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类目录如何支持创新药支付？｜2025药政法规科学年会（下）

摘要：近日，国家医保局计划推出“丙类目录”，旨在为创新药设立专门的支付通道。同时，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医保局也从支付端明确表达了对创新药品定价、纳入医保及促进商业保险发展的支持态度。在2025药政法规科学年会下半场，与会者围绕医保支付展开了探讨。

• 陈怡针对创新药研发在支付端的挑战提出建议，如在药品研发的早期阶段，药监部门与医保部门应加强沟通。

• 圆桌讨论对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国家的机遇和现实难点进行剖析。

• 关于AI对注册人员工作辅助潜力的讨论，将会议氛围推向了高潮。

2025药政法规科学年会上半场回顾

“两会”定调，政策释放哪些信号？

撰文 | 毛冬蕾

近日，国家医保局计划推出“丙类目录”，旨在为创新药设立专门的支付通道。同时，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医保局也从支付端明确表达了对创新药品定价、纳入医保及促进商业保险发展的支持态度。在2025药政法规科学年会下半场，与会者围绕医保支付展开了探讨。

而关于AI对注册人员工作辅助潜力的讨论，更是将会议氛围推向了高潮。下半场由腾盛博药法规事务及临床运营部负责人曹海峰老师主持。

曹海峰

陈怡：支付端与研发端协同促进创新

“促进高质量药物创新，离不开支付端与研发端的协同发展。“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陈怡教授表示，“支付创新如何与技术创新同步发展，既是新问题，也是医保如何按价值购买的重要议题。”

陈怡教授

自2021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推动创新药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全链条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了从研发到支付的全链条支持机制。该政策旨在通过多方协调，确保创新药从研发到患者使用能顺畅衔接。政策亮点包括多元化支付渠道的引入，如扩容商业保险、鼓励创新药投资基金等，以缓解医保基金压力；针对临床急需的高值药品推出丙类药品目录；对创新药采取价格保密机制，保护企业商业利益；以及探索按疗效支付、分期付款等创新支付模式，以应对高值药品的支付挑战。

不过，在创新药研发与支付端的协调上，仍存在诸多挑战。针对上述挑战，陈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是优化医保审评流程，将药品临床获益作为创新药评价的核心标准，优先纳入临床获益显著的药品。同时，探索差异化定价机制，对高临床价值的创新药给予更高支付价格，以激励企业源头创新。

第二，推动支付模式创新，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按疗效支付、分期付款等创新支付模式。这些模式不仅能减轻医保基金的压力，还能确保患者及时获得治疗。例如，主要欧盟国家在CAR-T疗法的支付上采取了按疗效分期付款。

第三，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特别是在靶点发现和突破性技术领域，从源头创新上支持企业更多研发未被满足临床需求的药物，提升中国创新药的全球竞争力。

第四，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商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使其成为创新药支付的重要补充。通过多元化支付渠道，缓解医保基金压力，确保创新药的可及性。

第五，推动研发与支付端的早期协同：在药品研发的早期阶段，药监部门与医保部门应加强沟通，提前收集卫生经济学评估所需的数据。这有助于减少药品上市后的支付障碍，提高审评效率。

陈怡教授认为，中国创新药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少走弯路。例如，美国NIH通过政府资金支持基础研究，推动了生物科技领域的创新；欧盟国家设立临床亟需创新药的快速支付通道，在药品审批和支付评估中强调临床价值，并采取按疗效支付的模式；韩国对罕见病药品免去卫生技术评估，直接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这些国际实践为中国创新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陈霞：获益风险评估是复杂且动态的

泰格医药高级副总裁、首席医学官陈霞博士介绍了新药全球同步研发中基于多区域临床试验（MRCT）数据开展获益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她说，核心在于如何在获益与风险之间找到平衡，而这种平衡具有相对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适应症相对性、时间变化相对性，及不同监管机构对群体与个体差异的考量。

