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周世宗柴荣被认为是五代十国时期最为英明的皇帝，甚至被后世的学者们称赞为五代第一英主。他在位期间中原王朝的实力不断加强，逐渐恢复到了唐末以来的巅峰。他通过南征北战抵挡住了北方契丹人的入侵，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将国家疆域扩展到江南，为宋朝统一南方奠定了基础。柴
后周世宗柴荣被认为是五代十国时期最为英明的皇帝，甚至被后世的学者们称赞为五代第一英主。他在位期间中原王朝的实力不断加强，逐渐恢复到了唐末以来的巅峰。他通过南征北战抵挡住了北方契丹人的入侵，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将国家疆域扩展到江南，为宋朝统一南方奠定了基础。柴荣为了增强国力做了一件大事，这便是灭佛运动。因此他也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并称，历史上称之为三武一宗。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柴荣的灭佛运动震动天下，却在《新五代史》中被欧阳修一笔带过。
柴荣的灭佛运动在历史上对古代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佛教内部被称之为“法难”。这场灭佛运动席卷了整个后周的疆域，对当时极其兴盛的佛教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根据《旧五代史》记载，显德二年柴荣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的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两百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他处于普通人出家也有限制，不仅要得到父母和祖父母的同意，而且限制最小年龄，和剃度的地区。
在朝廷法令的强制性推行下，后周地域内大量的佛教寺庙被摧毁，大量的佛教财产被强制征收，而已经出家的僧尼则强制还俗。于是唐末以来逐渐兴盛的佛教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大量佛教信徒逃到江南的南唐、吴越等国避难。在这场灭佛运动中，后周一共废除寺院三万余所，仅保留寺院两千六百多所，在籍的僧尼削减到六万人左右。寺院中的大量铜制佛像和祭祀器物被朝廷征收，柴荣下诏将其作为铸钱的原材料，以充实了后周的国库。同时原本属于寺院的土地也被大量回收，地方土地兼并得到缓解，国家经济也开始恢复。
前文讲过，后周世宗柴荣灭佛的原因并非其崇信道教，而是因为佛教的过度发展和畸形繁荣给国家带来了灾难。由于唐末藩镇混战局面的扩大，造成了民生凋敝和社会动荡。不少老百姓为了避难而剃度出家，这使得佛教开始了空前的发展，进入了畸形的繁荣时代。由于佛教寺院有着政治上的特权，比如不服兵役和徭役，不需要缴纳各种税收等政策特权，这给他们扩张带来了便利条件。到了后周初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为了避难各种私造的寺庙大肆兴起，大量铜钱被铸造为佛像，私人寺庙甚至窝藏罪犯，给民间社会带来了灾难。
为了让后周国力在战乱的五代十国时代迅速恢复，柴荣采取了灭佛和征收佛教寺院财产的操作，已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从历史资料来看，这场灭佛运动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佛教资产的投入让后周迅速恢复国力，为后来对南唐、契丹作战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但是灭佛运动对于佛教而言确实是灾难性的，不但对后周领地内的佛教造成巨大打击，甚至蔓延到了后周以外的藩镇势力。有的藩镇节度使甚至照猫画虎，趁着这种风潮打劫本地寺院，引起了天下的震动。于是各地佛教陷入了混乱之中，逃避打击的僧侣疯狂出逃。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站在记录历史的角度，本应该是完整记载的。但让人意外的是作为史学家和大文豪的欧阳修却在《新五代史》中只留下了一笔，“甲戌，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他的这种做法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在史学界的地位不比在文学界的差。他所著作的《新五代史》在唐宋史学界有着独特的地位，是唐宋以来唯一一部以私人修撰而被国家采纳的正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和金朝甚至削除宋初薛居正所修的《旧五代史》，而独尊《新五代史》。
可是《新五代史》对于后周世宗柴荣灭佛这段却一笔带过，实在是有违史家对历史事件秉笔直书的操守，这种春秋笔法也让后世史学界对欧阳修的行为进行了各种争议。在谈起这个事件时，很多人都会感到好奇，为什么欧阳修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春秋笔法来掩盖这段历史呢？实际上他也掩盖不了这段历史，因为这段历史在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史学价值更高，足以作为研究当时后周世宗柴荣灭佛的重要文献依据。分析欧阳修的人生际遇，可以发现他如此操作是典型的人生观崩塌的表现。
