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出品的八集微纪录片《讲述·周恩来的故事》于1月8日上线后，很快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各大视频网站大流量传播，取得较大社会反响。该片创作过程中，摄制组采访了三位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赵炜、高振普、纪东和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四位耄耋老
赵炜，女，1932年出生于辽宁，1955年至1965年任总理办公室干事、秘书，1965年至1992年任邓颖超同志秘书。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
西花厅的值班室1953年3月，21岁的赵炜进入位于长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干部学校学习，一年后，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工作。问：您是哪一年到西花厅工作的？答：我是1954年二十几岁的时候，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先在机要处工作，后来机要处合并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人员分流，我就到了秘书厅的秘书科，工作了大概一个多月。1955年总理办公室要人时，选中了我，到西花厅财经组工作。问：当时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不是还比较多？需要分几个组。答：当时财经组人最多，有八九个人，外事组人最少。还有综合组、机要组、行政组。总理办公室最多的时候有20多人。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提出精简人员机构。总理首先带头，减了三个大秘书。1965年的时候毛主席说秘书多了点，总理又带头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为值班室，各组只保留了三个年轻的干事，留了一个大秘书王伏林带领我们工作。我们干事的工作，最开始是对着秘书，比如接电话、查资料等等，也就是间接为总理服务。人员精简以后，就过渡到直接对总理服务。问：我们看到总理办公桌抽屉里有一排按钮，是呼叫秘书的吗？答：按钮是按照各个组排列的，所有的大秘书、值班的都有，这样省得打电话。总理休息的那个屋子也有铃，他有事要找我们就按铃呼叫。我们值班室还有一个灯，这个灯总理不知道。他一起来这个灯就亮了，主要是担心他磕了碰了不叫我们，这样我们这边能知道。问：有人说每天早上秘书们都排着队向总理汇报工作？答：总理和秘书们一般都是熬夜工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总理基本上都是早上8点以后才回来，工作，休息，睡到下午2点或者1点多起来，吃完饭然后看看文件，该出去会见客人或其他事情就走了。总理办公室每天有一个大秘书值班，干事们对收到的文件、电话，查到的资料等等做个筛选，汇总后给他看。总理回到西花厅后，他就送给总理看，总理看到哪儿不清楚，就会问他具体的情况。问：一般情况下，总理每天什么时候最忙呢？答：起床以后就开始忙。总理交代了，有急事你们不管我在干吗，上厕所、洗漱或者吃饭，你们都得来找我，不能耽误事情。所以总理起床以后就开始忙。总理的工作台历上，我们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前就写上日程安排，也有临时往上加的，比如总理交代他要上哪儿去会见什么人。这样总理一看台历就知道当天要干吗，秘书也知道都有什么事。总理日程安排非常满，有时候台历一页纸都写不下。有一次毛主席的秘书夜里打电话来，当时总理刚吃完药睡着。毛主席的秘书一听就说不要叫了，让总理休息吧。第二天值班秘书按惯例汇报工作，说昨天晚上几点几点，主席秘书来电话了，您已经入睡了，我们就对他说睡了。总理听后特别交代，从今以后，毛主席那里不论什么时候来电话找我，你们别说我睡了，要赶快叫我，绝对不能误事。问：这算是工作纪律了。答：对。还有他反复强调的一条，就是保密纪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总理交代有关同志注意保密纪律，要求不许泄密。他说：回去后你不许对你老婆及家里人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是我的妻子，她也不知道。总理说的一点没夸张。原子弹爆炸前一天，总理审定了新闻稿，得发到各个使馆，那天正好我值班。