陈霞博士

以保法止（非那雄胺）为例，同一药物在不同适应症下，获益与风险的平衡点可能截然不同。保法止最初用于治疗前列腺肥大，后转向治疗雄激素性脱发。由于目标患者从老年男性变为年轻男性，性功能损害的风险变得不可接受，因此剂量从5毫克降至1毫克。“这表明，剂量选择需根据患者群体的具体需求调整。”她说。

在药物研发的不同阶段，获益风险评估是动态的。从早期研发阶段的目标产品特征制定，到中期探索最佳剂量，再到上市前的最终评估，以及上市后的个体选择，都反映了评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监管机构通常从群体层面评估药物，而个体患者更关注自身感受。例如，克霉唑乳膏在9~11岁儿童和非白人中疗效不佳且安全性问题突出，FDA最终批准其用于12岁以上人群。此外，抗帕金森药物奥匹卡朋在欧美获批剂量为50毫克，但在日本PMDA因种族敏感性和安全性问题，批准剂量为25毫克。这些案例体现了不同监管机构在群体获益与个体风险之间的权衡。

以罕见病首个脊髓型肌萎缩症口服药利司扑兰为例，尽管在2、3型患者的亚组分析中，中国和日本患者的数据与欧美人群相反，但NMPA综合考虑了临床需求的紧迫性，最终批准了该药物。这体现了中国监管机构在获益风险评估中的灵活策略。

获益风险评估涉及多个相对因素，美国FDA、日本PMDA和中国NMPA表现出不同侧重点。“FDA强调循证医学证据，PMDA关注细节和以安全性为重，NMPA更关注大局和患者临床急需。”陈霞说，“在MRCT中，需预先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以确保药物研发的成功和监管审批的顺利通过。”

宋蒙：深入了解AI的边界和优势

DeepSeek以其快速、高效、精准、开源的特点迅速征服了全世界。围绕AI在制药领域应用的话题也越来越火，泰格医药旗下泰雅科技首席执行官宋蒙表达了两个观点。

宋蒙

第一，人们需要深入了解AI的边界和优势。AI通过学习人类历史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数据，能在某些专业化但重复性较高的领域大幅提升效率，甚至替代部分重复性工作。其优势在于足够的规模化和标准化，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人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然而，AI也有其劣势，它生成的内容更多是一个参考，最终的判断还需要专业人士把关。

第二个观点是，AI经历了快速发展和迭代，特别是大模型的出现，让AI的算力得到质的飞跃。对于药品注册人员而言，如何借助AI快速检索和获取标准法规知识是一个重要问题。

宋蒙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第一个是标准法规获取的痛点，被称之为“法规迷宫”。法规知识不断更新和迭代，且碎片化，分布在不同的网站和平台上，形式各异，这给整合和利用知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此外，国际化版本众多，多语言和多标准也增加了获取法规知识的难度。

第二个痛点是协同成本高和风险控制难。在药企内部，进行法规查询和合规审查往往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合作，效率低下。同时，动态变更的法规信息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合规风险。

针对上述痛点，泰雅科技探索了AI在标准法规获取方面的应用。

第一步是建立知识库。泰雅科技快速搭建了一个排列有序、标签明确的法规知识库。通过爬虫技术，自动抓取合规网站和政府网站发布的法规信息，并进行分类和标签映射，方便后续利用。

第二步是构建智能体。智能体结合了各种工具，如检索工具、计算工具等，能够快速响应用户需求，提供结构化的法规知识。同时，智能体还具备复原能力，能够展示生成答案所参考的原文内容，方便用户甄别。

目前，泰雅科技已实现了大模型通用医学知识检索平台。这个平台具备医学垂直领域的AI机器翻译能力，支持多模态多语言。

展望未来，泰雅科技将使其从智能检索逐渐向法规决策支持方向转变。“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研发工作，如法规数据的个性化训练、模型的微调与领域适配等。同时，也将与医学专家紧密合作，构建更多的思维链数据，提升模型的推理性能。”宋蒙说。

