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当下的女权运动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左派进步女权运动。在那个时期，美国社会对女性存在诸多限制，如在高等教育领域，女性极难被博士项目以及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等职业学位录取。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重要代表，其社会思潮的发展与演变一直备受瞩目。

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旨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重要意识形态，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却呈现出极为复杂且令人深思的发展态势。

深入探究美国左派与右派女权主义的发展状况，不仅能让我们对这一全球性的社会议题有更全面的认识，还能促使我们反思自身对于女权主义的理解与立场。

中国当下的女权运动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左派进步女权运动。在那个时期，美国社会对女性存在诸多限制，如在高等教育领域，女性极难被博士项目以及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等职业学位录取。

因为当时的教育机构普遍认为，获得高级学位的女性毕业后大概率会结婚并成为家庭主妇，录取女性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然而，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2024 年的美国左派女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美国左派女权已普遍放弃了传统意义上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即追求妇女平等权利。首要原因在于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摒弃。自由主义强调人人平等、人权至上，其诞生于 17 世纪的英国，由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提出。

但当代美国左派女权认为，自由主义体系虽倡导平等，却依然存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这种压迫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层面，更渗透于整个社会结构、文化内容，尤其是语言之中。

例如，后现代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有社会结构和语言对女性存在系统性压迫，所以平权已不足以解除这种压迫，他们主张进行更为彻底的颠覆，包括对文化社会结构及语言的变革。

在中文互联网上，我们也能看到受此影响的现象，如部分博主试图纠正中文语言中对女性的压迫，像将 “雄鹰一样的女人” 改成 “雌鹰一样的女人”，或是改变某些带有歧视性词汇的偏旁等。

此外，美国左派女权拒绝将男女平权作为诉求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男女平权概念背后预设了男人和女人有天然区别，而著名女权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任何试图定义女性的尝试都会造成压迫，因为定义会将部分人排除在外。

所以，当代美国左派女权认为女人无法被定义，女权主义应涵盖非二元性别和跨性别者。这导致美国左派女权的核心政治议题不再聚焦于争取女性权益，而是扩展为争取所有被压迫人士的权利。

他们尤其反抗二元化的性别定义，频繁出现在争取黑人人权、巴勒斯坦人权以及变性人人权等活动的抗议现场。

例如，亲自撰写斯坦福哲学百科女权主义文章的艾默里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诺埃尔・麦卡菲，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者，因参与支持巴勒斯坦抗议巴以战争而被捕。

这表明当左派女权对女性的定义模糊化后，其意识形态诉求已从为女性特定群体争取权利，转变为为所有被压迫者发声。在政治领域，这种对女权主义的重新诠释意味着，左派女权关注的更多是对女性身份的不公，与酷儿研究紧密结合。

酷儿研究由巴特勒在90年代提出，指那些不符合传统性别观念的人，如变性人、变装皇后等。如今的美国左派女权已逐渐演变成酷儿研究，他们抛弃了女权中的 “女” 字，只留下 “权”。

但此 “权” 并非自由主义中的权利（rights），而是权力（power），甚至一些激进者认为只剩下暴力（violence）与颠覆。

与左派女权截然不同，美国右派保守女权主要致力于守护传统，尤其是对女人定义的传统认知。他们坚决反对左派女权对女性定义的瓦解，抗拒男女之别的模糊化。

右派女权认为，男女有别是天然存在的，并非社会建构。

在右派女权阵营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观点。一些较为温和的保守派女权承认，男性和女性在认知等方面存在社会建构的部分，但强调男性与女性在生殖器、生育能力等生物学特征上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后天价值观的不同。

例如，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当英国某媒体用 “来月经的人（menstruator）” 指代女人，以避免将跨性别者包含在 “女人（woman）” 概念中时，罗琳发推特斥责这种做法。

她认为跨性别者与女人有着天然区别，将女人用如此不恰当的称呼替代，对曾遭受暴力男性辱骂的妇女来说是不友好、反人性且具歧视性的。

罗琳的这种立场在西方被视为保守女权，左派进步女权则称她为 “排斥跨性别者的激进女权主义者（TERF）”，认为她在为女人圈定范围，排斥跨性别者。

除了像罗琳这样相对温和的保守女权代表，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难以简单归类，我们暂且将其划分为保守女权范畴。她们关注只属于女性的性问题，如堕胎、生育、性解放对女性的影响等。

例如英国记者路易斯・佩里，她主持的播客 “女族长妈妈（maiden mother matriarch）” 以及所著的《反对性解放》一书，从女性快乐的视角，对现代西方社会色情泛滥、过度性化以及随意约炮的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

她认为女性在本质上比男性更脆弱，性解放运动将性工作包装成权利，实际上让更多贫穷女性受到压迫。同样持有此类观点的还有玛丽・哈林顿，她称自己为 “反对进步的女权主义者（reactionary feminist）”。她们的观点在欧美较为小众，主要受到有文化、受过教育的学术人士关注。

在美国，还有一类极端保守女权现象尤为引人注目。美国作为西方民主社会中较为保守、宗教意识浓厚的国家，部分极端保守女权从男女生理天然不同出发，构建出一整套关于女人职责、生活方式的理论。

当下美国抖音（TikTok）和照片墙（Instagram）上流行的 “传统妻子（traditional wife）” 标签便是例证。这些 “传统妻子” 网红们妆容精致，身着带花边围裙，生活在农场，生育多个孩子，很多是摩门教徒，家庭靠农场自给自足。

她们以 20 世纪 50 年代好莱坞电影中温柔贤惠、性感风情的白人女性形象为榜样，为自己家庭主妇的身份感到自豪。在她们看来，现代资本社会对女人的诸多要求，如要求女人不生小孩、牺牲相夫教子时间去工作、拒绝打扮等，是对女人的压迫与瓦解，是对女性传统身份的抹杀。

她们认为真正的女权主义就是回归传统女性角色，享受男性的照顾，获得对女性传统身份的尊重，包括女儿、妻子、姐妹，尤其是母亲身份的尊重。

然而，这种观点在许多思想进步的女权人士眼中，是对女权的误解，是一种个体化、自我异化，是父系社会压迫的结果。但从她们自身角度出发，这同样是基于对天然女性定义的思想体系所形成的自我理解。

通过对美国左派和右派女权主义发展状况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女权主义已发展成极为复杂的形态，与国内大众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

美国左派女权抛弃了传统的女性定义，将诉求扩展到所有被压迫群体，而右派女权则坚守甚至回归传统女性角色定义，两者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这一现象提醒我们，立场往往带有偏见。在思考和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过度沉浸于自身立场的道德审判，会使我们陷入精神的懒惰，拒绝反思自身局限性，阻碍我们对不同立场的理解。

我们应在明确对错、知晓抗争与抵制对象的基础上，时刻反思自身的局限性，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和思考女权主义这一复杂的社会议题，避免陷入片面和狭隘的认知。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做出更为理性、客观且有效的行动。

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