总理说：赵炜，你跟谁都不许说，给吴冷西打电话，他在哪里你就送到那里请他看，看完你必须送到外交部值班室。就这么近的距离，邓大姐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告诉，她是在第二天报纸登了这个消息后才知道。长期工作下来，不光是我们注意保密，家里的孩子从小也都知道要保密。我们告诉孩子，在学校不许说爸爸妈妈是在西花厅工作，都是说在国务院工作。老师问我女儿，听说你爸爸妈妈都给总理和邓奶奶服务？我女儿说：您听谁说的？您听谁说的就去问他吧，别问我，我不知道。老师就笑了，说小赵琦你挺有意思。孩子回来她不跟我学，她给邓奶奶学。邓奶奶说：这小赵琦有两下子，够保密的。她对邓奶奶说，我妈妈老对我说，不许漏出去。问：还有其他方面的纪律要求吗？答：比方说生活上，不该拿的不拿，不许收礼。总理是淮安人。1960年前后，淮安县委给总理和大姐送来土特产，里面有两大桶淮安的小吃—馓子。我们一看，坏了，两大铁桶馓子，这得用了多少油炸啊。把我们吓得，都没敢往办公室拿，就放在西花厅的过道上，想着总理一回来就赶快向他报告，别等总理问。总理回来一下车，值班的同志就赶紧过去说明情况。总理一听就火了，说不许动啊，追问还有什么，值班的同志都跟总理说了。总理说：能退的全退，这个油炸东西没法儿退就赶快分给工作人员，大家分着吃吧，但是给他们（指淮安县委）寄100块钱和一份不许送礼的中央文件（指《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1960年11月3日〉），然后以总理办公室名义写封信，让他们以后不许送东西。还有一次，战争年代给总理当了11年警卫员的龙飞虎和他夫人到西花厅来。我们聊天说起来有时候去友谊商店买加应子。龙飞虎那时候是福州军区副司令，他一听，说你们还得找券还得专门跑去买多麻烦，我们在福州买这个很方便，以后不用买了，我给寄。我说别，你们寄了就惹祸。后来，龙飞虎夫妇还是寄来两盒。邓大姐和总理知道后跟我说，给龙飞虎写一封信，以后不许寄。我当时还跟两位老人家说，这是两位老同志，龙飞虎跟随您11年做警卫，现在又当副司令，人家自己掏钱寄两盒干果有什么了不得的，也不欠公家钱。总理和邓大姐说我：赵炜，你怎么替他们说话？我说我是觉得叫人挺难过的。总理说不行，给他寄50块钱，写一封信。我说这50块钱有点多了吧？30块钱就够了，没那么贵。总理说不行，就寄50，教育教育他们。后来龙飞虎夫妇再来时跟我开玩笑说，赵秘书你可真够意思，你就不会不执行吗？我说我可没那胆，我替你们说话还被总理和大姐批评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
总理和邓大姐的约定
1965年，赵炜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建议她不要再长年值班。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张元同志身体不好，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接替。于是，熟悉西花厅的赵炜从总理值班室调到了邓大姐身边担任秘书，仍在西花厅工作。工作时间长了，她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了解也更深了。问：1976年底邓大姐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是看消息稿里，邓大姐担任这个职务是1975年中共中央提议、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的。为什么压了一年多呢？答：有人说这个提名是1975年10月毛主席亲自批的，到总理那儿压下来了。我也是听说，不知道真的假的。有一次，我和邓大姐说起这件事。我说大姐你不知道啊？邓大姐说，不知道，恩来不会跟我说的。邓大姐理解总理的做法，说那时候不让她上是对的。赵炜一家与邓颖超在西花厅合影
问：像这样在职务上被总理“压低”，邓大姐不止这一次吧？答：不止一次。政务院刚一建立的时候，党内外很多人都说邓大姐应该承担一个部长，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当部长，这是我们两个约定的。所以她最后只在妇联当了“二把手”。定工资的时候，邓大姐原本按部级应该定五级，报到总理那里硬给她压了，定成六级。还有一些这样的事情。问：革命战争时期总理和邓大姐也是在一起工作的，他们是什么时候约定这样做的？答：这是他们两个进城以后共同约定的。现在很多人对邓大姐了解有限，一提起来就是总理的夫人。其实，她做了很长时间妇联的工作，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主席这些职务。大姐从年轻时就是女中豪杰，了不起的人物。