赵宇：推动计算医学技术落地应用

中科计算技术西部研究院研究员、图灵·达尔文实验室副主任赵宇教授介绍了IT在计算医学中的应用以及计算医学指导的虚拟临床试验实践。

作为团队骨干成员，赵宇对计算医学的深度交叉性有深刻体会。他提到：“搞IT的人会模糊生命科学各个专业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的背景差异，反过来，很多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人也并不知道IT领域的专业领域如算法，智算等差别很大。”

赵宇教授

随着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词。他强调，数字化绝不仅是对信息化工作的简单延续，需要对所从事的行业深入理解并依托数字技术为所从事行业做出决策系统。

在谈到计算医学的具体应用时，赵宇教授表示，随着研发成本的不断上升和成功率的下降，新药研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靶点发现和临床试验阶段，生物学机制不清是导致药物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此，赵宇教授和他的团队在计算医学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通过构建专业大模型、将组学数据映射到信号通路上、建立个体数字孪生等方式，实现了对生命功能的理解。这些技术将改变药物研发范式，并将重新基于数字仿真技术的虚拟临床试验，重新指导临床试验。

赵宇还分享了几个成功案例。例如，他们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合作，通过虚拟试验成功预判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前瞻性预判了IND入组病人的个体OR，这是全球第一个虚拟临床试验的结果。此外，还利用计算医学技术，对老药新用进行探索，为罕见病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

在问答环节，前美国FDA资深审评员肖申博士询问赵宇教授，他们的模型是否能预判3期临床试验的成功率，这对制药行业将是革命性变化。“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有意义且有挑战性的课题。” 赵宇回答。赵宇表示，他们的工作主要基于人的研究数据，不依赖动物实验数据。对于3期临床试验成功率的预判，团队已有相关研究。

之后，在基于数字仿真技术、发现新适应症能力方面，赵宇举例说明了如何帮助一家制药公司预测其新分子在子宫内膜癌患者中的疗效，最终该公司的试验结果与预测相符。

赵宇说，他们的模型基于大量数据和先进算法构建，能助力理解生物学机制，为临床试验提供有价值的新洞见。团队将继续深入研究，尝试在更多临床试验中应用该模型。

谈到未来展望时，他表示，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监管审批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需求。他呼吁各方加强沟通交流，共同探索适应新技术发展的监管审批模式，各方需要共同努力推动计算医学技术的落地应用。

肖申：解读FDA加速审批与AI支持监管决策

前FDA资深临床审评员肖申博士围绕FDA去年12月发布的《严重疾病加速审批计划——药物与生物制品行业指南（2024年12月版）》和《应用AI支持监管决策指南（2025.1）》进行了解读。

他首先梳理了第一个指南的修订背景与目标，明确了加速审批的适用条件，解析了临床试验设计及终点选择的要求，同时强调上市后研究和撤销机制的流程。

肖申博士

针对“为何在1992年加速审批制度实施、1997年立法确认后仍需修订新指南“的疑问，肖申博士指出，尽管FDA已有成熟的加速审批机制，但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依然存在。此次指南更新希望通过优化审批标准，为严重疾病患者更早提供有效治疗选择，重点针对现有疗法不足或无效的疾病领域。以及进一步明确对确证性试验的要求。

肖申说，监管方高度重视试验设计的合理性，尤其关注替代终点，中间临床终点和最终临床终点的科学关联性。新指南强调了加速批准后的撤销机制，“若药物在上市后验证未能达到主要终点或发现安全性风险，FDA将启动撤销程序。”他说。根据规定，撤销前需进行30天公示，企业若对撤销决定有异议，可提交上诉至FDA局长或其指定代理人（通常为首席科学家或各中心主任），必要时将召开外部专家顾问委员会进行复审。

肖申以近期获批的治疗IgA肾病药物为例，强调通过蛋白尿变化这一替代终点获得加速批准，但主要终点肾功能变化验证仍需后续研究。

他还介绍了应用AI支持监管决策指南。他指出，该指南由FDA多个部门共同制定，这些部门的参与体现了FDA对AI在药物和生物制品监管决策中应用的重视。

肖申提到，该指南的核心目标是规范AI在药物和生物制品生命周期中的应用，确保其在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方面的可靠性。他强调，AI模型的可信度是其应用的前提，具体体现在对特定使用场景（Context of Use, COU）的明确定义。COU定义了AI模型在解决特定问题时的角色和范围，从而支持监管决策。该指南适用于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包括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上市后监测等。

