和父母省吃俭用给我准备的"学杂费"，踏上了开往省城的"绿皮火车"。站在拥挤的车厢里，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改变。

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农业知识，特别是关于农作物育种和土壤改良的研究。每逢假期，我都会回到村里，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帮助村民改良耕作方法，提高粮食产量。在学校里，我参加了"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社"，经常下乡参与"科技下乡"活动，被授予"优秀团员"称号。

1984年毕业后，我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留在城里或去国营农场，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农村，开始了我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我走遍了周边的村庄，向农民们传授科学种田的方法，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林子，你这大学生咋还回来种地啊？现在城里的'国营单位'多吃香啊，一个月有'固定工资'拿，够买三十斤猪肉了！"村民们不理解我的选择。

"我不是回来种地，我是回来改变种地方式的。"我笑着回答，心中早有规划。

1985年，我用积蓄和亲友借的钱，在村里建起了第一个农业技术服务站，免费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和种子改良服务。政府刚开始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对如何提高土地产量充满了渴望。我的服务站很快成为了当地的"香饽饽"。

"林子，教教我那个什么'玉米间作豆类'的方法呗？"

"林技术员，我家的地有点碱性，该咋改良呀？是不是得用那个'磷酸二铵'？"

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找我咨询，我的服务站也渐渐成为了当地农民学习新技术的中心。县里的"农业广播学校"还邀请我担任技术指导，我通过广播向全县农民传授种植技术。

1986年，县里组织了一次农业技术交流会，我被邀请去分享经验。会上，我遇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人——杨指导员！他已经转业到了县农业局，负责农技推广工作。

"小林！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杨指导员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我早就听说县里有个退伍兵办了个技术服务站，没想到是你啊！看来你真找到了自己的路！"

"杨指导员，好久不见了。"我有些惊讶地回应道，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昔日的首长。

"别叫我指导员了，我现在是农业局的普通干部。"杨力笑着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起来，我一直很后悔当年没能坚持让你参加军考。那时候部队里的老传统不好改啊！"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我平静地说，心中早已没了当年的愤懑。

"你说得对，看看你现在的成就，比我们那些留在部队的战友强多了！"杨力感慨道，眼中满是欣赏，"对了，你知道李连长后来怎么样了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情。

"他因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营长，可没两年就出了问题，被查出私自倒卖军用物资，现在正在'军事监狱'里服刑呢！"杨力低声告诉我，神情复杂。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幸灾乐祸，只是默默地感叹人生的无常。当年那个趾高气扬的李连长，如今却落到了这步田地。

1988年，我主持培育的一种抗旱水稻新品种获得了省级科技进步奖，县电视台专门来做了报道。那天，全村人都聚在我家的小院子里，围着唯一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等着看我上电视。

"看看，这是俺们村的骄傲啊！"村长激动地说，那天特意穿上了他的干部制服。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提前退伍回来的兵，现在成了咱们县的'科技明星'！林子，你可真给咱们村争脸啊！"老人们感慨不已，纷纷用大拇指比划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年，我创办了县里第一家民营农业科技公司，专门从事良种繁育和技术推广。公司成立后，我优先雇佣了村里的贫困户和有志青年，教他们技术，给他们机会。

"林总，您当初为啥选我进公司啊？我初中都没毕业，连'算盘'都打不好。"小李是我雇佣的第一批员工之一，好奇地问我。

"因为我看到你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就像当年的我一样。"我拍拍他的肩膀，"知识可以学，但精神得自己有。我看好的不是你现在会啥，而是你能学成啥。"

公司发展得很快，到了1995年，已经成为了省内知名的农业科技企业，年营业额突破了百万元。

来源：李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