她15岁就是学校演讲队长，走街串巷，到居民家里去演讲，反帝反封建反对日货，下大雨淋得跟落汤鸡似的也不退缩。天津进步青年成立觉悟社，搞学生联合会、妇女爱国团体这些事情，她都参加。一个15岁的学生，在天津已经很有名了。她是天津第一批共青团员，当时共青团还叫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天津建立中共党组织，她是第一批转党的。不久，她遭到反动当局通缉。正好这时总理从法国回来在广东，他们那时已建立恋爱关系，五年没见面了，而且广东也需要人做妇女工作，所以组织就安排她到广东去工作。到广东，她就和总理结婚了。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在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给何香凝当秘书，何香凝说广东话，她刚去时听不懂，就下决心，三个月学会了广东话。你看大姐的决心和能力。第二年1月份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委36名，候补执委24名。24名候补执委里一共有6名共产党员，有毛主席、董老等，就邓大姐一个女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与身边工作人员在西花厅合影，一排左一为赵炜，二排右一为高振普
问：邓大姐这样的贡献、这样的成绩，她有没有感到委屈？答：她没有。她讲了，她说我不委屈，因为这是党的需要，是我们自愿约定要这样，不能同时在一个单位。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还在总理值班室的时候，有一次妇联来了一个文件，是关于会见外宾的内容，提到需要邓大姐出面。我们那时候寻思，这个事情和邓大姐有关，就拿给她看。邓大姐说，我跟你们郑重声明，以后别近水楼台先得月，妇联会通知我的，你们别把文件拿给我。问：完全按流程办事？答：对！对待总理的工作她从来不介入，从来不借总理的名义去干嘛。你刚才提到大姐委屈不委屈，当然大姐她自己觉得不委屈，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约定好的。总理的工作离不开邓大姐的支持。邓大姐从不给总理找麻烦。总理经常会见外宾、会见外国元首，有时候邓大姐出面，有时候不出面。有一次见外宾，总理请邓大姐晚上出席。外交部印的请帖，落款是周恩来、邓颖超。我在值班，收到后一看，就觉得坏了，这保准通不过。因为邓大姐从来不在请帖上出名字，只是参加。拿给总理一看，他果然说：“啊？这怎么有大姐名字？”我说我们也觉得奇怪。总理说，退回去，让他们重新印，不印大姐的名字。然后总理说，得跟大姐说一下，请大姐过来。果然邓大姐也说：“哎哎哎，别上我的名字。”很多人说邓大姐是总理的贤内助。她确实从不干涉总理的工作，不找麻烦，不借总理的荣誉去抬高自己。如果没有工作，总理的办公室她从来不去。有时候涉及她的文件，总理批完了，才叫我们值班的同志送给邓大姐看。我们送的时候也跟邓大姐声明：是总理要送来的。有时候总理对我说你把大姐叫来有事，这时候大姐才到他办公室，她不轻易进的。不光总理办公室她不进，我们办公室她也不进。有事要找我们的时候，她就扒着窗跟我们摆摆手。邓大姐对待总理的事情公事公办，私事私办，绝不插手干涉。对我们也是这样，公事公办，私事私办。生活中我们和邓大姐接触很多，比方她找我们工作人员来谈总理的工作，提出“三保”，就是保工作、保安全、保健康，这时候她是作为总理的家属和我们谈工作，她是做好后勤应做的。总理和大姐都是我们西花厅支部的党员。邓大姐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支部会……每次开会都参加。这时我们是以同一个支部的党员相处，他们绝对不会以身份来压我们。总理事情多，但是开会必须通知他，他有事就按程序请假。要是我们觉得总理忙不通知他，肯定是要挨批评的。问：这也是纪律？答：是的。他们守纪律的作风，真是模范。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结婚以前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党员，谁也不问。后来经过组织沟通，才知道你入了党我也入了党，一个1921年，一个1925年。这是邓大姐亲自给我讲的。有时候总理会把他随身的两把钥匙交给大姐保管，比如出差、出国的时候，防备家里临时要用。邓大姐用信封封死，锁在她的柜子里头。总理一回来，大姐先把这个信封拿出来，在客厅等着，举着这个信封对他说：原璧归赵。问：这两把是哪里的钥匙？答：一把是开办公室的。办公室一共三把钥匙，一把给警卫值班，一把给秘书。另一把是他保险柜的钥匙。保险柜是个铁柜子，那个钥匙就他有，谁也开不了。有一次我到总理的办公室送文件，总理拿那把钥匙给我让我开柜子，问我会不会，我说一个铁柜子还能不会，总理说那你就试试吧。