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官箴，是古代官员士大夫用来警示自己以及同僚、继任者们的文体。一般读者更熟悉家训，家训存世量也很大，注重的是治家之道，讲求的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和个人修养。与家训不同，官箴注重的是为官之道和士人精神的塑造与传承，代表的是古代官员士大夫的精神，是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坚定的

于赓哲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衙的官箴碑。纪录片截图

官箴，是古代官员士大夫用来警示自己以及同僚、继任者们的文体。一般读者更熟悉家训，家训存世量也很大，注重的是治家之道，讲求的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和个人修养。与家训不同，官箴注重的是为官之道和士人精神的塑造与传承，代表的是古代官员士大夫的精神，是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坚定的文明脚步。

近日，七集系列文化微纪录片《中国官箴》（第二季）播出，让大众的视线聚焦到传承千年的官箴文化。节目透过官箴典籍、文物实证、历史人物故事，梳理古代官箴发展脉络，讲述官箴经典的缘起、发展和对后世的影响。

当这些书之典籍的道德训诫，穿越千年叩响新时代时，一场关于精神标杆的跨时空对话就此展开。我们清晰地看见：古人的精神标杆正在当代人的修身实践中完成创造性传承。

官箴起自何时已经不可考，我们只知道这种文体在西周就已存在。《左传》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所谓大史，史官之长。辛甲曾是商纣王之臣，深知商朝的腐朽败坏始自从王到臣下的精神堕落，希望新兴的周王朝汲取教训，树立为政的道德规范，于是百官皆作箴。

官箴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不绝，它不是法律，不是强制性规范，那么是否可说是一纸具文呢？

不能。

它是历代官员们的精神标杆，更是修身立德的指引灯塔。“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这句话就出自唐太宗李世民写给后世的《帝范》十二篇，堪称最高等级的官箴。

我们为什么始终要树立榜样？我们为什么始终要有精神标杆？因为只有有了榜样和标杆，才知道方向在哪里。每个时代都有堕落的人、“现实”的人，但历史不是他们推动的，每一个历史进步都是“胸中有光明、眼前有标杆”的人推动的。官箴和家训的存在，就是告诉我们——理想尚在，目标尚在，让我们取法于上，知道方向，知道对错，哪怕仅得其中，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善在哪里？官箴就是其一。

它是中国人的精神高地，亦是砥砺品行的精神基因。纪录片其中一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吴隐之在前往广州履新的途中，路过一处泉水，当地传说喝了此泉之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故名“贪泉”。吴隐之认为，人有贪欲才有行为，与水无关，毅然喝下此水，并在秉政期间坚持廉洁。这个故事展现了有操守者的自信，代表着士大夫的精神诉求。

在古代的生产力和教育背景下，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就是官员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官员们奋发有为、朝乾夕惕，是民族精神昂扬向上的标志。官箴体现着君子之风，体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持守，体现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

托名汉代马融的《忠经》中说：“为国之本，何莫由忠？”汉贾谊《新书》：“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宋陈襄（传）《州县提纲》：“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宋吕本中在《官箴》中提出“清、慎、勤”为当官之要。明薛瑄《从政录》：“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清张伯行《却赠檄文》说：“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戒石铭》说：“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易民虐，上天难欺。”这句句箴言，体现着忠、仁、信、廉、公，它标志着我们整个民族抵达的精神高地。

它是治政得失的经验积累，恰为当代人的处世指南。历代官箴，除了为官原则的表述，还有很多为政经验的传递。例如交友，“君子不党”曾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行为准则。清石成金《谨身要法》：“居官惟以寡交为第一法。”

在《中国官箴》（第二季）的《择交》一集中，包拯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包拯在年轻时便展现出极高的道德标准。当他与同学在庐州兴化寺苦读时，面对当地富家翁的多次邀请，他坚持拒绝，认为与其交往可能会带来日后的麻烦。这种谨慎的态度，使他在人际交往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样，在科举入京时，尽管与宰相吕夷简住在同一里巷，包拯没有主动攀附，而是选择离京赴任。古今为官堕落者，很大一部分始自于交友不慎。寡交、慎交，这是防患于未然的不二法门。

回望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官箴，它展现的是民族“来时路”上的一个个脚印。它不是具文，某些条文也许已经过时，但其精神内核，永远是民族的精神瑰宝。提炼精神，指导方向，这恐怕才是我们现在重拾官箴的意义所在。青少年时期正是价值观养成阶段，正是树立标杆、攀登精神高地的时候，官箴不仅能给青少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更能传递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