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记君说：全球化浪潮已经激荡半个世纪，中国企业出海已从"可选项"升级为"必答题"。从东南亚到拉美，从"一带一路"到欧美高端市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步伐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产业链重构，欧盟碳关税、美国《芯片法案》等政策工具重塑商业规则，本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

1.不同的经营地点、行业、经营性质，关键点都不一样

长期经营与短期牟利操作不同，长期要投资合作，投项目要买设备、建工厂。

比如做能源的企业，在第三世界做与在发达国家做就有非常大的不同。

发达国家的能源行业要遵循很多法律、规章制度，包括行业规矩等，基本能查到比较可靠的数据和可靠的文献，你要雇一个相当可靠的专业人员，而不是自己作为一个外行或者半个外行试图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因为其中牵涉到语言，还牵涉到专业知识等。

中国做能源经营的企业很多其实就在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经营能源，必然跟其政界、军方、警方，甚至黑社会牵扯上关系，而这些国家的劳工水平也无法确定。

不同行业，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如电商行业遇到的问题与能源行业的经营不一样，同是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

不同的经营性质，情况也不一样。1990年代后期，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企业经营中屡屡犯错的原因”的研究，发现动机（motivation）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因。

如果是自己的公司（不管是他一个人，还是合伙人性质，或者是家族性质），动机就很强烈，如果失败了就是自己的亏空；如果拿别人的钱做经营，动机就不会那么强烈。

我在中国工商管理学院讲课的时候，和我讨论最多的基本就是属于自己的公司的那部分人。

2.出海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有资产出境

1993年，我离开哈佛之后，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1995年，我受邀到北京开会。当时有个背景，因为香港要在1997年7月1日回归，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带）看到了海外经营的机会，但经营什么并不清楚，因此一些相关部门领导很焦虑。

因为当时要出去的单位很多都是政府部门下面的机构，当时企业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格。

政府所担忧的，是这些国有资产出境之后如何管理？

因为内地管理国有资产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手段。

在1995年到1999年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逐步有了国资出境经营的项目。

第二阶段，非国营、非政府企业走出去

非国营企业出海，东南亚是首选，因为香港的经营成本太高。

当时由中方提出了“走出去”和“经济走廊”的想法，当时主要的经济走廊是中国周边国家。

主要领导当时提出把云南作为到东南亚去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不一定是云南的公司，但一定要从云南走出去）。

受中国政府一些部门（主要是云南，也包括四川和新疆的政府部门）的委托，我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合作研究团队。

当时，中国政府直接从内地派人面临着几个问题：

第一，语言问题，对外交流不能抱一本词典就去的；

第二，外国的政治、法律、宗教、民族，甚至还有军队的情况，事先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顾问项目的经费只能在境内使用，不能在境外用。因此，在国外的很多费用都是由顾问自己承担的，包括机票等等，顾问在内地落地后的费用才是由政府部门来承担。

当时，中国政府所关心的并不是卖东西，而要打通交通要道。

同时，东南亚各国同中国的关系也逐渐回暖，但整体的基础设施都很差。

中国认为，要把经济发展起来，首先要解决目的地交通问题（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也是这种思路）。

一接触到交通问题，考察的项目就非常多了。

第三阶段，中国加入WTO，走向全球化市场

这一阶段，无论是国企、民企都出现了出海浪潮。

第四阶段，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出海项目遭到挑战

从2018年开始，美国利用关税、事实清单等手段，打压、制裁中国企业，致使中国企业面临着各种挑战。

2018年之后，我已经不再直接参与这些项目了，而是指导青年研究员来做。

比如，做矿业研究就不仅限于中国周边地区了（如非洲的稀土矿合作开发）；人民币在国际的贸易中间结算的问题；中国的项目、公司或者产业在海外遇到了严重纠纷的解决手段；目的地国家的政治动荡对中国投资的影响等。

1.PPE课程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PPE在欧洲、美国在学术上、教育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英国，有类似的课程，但不一定叫PPE。

PPE是为了满足优秀学生思考重大问题的视野和结构的，因为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分析，知识结构、视野都不能太狭窄，也不能太技术化。因此，政治的、经济的和哲学的素养都要具备。

牛津大学最早做PPE的时候，重要的背景是一战之后英国对海外殖民地实际管理能力的需求，要培养一些能干大事的人。

在大英帝国时期，统治（中性词，非贬义，也非褒义）的范围非常大，而英国本土才2600万多人，如果纯粹看武力来统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不靠武力，那靠什么？虽然当时英国的技术很先进，但更重要的是靠法律和制度！

在大英帝国统治印度之前，印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之后，变成了统一的国家。而且印度人能通过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争夺了独立，也证明了这种制度的宽容性。

