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大地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生态环境，因而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因此，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划分出多个文化区。不同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元起源、并列发展、交流融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这基本已是学界共识。在“多元起源”与“交流融合”中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生态环境，因而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因此，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划分出多个文化区。不同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元起源、并列发展、交流融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这基本已是学界共识。在“多元起源”与“交流融合”中包含了一种现象，即特定文化因素在一个地区的出现明显早于其他地区，经过长时间的扩散后，其分布范围渐次增大。这种现象在中国考古学语境中常常被称为“化”，比如“龙山化”、“大汶口化”和“崧泽化”等。以往的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往往局限于一个时段或一个区域。实际上，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波及大半个中国。下面以中国中东部地区为例（本文用以包括黄河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拟提炼“四化”，以此论述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种类趋同发展现象。
第一个是距今约8000-7500年的“上山-跨湖桥化”，标志性陶器是圈足盘和盘口釜。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主体年代落在距今9500-8500年间。这一文化从早期开始，便已出现圈足盘，中晚期愈加发达；至迟在晚期出现盘口罐或釜（或称宽凹沿釜）。这两类器物在距今约8300-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中被继承并发扬光大，其中圈足盘中还分化出一种细柄、高圈足的豆。而在距今9000/8600-8000/7800年间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淮河上游贾湖一期文化和淮河中下游顺山集文化中，未见圈足盘，釜为无沿或外卷沿，基本不见盘口者。但同样在以上地区后继的（距今约8000/7800-7500年）城背溪文化晚期、皂市下层文化初期或称彭头山-皂市下层过渡期、裴李岗文化和顺山集三期文化中，另外还包括长江中下游交界的江西靖安老虎墩一期遗存，都出现明确的圈足盘和盘口釜。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传播，甚或是相似的功能化演进，其“策源地”无疑在长江下游。虽然与这些文化同时的是跨湖桥文化，但圈足盘和盘口釜这两个文化因素根源在上山文化，因而本文称为“上山-跨湖桥化”。
第二个是距今7500-6000年的“裴李岗-双墩化”，标志性陶器无疑为鼎。淮河上游的裴李岗文化主体年代为距今8000-7500年或略晚。这一文化鼎已经很成熟了。而同时期的黄河下游后李文化、淮河中下游小山口一期文化与顺山集三期文化、长江中游彭头山-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基本不见鼎或受裴李岗文化直接影响出现极个别鼎。但是在距今7500-6000年间，黄河下游及淮河中下游的北辛文化、双墩文化、青莲岗文化、环太湖地区骆驼墩文化与马家浜文化、长江中游下王岗一期文化和边畈文化，都开始普及鼎。其中，以双墩文化为中转站，整个东部地区北辛、青莲岗、骆驼墩与马家浜诸文化由前一个阶段的釜文化转变为鼎文化的现象，波及范围最大，最引人注目（潘璐瑶：《双墩文化陶鼎的兴起、扩散及影响》，《考古》2024年第10期）。为了强调这一阶段双墩文化的作用，同时也突出裴李岗文化作为鼎的源头，这里提出“裴李岗-双墩化”的概念。当然，长江中游地区鼎的出现，应不是双墩文化中转的结果，而是豫西南地区裴李岗文化经大张庄遗存的过渡阶段传播的结果（袁广阔、宋瑞：《论中原裴李岗文化对长江中游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江汉考古》2024年第6期）。这一结果似乎可划入“裴李岗-双墩化”中的“裴李岗化”。