结果我试了半天打不开，我说总理对不起，开不开，这铁柜没见过也没用过。我才知道这个保险柜和一般保险柜的开法不一样，不知道的开不开也锁不上。我按总理教的方法打开柜子，里面有三个存折，是总理头天晚上带回来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加了一下总数我说是四万。总理说你再算算。我再算一遍，闹了个大红脸—看丢了一个零，是40万。总理说这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让他接济生活困难的下属的，各种原因没发下去。“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红卫兵到处抄家，傅作义怕这个钱被抄走了给国家造成损失，就交给总理了。算清楚了以后，总理叫我把钱交给中国人民银行，那时候胡立教在那儿，给我打了个收条。总理在世时，我就开了这么一次保险柜。再打开，就是在总理去世以后，我们清理他的遗物，里面没什么东西，文件什么的都没有，应该是他住院前都清完了。
给总理写“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经常是忙到凌晨才能回到西花厅，回来也不能尽快休息，往往是在办公室继续工作。长期操劳，他明显消瘦了，憔悴了。大家都很关心他的身体健康。问：您刚才提到邓大姐对总理的“三保”工作很配合，她对总理的照顾还是很体贴很周到的。答：她照顾他有多种方法。因为他们俩作息时间不一样，常常是她睡觉的时候他才回来。总理能影响大姐吗？她身体又不好，而且她还有她自己的工作。邓大姐怎么关心总理呢？比方她知道今天总理回来得晚，睡觉前她不吭声，等她睡醒一觉了起夜，要是总理回来了在家，她就按铃叫警卫来，问问总理干吗呢，该提醒睡觉了。要是还没回来，她就经过总机去找总理的大夫或者警卫员，问问总理什么时候回来，嘱咐：你们到时候提醒着点。比如有时候提醒总理吃药；有时候关心总理吃没吃晚饭；还有的时候，邓大姐写个字条，请警卫给送到总理办公室提醒他。这是邓大姐关心总理的各种方式。问：还写过“大字报”是吗？答：当时啊，总理累得心脏不太好。那时候对谁有意见都时兴写“大字报”，时髦。总理出门忙没回来，我们办公室这些人说，咱们也给总理写个“大字报”。有人说，写“大字报”好吗？大家说咱们是为总理好，为他的健康着想。再说现在不都写“大字报”？咱们把“大字报”给总理贴办公室门上，他回来一下就能看到。所以大家说好，写写写。怎么写呢？晚上我们在西花厅的这些秘书、干事七嘴八舌就商量怎么写。赵茂峰毛笔字写得好，第二天我们就叫他写。我们大家都签了名，邓大姐也签了名。贴上以后我们注意看总理的反应。总理看到以后说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工作人员给周恩来写的“大字报”
后来，邓大姐又想了想，觉得内容还是不全，又说了五条。我们写下来五条又给贴门上。来西花厅的陈（毅）老总、聂（荣臻）老总等，来了看了都赞成，都跟着签名支持。这个“大字报”就这么来的。总理说诚恳接受，要看实践。我们也知道总理在实践中实现不了。怎么能实现得了？那么多工作。有一天我值班，看总理在批文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说总理啊，您要不休息吧？别看了，明天再看吧。总理把笔一撂：赵炜你说我能放下吗？这么多事我都得处理，明天不更多了吗？我说您都累成这样了啊。总理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就这样了，谁说也不听。问：听起来像是大姐关心总理多一点？答：从形式上看，是邓大姐管得多，因为邓大姐事不多。但是总理尽管事多，对大姐也是非常关心，关怀备至的。邓大姐因为子宫囊肿住院的时候，总理把大夫都请来，一起研究手术方案，确认万无一失才敢签字。邓大姐手术后住院观察，总理基本上每天都要抽空去医院看她。有时候总理见外宾时间紧张，也尽可能去之前绕一下到医院坐一会儿。总理忙得实在没时间去，就派人去看邓大姐，或者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他们相互关心的方法不一样，但彼此是非常关心的，要不然总理和大姐能恩爱几十年呢，这是真正的革命战友、伴侣啊！在西花厅与医院之间