欧阳修是著名的大文豪，作为宋朝古文运动的领袖，可以说是宋朝的天下文宗，与王维、韩愈在唐朝的地位有的一拼。欧阳修在宋朝有着极高的声望，所以被宋仁宗赵祯任命监修《新唐书》。在监修《新唐书》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大量收集五代十国的史料，然后私下修撰了这部《新五代史》。欧阳修去世后，宋神宗赵顼下诏将这部书收归国有，并雕版印刷发行，于是《新五代史》逐渐替代《旧五代史》成为宋金两朝官方认定的史书。然而从《新五代史》传世开始，它充满了争议，而争议之处还不只后周世宗灭佛一处。
从各方面的意见总结来看，欧阳修在写《新五代史》中开了一个坏头，便是以春秋笔法替代秉笔直书，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因而受到后世学者的抨击。他的这种做法在后周世宗柴荣灭佛这段表现的淋漓尽致，完全是以个人之好恶替代历史的真相，是典型的夹带私货的表现。
在修撰《新唐书》的时候，欧阳修是反对佛教的，甚至经常排斥和诽谤佛教。在这部史书中，他就高度赞扬了三武一宗里面的唐武宗李炎。当时欧阳修对佛教非常痛恨，将崇信佛教的皇帝一律视为庸主，就连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都躲不过“中材庸主之常为”的历史评价。
可是到了自己修撰《新五代史》的时候，欧阳修对佛教的态度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尤其是在后来的晚年，他甚至皈依了佛门，潜心学佛参禅，息心危坐，屏却酒色，还自号“六一居士”，将所出书集取名为《居士集》。他对佛教态度的转变，就成了他在《新五代史》中掩盖后周世宗柴荣灭佛历史的根源所在。他在史书中掩盖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是为了掩盖佛教在五代十国时期为了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卑劣行径。这段是历史是佛教寺院过于贪婪的咎由自取，而作为佛教信徒的欧阳修，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采取了春秋笔法的方式掩盖真相。
那么问题来了，欧阳修为什么会从痛恨佛教，转变为崇拜佛教呢？从史书上看，这段历史得从名臣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说起。由于宋朝“三冗”弊政愈演愈烈，到了宋仁宗中期的时候国家财政吃紧，国力出现了大幅度的衰退。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宋仁宗赵祯任命名臣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的改革。这次改革以范仲淹为领导者，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都参与了其中。由于保守势力的政治攻击，庆历新政历时两年多而失败，参与新政的大臣都受到了贬谪。欧阳修被政敌诬陷“其孤甥张氏”案，而被降职为知制诰、知滁州。
到了滁州后，欧阳修非常的郁闷，觉得自己一生才华得不到施展，陷入了对自己人生的怀疑之中。他整日组织游玩，拉着当地名士饮酒作乐，还搞了个《醉翁亭记》。就在他人生观崩塌，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叫做居讷的和尚。居讷是北宋的高僧，是佛教禅宗云门宗的传人。他与欧阳修在庐山论佛，将人生观崩塌的欧阳修挽救出来，也让欧阳修发展为佛教的信徒。后来欧阳修回到朝廷，还向宋仁宗赵祯推荐了居讷和尚。赵祯下诏请居讷和尚到京城十方净因禅院说法，还御赐“祖印禅师”的法号。
由于成为佛教信徒，所以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的时候态度大变，把原来佞佛毁佛的理念都删掉了，为了佛教还搞出了春秋笔法。于是将后周世宗柴荣灭佛的历史用一笔带过，以掩盖其中的真相。至此，欧阳修从庆历新政前耿直的真君子，变成了信奉佛教的伪君子。
从欧阳修的人生历史来看，信奉佛教是个典型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的作为一向是为国为民的，甚至作为仁宗盛世时期的四大御史而被人称道。可信奉佛教之后，他不但在史书上搞春秋笔法。做官也更加的圆滑，在宋英宗赵宗实时期，他甚至为了权势和韩琦把持朝政，堵住天下悠悠众口。
可以说从那之后，欧阳修就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不再具有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他前半生的功绩和清名毁于一旦，而后半身则沉浸在政治斗争之中，为了自己的权势和政治利益不择手段。在《新五代史》中玩春秋笔法只是他人生观改变的一个缩影而已，淡化后周世宗柴荣灭佛的事件，也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他的这种行为和做法赢得了士大夫文官集团和皇帝的看中，所以在他去世后宋神宗赵顼才下诏将《新五代史》收归国有，以替代原来秉笔直书的《旧五代史》。本质上欧阳修失去了文人的节操，堕落成了权力的奴隶。
好在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同欧阳修的做法，欧阳修也不能仗着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后世对《新五代史》评价不高，对他的春秋笔法更是各种抨击，都是公众对这种掩盖历史的卑劣行径的反对。甚至很多学者公开喊出，《新五代史》就是文学著作，没有史学价值。他们认为研究五代十国的历史，还是以《旧五代史》为主，《新五代史》中的史料只能作为参考，而不具备太强的历史价值。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极端，引发了不少的争议。但也从侧面说明了，欧阳修这种为权势服务的历史价值观，是为人民所反对的。
来源：惊心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