到现在为止，受过最好教育的印度人，有着非常浓郁的英国腔，说明没有英国的统治，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印度。

荷兰人到印度尼西亚时，印度尼西亚的几千个岛还没统一为一个国家，在荷兰人殖民的时候，也是通过法律和商业以及交通才让这几千个岛慢慢培养出一种共同的意识。当时荷兰人管理这些地方时才几百个官员，也是靠法律和制度！

当然除了法律、制度和治理能力之外，语言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在所有殖民主义大国中，最成功的是英国，这跟英语的广泛使用有非常大的关系。

法国殖民地范围开始也和英国也差不多，后来渐渐比不上英国了。日本也有很多殖民地，除了二战失败的因素，语言不通用也是其没落的重要原因。西班牙殖民开始的时间比英国早多了，但西班牙曾经的殖民地有几个管理得好的？

这其实都跟法律、制度和语言有很大关系。听起来和PPE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正是这些基础的东西发挥极大的作用。

这样的课程在实际落地的时候并不容易。英国大学本科是三年，是先讲政治，还是先讲哲学呢？也不能第一年先把哲学讲完，第二年就不讲哲学了；也不可能第二年把政治讲了，第三年就不讲政治了。

是一个教授讲，还是几个教授讲？国外只有极罕见的情况下，才会让一个教授讲，通常都是好几个教授讲，那么这几个教授之间的协调也非常不容易。

英国的大学教育是比较宽容的。但如果教授们不是一个流派，会使学生感到非常为难。

比如，哲学教授是实证主义，还是存在主义？这会影响到哲学课程以及和另外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

西方比较好的大学中，有些政治学教授是很极端的，很可能和教经济学的教授吵翻之后课程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因为经济学教授可能把市场看着高于一切，把政府看作非常次要的。如果教授们吵来吵去，学生就无所适从了。

即使是毕业很多年的企业家，一旦牵涉到理论问题，概念问题，学派问题，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一个敞开的心胸才能学到东西，至少不能太排斥。

接触了不同教授才发现，欧洲特色非常强的教授对美国本土的有些东西是很反对的。

比如中西部的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非常强调技术性的东西，但在欧洲特色很重的教授眼里就认为这种教育是不对的，技术性的只能放在最后。

哈佛大学在美国所有名牌大学中，是最不美国的大学，反而与欧洲的关系更为深厚，欧洲特色非常浓郁。

1988年，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就越来越深。

当时哈佛大学有一件事非常有争议，持续了有两年时间。当时哈佛大学有一个program，实际就是PPE，不过当时叫social studies（社会研究委员会）。

为什么会有争议呢？

赞成的认为，这个项目所针对的学生，是对数学等技术方面没那么多兴趣，技能也非常差的本科生。这些学生是想本科毕业以后，能够考上最好的法学院、外交学院，或者政治学院的研究生。

这个课程又不是一个专业，是很多学科的集中，要花很多时间读书，写论文、辩论等。

反对的人认为是把PPE从英国拉到哈佛来了。而这些学生花那么多时间又没学到一个具体的专业。

但赞成的认为，这些课程的学习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更有好处，因为他的根基更深，看得更远。因为当时这个委员会中有政治学教授，也有经济学教授，还有社会学教授。

当时委员会的主席是David Landes，他是全世界公认的研究技术对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第一人，他的很多书都有中译本。

比如《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分析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及其对全球经济的重塑，书名隐喻“普罗米修斯盗火”象征人类通过技术解放生产力）、《时间的革命》（研究钟表技术如何推动现代社会的精确化管理和工业化进程）等。

David Landes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讲座教授，他的副手是社会学系的Orlando Patterson，研究西方社会中自由观念的由来以及自由观念所导致的法律制度。

他们的课程对学生启发很大，但没有具体的技能。

在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David Landes竟在这个委员会为我提供了一份三年的教职，因此对这个委员会非常熟悉，后来发现这个学院的学生都非常非常优秀。

哈佛大学最重要的是本科学院，因为哈佛大学本就是从本科教育发展起来的，本科生院是哈佛所有学院中最老的，同时也是最有钱和影响最大的。

与本科学院关系最密切的是文理学院，这两个都是基础学科学院。而哈佛的研究生院都是专业或者职业的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s），比如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建筑学院等。

2.PPE对企业家的要求和作用

对企业家，PPE课程要求不会那么严格，因为他们不必做研究，主要是培养他们独立批判性思维。

阅读、写作、辩论是PPE课程的通用要求，对企业家来说是困难的，多阅读对企业家是有好处的，可能他没有可以直接应用的东西，但它会使你的思维开放。

美国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他们的大学专业并不是经济、会计或者审计，有的是历史，有的学哲学，或者学的是社会学。这些人都是天才，他们所做出的成就，和他原来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3.体与用的关系：PPE,看似无用的大用