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罹患膀胱癌，他一边工作，一边治疗，同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然而，由于长期劳累得不到真正的休养，1974年6月，周恩来总理再次住院手术。从那时起一直到1976年1月过世，周总理几乎一直是在医院度过的。问：总理病重住院后都是您陪着邓大姐去医院看他吗？答：刚开始的时候是大姐自己去，总理病重了自己看不了文件，大姐去了念给他听。我们支部几个人担心大姐岁数也不小了来回跑太累，给大姐提意见，让我陪她去。大姐说不用，到医院有人管她。另一方面我们在家的人也不知道总理的情况怎么样，有的时候其他同志问我：“赵炜，大姐回来察言观色怎么样？”我说你们这是难为我，大姐是做什么工作的，几十年对敌斗争的经验，她能表现出来好坏吗？后来，有一天总理打电话说叫赵炜来，让告诉我以后天天跟大姐来，照顾大姐，替大姐给总理念文件，给他们两个念文件，有时候还给总理当“翻译”。总理病重了以后他的江苏口音大家听不清。有时候我也听不清，我得趴到跟前听。我记得有一次我没听清，他说我是大傻瓜，我们就笑。问：您还记得第一次陪着大姐去医院的情形吗？答：去的路上我这心里嘀咕，我进去怎么说，我有一个月没看见总理了，肯定瘦得不得了。快下车了，我觉得话都不会说了。我问大姐怎么办，我怎么叫。她说你就叫一声总理。我说我过去叫总理，总理说叫什么总理，我住在医院也没办公。大姐说你别管他，就叫总理。大姐嘱咐我说：赵炜，你今天见到总理不许哭。下了车，大姐走在前面，我在后边，跟着进了病房。看着总理那么憔悴，我真是咬着牙让自己别掉眼泪。大姐跟总理说几句话，说到赵炜来了，我就赶快上前跟总理说，总理您好啊，你怎么样啊？总理说：赵炜，今天我要跟你握手。我说总理咱俩别握手，我刚从外头进来，手凉。他说，我不怕凉。其实进病房前我都洗了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搓手，可能下意识地想把手搓热点别冰着总理。大姐说，要跟你握手你就握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握手，前面工作来了多少次也没说跟我握手。总理从被子里慢慢伸出了手。我一看那手，心里真想哭，瘦得就是骨头和皮，我就赶快上前一步跟总理握手。老人家还挺使劲的，连着说了两遍，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听这个话我真受不了，我眼泪就快要流出来了，大姐紧拽着我不让我哭，怕我哭出来刺激总理难受。总理说完第二遍“你要照顾好大姐”，大姐就上前跟总理说话。我到外头哇哇哭。外边人说，这赵炜刚才来的时候笑呵呵，怎么现在哭成这样。我也没说什么，我得洗脸，洗掉眼泪回来得念文件呢。问：后来你就天天都跟着邓大姐去医院了吗？答：总理住院一年多的时间，我后来天天跟着大姐的时间将近三个月。当时如果要动手术或者有情况，随叫随到，半夜三更也随时起来就去。如果医院没有电话来，我们就每天陪大姐吃完早餐，大概8点半9点到医院去。那时候大姐一礼拜还要两次去大会堂参加老同志学习。问：可能以前都没有这么多在一起的时间。答：确实，平常他们两个见面很少。没办法，生活作息不一致，她睡觉他起来，她吃饭他睡觉，所以有些话没法交代。当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肚子话，有的不能说，有的能说，可是已经这个时候了，说了有什么用啊？问：在医院总理跟大姐有什么特别的嘱托吗？答：我跟着的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没听到总理和大姐告别，生离死别，难过，一句都没有。问：身后事也没有交代吗？答：有一天我自己去医院，弄专案的事情。总理跟我说，赵炜我的骨灰将来死了要撒掉。我说总理啊，您说这个是不是太早了。总理说不早，先跟你说，你记住。我跟大姐约好的，那年中央开会，火化殡葬改革，我们都签字了。但是我跟大姐讲了，我们两个更进一步，骨灰撒掉，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当肥料去。我要是死在大姐后头，我可以保证她的意愿实现。我死在大姐前头，我的骨灰能不能撒掉，大姐保证不了，这得经过中央、毛主席批准，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我一听心里那个难过，但是跟自己说我得挺住，就没说什么。回家后我告诉大姐，总理今天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我都快哭了，我受不了。大姐说，是啊，我们约定好了的。就像他说的一样，他可以保证我的愿望，他的愿望我保证不了。如果他先走，中央同意他的请求，那我的事也就好办了，我也就放心了。问：撒骨灰的地点是怎么确定的？答：后来大姐让高振普、张树迎和我三个人去看看，北京有什么有水的地方可以撒骨灰，撒下去跟着水流走了，免得有人知道了去打捞纪念。我们跑了一上午，玉泉山、八一湖都去看了看。回来跟大姐汇报，没有合适的地方，冬天都结冰了，撒在哪里都会很快聚集起来，容易让人发现打捞。大姐叫我们三个去是因为我们和大姐、总理都是西花厅党支部的，她不想麻烦组织。我们汇报这个情况以后提出，还是请中央定吧。最后中央定了四个地方，第一站是北京上空，第二站是北京密云水库上空，第三站是天津海河上空，最后一站是山东黄河入海口。当时这四个地方都保密，怕有人知道了去悼念。有人问我们说，你们一点没留？我说我们没留，我们要尊重总理和大姐的意愿。有关“伍豪事件”