第三个是距今6300/6000-5300年的“马家浜-崧泽化”，标志器物是豆与觚或杯，可能还包括带把手的实足鬶与盉。前述长江下游跨湖桥文化率先出现明显高圈足、成熟的豆，但是在距今8000-6300年间，除了邻近淮河中游双墩文化出现很少量的矮体喇叭足豆外，其他地区基本不见豆。距今约7000-5800年的马家浜文化的豆继承于跨湖桥文化，并且在陶器组合和社会中的地位更高，远超跨湖桥文化。比如，陶豆在跨湖桥文化陶器总数中，占比不到2％；到了马家浜和骆驼墩文化中，陶豆占陶器总数基本都在5％以上，多数为10％以上。其次，陶豆在这一时期马家浜和骆驼墩文化中，成为墓葬随葬品中最常见的器类，比如马家浜遗址，只要是有随葬品的墓葬，绝大多数都有一件豆。形态规整的觚或觚形杯、实足鬶和盉等器物，基本也是最早出现于马家浜及骆驼墩文化（觚可能晚至崧泽文化初期），而且数量众多，作为策源地证据充分。而同时期黄河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北辛文化、双墩文化、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早中期）、边畈文化、柳林溪文化基本不见上述器类。而在距今6300/6000-5300年之间，上述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侯家寨文化、黄鳝嘴文化、薛家岗文化、龙虬庄文化、油子岭文化、汤家岗文化末期-大溪文化，普遍开始流行豆、觚形杯，而鲁皖苏浙所在的东部地区还常常见到实足鬶与盉。实际上，除了陶器外，这一阶段上述地区开始出现的玉璜和玉石钺，也多可以追溯到环太湖及其邻近地区。把整个马家浜文化阶段囊括进来，我们发现这一“化”比以往学者观察到的“崧泽化”现象范围要更大，因而改成为“马家浜-崧泽化”。这次文化传播现象范围之大，内容之多，远超上一阶段，真正使得整个中国中东部地区文化大幅度趋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除了中东部地区的“马家浜-崧泽化”外，整个黄土高原及其邻近地区，也在经历“半坡-庙底沟化”，但是其重点是彩陶，突出器类是罐、盆与钵，与中东部地区的豆、杯或鬶、盉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多平底，结构相对简单，后者则多是圈足、三足、有把手、有管状流，早有学者指出，背后可能暗示两大文化系统的思想差异（吉德炜：《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陈星灿译、曹兵武校，《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第四个是距今4800-3800年的“大汶口-龙山化”，标志性器物空三足鬶，可能还有大口尊或缸等。“龙山化”的概念最早由张光直先生提出，近年来张弛指出，不少文化传播现象在大汶口文化阶段已经开启，“龙山化”是“大汶口化”的结果（张弛：《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笔者深以为然，并借此提出“大汶口-龙山化”的概念。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对整个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影响，学者多有论及。将同一文化系统的两个文化视为一大阶段，可以将海岱地区对周边地区的渐次影响看得更清楚。由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影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张四墩遗存和北阴阳营H2遗存、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漾文化普遍出现空三足鬶（一说良渚文化空三足鬶独立起源），而且都是一种细长颈的鬶；部分文化还出现带有大汶口文化特有符号的大口尊或缸。龙山文化时期，以大汶口文化在鲁豫皖交界地区的后继者造律台或王油坊文化（一说是龙山文化地方类型）为中介，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对长江中下游乃至淮河上游的中原地区（如王湾三期文化）影响持续加强，这些地区的鬶演变为龙山时期特有的大口鬶，而对江淮地区南荡遗存和环太湖地区广富林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单一的器物，后者的整个文化面貌都与龙山-造律台文化趋同。这一波文化扩散影响范围实际上还不仅仅局限于中东部地区，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在空三足鬶的影响下，依次出现空三足斝、鬲和甗，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带有圈足和把手等功能附件。这似乎反映，东部地区的思想也开始影响西部地区。
经过以上“四化”后，中国中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各文化区虽然陶器组合和特征仍然有异，各自属于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但基本都拥有了鼎（釜被替代，但盘口被保留）、圈足盘、豆、鬶和觚（杯）等器类。这些器类被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继承了下来，成为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二里头文化强有力的辐射影响，又进一步波及到辽西和长江上游。可以说，二里头文明就是中国中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四化”开出的最灿烂的果实，它开启了辉煌灿烂、影响深远的夏商周三代文明。
来源：中国文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