这些人的成就与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有关系，能在美国最好的本科生院来学习的年轻人本身是非常优秀的。

他们不把那些功利性的东西当作至高无上的，赚多少钱，当多大的官对他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非常重视他想做的事，如果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也激不起来那种狂热的兴趣和追求，他们一定会为他的目标付出很多。当然，真正功利的人，也不会来学这些东西。

PPE课程，帮助他们拓宽了视野和掌握了批判性思维，这个能力是他能看清大的格局和趋势最重要的底层能力，延伸到任何一个专业领域中都是必备的。

这对他以后成为CEO、成为政府高管，或者成为大学教授，或者成为NGO组织的领导人，抑或成为大律师，都有相当大的助力，因为他的学识深厚，可以延伸扩展到更广的领域。

4.PPE对学员能力的要求

我认为，要学习PPE，先要把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去除掉，保持开放的心态来接纳，否则就会很难受。

此外，要多读好书，读好文章，多讨论、争论、辩论。

一个人如果不受到刺激，就不会觉醒。学习过程就是一个刺激过程，无论是阅读，还是讨论，或者是辩论。

企业家上PPE，一定要抛却功利心，大家不是来学操作的。对于学员的素质，如果外语比较好，国外的资料和文献就不会太费心力，如果数学比较好，逻辑推理能力就比较强。

保持开放的态度，再有这两项素质，是学习的重要基础。

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第一，要找到好的老师；第二，老师要推荐一些好书；第三，在前面的基础上再去找到好的学生。

PPE的核心价值，是对它的精神内核领悟。

另外，PPE对于培养一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要做大事，就要冒很多风险，有些事是很得罪人的，有些事的后果怎样我们并不清楚，这时候如果没有一种道德力量来支撑，是干不下去的。

丘吉尔就是很典型的，当时那么多人讨厌他，但后来最关键、最重大的事情上，他被验证了是有远见的，有智慧的。

道德力量，其实就是信仰。人没有信仰，就缺乏真诚，就像个机器。中国人是比较缺乏信仰的，当然也跟我们的成长经历有关（过去我们没有功利的机会，但后来功利的机会太多了，有太多人发了财，我为什么不能发财呢？）。

当然，正当得利也没什么不对，但总有极少数人不为功利所动，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企业家对企业现在的经营不那么满意，或者有很多焦虑，想出去看一看、闯一闯、转一转，那是非常适合学PPE课程的。

在PPE课程方面，英国做得最好，因为他们的辩论特别厉害。英国的议会制度本身就是通过辩论来说服，在民主、法治的情况下，要想让人信服并成为一个团队，重要的不是威胁，而是说服。

丘吉尔是英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他在议会的发言和讲话，他的政策主张，很多人听了都觉得是对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同样善于辩论。

马若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在从政时，做过国会议员，也给英国外交大臣做过首席秘书，他的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他弃政从教之后，同时被历史系和政治系所聘用，这说明他不是一个狭隘的人。

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去学习的。

展望未来，风险似乎还在继续增大。

我们来到了一个极端复杂的时代，一切坚固而清晰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早看出趋势的人，更容易赢得未来！

为此，作为第一个面向企业家的PPE（政经哲）课程，笔记侠“第五代企业家PPE班”高扬“天下格局，有容乃大”的旗帜,致力于为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提升和放大见识。

什么是PPE？

PPE，即（Philosophy哲学，Politics政治，Economics经济），通译政经哲。最早由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于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被誉为人文社科类最顶尖的专业之一。

PPE可以帮助企业家更好地理解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从而指导企业战略和决策。

PPE课程的本质价值，正在于将企业家的认知维度从“商业战术”提升至“文明演进”的尺度。

笔记侠的PPE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实践。我们一直在探索PPE内容的中国化、企业家化和经世致用化，这也是我们贯穿始终的治学理念：思想性、方向性、妙用性。

笔记侠PPE课程，在名师指引下，挖掘经济、技术、政治、东西方哲学、商学的跨学科智慧，和一群已经开始升级思维、拥抱未来的创业者一起，探索巨变背后相对稳定的商业的、社会的、人性的规律和结构。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更多的优秀企业家创业者，在笔记侠PPE（政经哲）班的思想结构与社群组织中，去构筑在大时代下的大见解和大格局。

笔记侠PPE课程2025级，现已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5年3月20日）

本文提到的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老师，也将作为全程授课导师，为我们讲解在波谲云诡的世界格局变化中，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模式，如何理解全球政治规则和运行原理，如何培养对国际大势的判断能力，从而实现在具体的社会与市场中投资、经营落地。

来源：笔记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