1932年2月中下旬，国民党特务系统伪造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在上海《时报》《申报》等报纸大肆刊登，妄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离间共产党的目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公开声明予以澄清。“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等人又企图利用“伍豪事件”诬陷周恩来，掀起风波。问：请您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和邓大姐是如何应对“伍豪事件”的？答：大概是1967年夏天的时候，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个《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江青。当时他们正想整总理，拿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马上就开始搞小动作。总理知道之后，他和大姐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有个交代，这也是对历史负责。他们商定以后，邓大姐把我们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说明有这么回事，安排赵茂峰到北京图书馆借来1930年到1932年上海的旧报纸，大家得空就去翻去找。报纸非常多，《申报》等都借了，有两人高，放在乒乓球桌那屋。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有空就去一张一张翻。先是找到了国民党炮制的假启事，后来是总理的司机杨金铭翻到了当时党组织刊登在报纸上的反驳消息。赵炜与摄制组合影留念。右起：翟佳琪、廖心文、赵炜、张军锋、唐蕊
具体翻找都是邓大姐在管的，这两条消息都找到了，就报告了总理。总理让我们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给报纸拍了照，他自己又根据这些资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后来还有人想拿这个事情做文章，毛主席说这个事情早就弄清了，是国民党的阴谋污蔑。1972年的“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总理就“伍豪事件”作了一个报告，这是毛主席要他讲的。这个报告记录是要请总理签字后归档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放着。一直到后来总理住院以后，第四次大手术前，应该是1975年了。当时总理已经打了麻醉准备上手术台，打电话让把这个报告记录送到医院给他。那天我值班，我给送过去的。总理就躺在手术推车上，我们弄了一个木板垫着这个记录，扶着总理半坐起来在上面签了字。总理签字后把这个记录交给邓大姐，才进的手术室。邓大姐的遗嘱
赵炜牢记着周总理病床上的嘱托，不仅肩负起秘书的本职工作，还全面负责邓大姐的衣食住行，直到邓大姐去世。问：邓大姐过世后报上登过她的遗嘱，您记得是什么时候写的吗？答：第一次写是1978年7月1日。她在那儿坐着，让我拿纸笔。我说大姐干吗呀？她说写出来你就知道了。我一看她写遗嘱，就大概两页纸。问：是她说你写的还是大姐亲自写的？答：她自己写的，写完就收起来了。后来隔了几年她又拿出来重新写了一遍，加了两条，是1982年。我当时说，大姐你写这么早干什么。她说等我糊涂的时候就写不了了。问：邓大姐的遗嘱很详细吗？答：后来邓大姐还写了一个字条，更加详细。我们讲这是邓大姐的第二份遗嘱。内容包括工资交党费，文件怎么处理，照片怎么处理，遗物怎么处理。1992年大姐去世，我们就是按照这份遗嘱对所有的遗物做了分配。赵炜 口述 张军锋 翟佳琪 整理（本文经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首任会长廖心文审阅）（赵炜 口述 张军锋 翟佳琪 整理；整理者：张军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翟佳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展陈工作处副处长，副编审）本期目录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