在谈到AI模型的可信度要求时，肖申指出，数据质量是基础。数据必须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以确保AI模型的预测能力可靠。此外，模型验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申办方需证明AI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同时，AI决策的可解释性也至关重要，监管机构和申办方需要能够追踪和理解AI的决策过程。他认为，AI模型的应用需要持续监测，以确保其在不同阶段仍然有效。

在谈到申办方与FDA的沟通时，肖申建议，申办方应在AI开发的早期阶段就与FDA进行沟通，以确保AI模型的设计和应用符合监管要求。此外，申办方应采用透明的数据管理和模型记录方式，并提前准备完整的AI模型验证报告，以便FDA进行审查。

最后，肖申博士说，FDA指南的核心在于确保AI模型的可信度和透明性，申办方需遵循监管框架，确保AI应用的合规性。然而，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监管机构也将面临更多挑战，例如AI决策的可解释性、公正性和数据偏倚等问题。因此，FDA发布这一指南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规范AI在监管决策中的应用，更是为了推动AI技术在药物研发中的安全、有效和透明使用。

展望未来，AI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涵盖数据分析、临床试验优化、药物发现等多个领域。

圆桌讨论：扬帆出海应规避哪些风险？

博安生物研发中心高级副总裁由春娜博士主持了关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出海，特别是面向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国家的机遇和现实难点进行了剖析。

由春娜博士

深圳康哲生物科技总经理史哲认为，中国医药市场已进入微利时代，受集采、医保支付政策等因素影响，新药在国内销售空间有限。他认为，东南亚国家是国内企业出海的良好选择，但这些国家地理位置分散，企业需要与各国监管机构、代理商分别商讨合作事宜。东南亚国家对欧美创新药认可度较高，而对中国本土创新仍持观望态度，需要企业加强宣传与开拓。

科兴制药副总经理邵珂博士表示，科兴制药多年来致力于将中国生物药推向全球。他认为，产品若具备高临床价值、广阔的市场前景及高技术壁垒，将在海外有巨大机会。企业在立项时，就需要考虑海外市场，将中国高质量产品拓展至海外。科兴制药在德国、新加坡、埃及等地设有子公司，拥有一支国内人才+外籍人才组成的专业国际营销团队。他认为，中国企业不能因风险而止步，应合规出海，包括重视知识产权，以高质量产品赢得海外市场的青睐。同时，要选择专业的出海平台和团队，以应对可能的风险。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法律综合部主任张蓓蓓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医药创新重要的价值创造者和贡献者，一批先导企业已走出国门并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医药企业出海最重要的是打造自己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能力。医保商会将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整合国际资源助力企业的出海。她分析了新兴市场、中美贸易变化等影响因素，并提出企业应根据自身优势品种和国家战略方向，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她还介绍了中国加入相关国际协议、建设“一带一路”等举措，以及新药保护、试验数据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她提醒企业在对外贸易投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各国法规，警惕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相关调查等贸易摩擦风险。

泰格医药副总裁、东南亚与拉美区域负责人邵华介绍了泰格医药的国际化愿景。他表示，国际化是必由之路，泰格医药在过去十多年中已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出海经验，在东南亚、日韩、美国、欧洲等区域均具备本地临床运营服务能力。谈及新兴市场，他认为，东南亚人口众多，未满足的医药需求巨大。从临床研究角度看，东南亚在感染、疫苗、代谢性疾病等领域具有优势；东南亚各国监管环境各异，如新加坡监管较为完备，而其他国家则监管成熟度不一，在不同国家申请临床试验的流程和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在开展多区域临床研究时应关注监管要求的差异。东南亚国家普遍认可中国的临床数据，中国已有部分药品在国内完成1~3期临床试验甚至上市，一般来说在东南亚部分国家无需重复进行当地临床试验，但对于疫苗和部分生物制品也有可能会被要求进行当地临床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