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在对李三孤堆楚墓石器基本信息进行全面披露的基础上，从石器类型、器物组合、出土位置、内涵功用、石器来源与利用、制作工艺及艺术特点六个层面对该墓石器进行了详细论证与考辨。6类石器可分为两组：勾形器、戈（圭）、璧为一组，勾形器用于悬挂椁室内帷幔，戈（圭）、璧用于

#我的宝藏兴趣#文章在对李三孤堆楚墓石器基本信息进行全面披露的基础上，从石器类型、器物组合、出土位置、内涵功用、石器来源与利用、制作工艺及艺术特点六个层面对该墓石器进行了详细论证与考辨。6类石器可分为两组：勾形器、戈（圭）、璧为一组，勾形器用于悬挂椁室内帷幔，戈（圭）、璧用于压抚棺椁外的荒帷，戈（圭）、璧同时还蕴含祭祀天地的功用；匜、耳杯、杯为一组，具备酒祭祖先的功用。另外，使用竹叶状灰岩石冥器随葬存在地域特异性，或可作为楚国晚期晚段墓葬等级划分的一项依据。

李三孤堆楚墓位于安徽省寿县（现属淮南市）朱家集，是一座具有楚国王室背景的高规格战国晚期墓葬。该墓出土了一批体型硕大且极具特点的竹叶状灰岩石器，这批石器材料极其罕见，对于楚国晚期丧葬仪具、丧葬制度、祭祀礼制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李三孤堆楚王墓曾于20世纪30年代历经两次盗掘，迄今为止，尚有部分器物（包括石器）的基础信息未得到全面公布。本文拟对安徽博物院藏李三孤堆墓石器资料进行全面爬梳与整理，从形制分类、器物组合、出土位置、礼制功用、石料利用、艺术特点等诸方面对石器进行融合探析，以求证于方家。

一 石器数量及类别

关于李三孤堆楚墓竹叶状灰岩石器的记载最早见诸于《寿县楚墓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文。《楚文物图典》（以下简称《图典》）对石器中的代表性器物也有收录。根据《报告》中对李三孤堆楚墓被盗部分文物流转过程的详细记载，统计出李三孤堆出土石器有：“如意玉花石二条”“花玉钱一个”“花玉瓶一对”“花玉石一对”“花玉石一条”“玉王瓜一个”“花缸一口”“花石四条”“古花石三条”“花玉转四个”及玉哨、残玉等[1]，遗憾的是，关于这批石器的埋藏环境，文中未进行记述。《图典》遴选了这批石器中的髹漆石圭、素面石璧、筒形石座、双耳石座、石匜、石耳杯、云形石板各1件，并对其形制、材质进行了初步描述与考证[2]，而器物组合、功用等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未涉及。安徽博物院登记在册的李三孤堆石器共计36件，其中勾形器（含残件）16件、石戈（圭）（含残件）6件、石璧1件、石匜3件、石耳杯4件、筒形石杯2件、无耳喇叭形足石杯2件、双附耳喇叭形足石杯2件（表一）。在发现的勾形器中，有一件器身上墨书有“花玉石”三个字，当为1934年李景聃先生搜集李三孤堆墓盗掘器物时所书，由此可知，这批竹叶状灰岩石器即为《报告》中所载的“花玉石”（图一）。

表一  李三孤堆楚墓石器基本信息表

图一 战国“花玉石”勾形器，李三孤堆楚墓出土

二 石器形制及出土位置

（一）石器形制

1.勾形器

勾形器共计16件（含残件），其中一件长36.5、宽9.8、厚3.4厘米，一面几乎铺满紫红色附着物，一面则露出竹叶状灰岩纹理。勾形器整体呈长条板状，一端作云钩状，另一端在拐角处打磨掉一长条，形成榫头（图二）。根据目前考古资料，此类勾形器造型奇特，除发现于李三孤堆楚墓与武王墩一号墓外[3]，尚未见其他墓葬出土，而武王墩墓出土勾形器与李三孤堆楚墓勾形器虽形制相似，但厚度更厚，折勾部位角度更大，无刻意修成的明显榫头，仅在尾部平缓地打磨成窄条，且表面似乎不见附着物粘贴（图三）。

图二 战国勾形器正面、反面，李三孤堆楚墓出土

图三 战国勾形器，武王墩一号墓出土

2.石戈（石圭）

李三孤堆楚墓发现石戈（石圭）共6件。尺寸都非常大，尾部有榫头，其中一件完整石圭长34.5、宽9、厚3厘米（图四）。石圭整体为长条板状，上端切割出三角形，有内，石圭的两面光洁度不同，一面似抛光，整洁平滑，竹叶状花纹清晰可见，边缘有一组线形织物压印痕迹；一面则较为粗糙，个别石圭器身残存黑色、紫红色附着物。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所载，玉圭、玉戈可划分为一类，而区分圭与戈的不同之处在于戈有内，而圭没有。大型圭、戈虽存在有无内的区别，但功能应该是一致的。

图四 李三孤堆楚墓出土战国石圭

1. 正面2. 反面

3.石璧

该墓石璧仅发现1件。直径19.2、孔径3.8、厚1.9厘米。扁平圆形，孔径较小。素面磨光，一面较为干净，残留小部分黑色附着物，竹叶纹理一簇簇显露表面，有天然的美感。另一面，黑色附着物覆盖石璧面积的四分之三，竹叶状纹理几乎无法辨识（图五）。根据观察对比，勾形器、石戈（圭）、石璧的一体两面的光滑程度、附着物的多少都有差异，似乎是贴附在某物体上所致。《图典》认为石戈（石圭）上的黑色附着物为大漆。那么，在“万物皆可漆”的大漆特性作用之下，究竟这批石器是否使用了髹漆工艺，还需要进一步的科技检测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图五 李三孤堆楚墓出土战国石璧

1. 正面2. 反面

4.石匜

该墓共发现石匜3件（有一匜一足残断）。其中一件完整件，高13.3、口径（含流长）18.5、足高2.1厘米。口沿宽平，一侧有一外突的流口，斜直腹，下置三个矮蹄足，显得扎实敦厚，一器足根部似有焚烧痕迹。匜口内凹为臼窝。腹部刻凹弦纹一周，素面磨光，竹叶纹理清晰可辨（图六）。

图六 李三孤堆楚墓出土战国石匜

1.侧面2. 器口3. 器底

5.石耳杯

共发现石耳杯4件。其中1件高10.1、长口径26、宽口径22厘米（含耳）。器口做椭圆形，平口外侈，腹微鼓，平底，口沿两侧对称的月牙形耳向上翘起。器口未在统一水平线上，器身向一侧倾斜。器胎厚重，素面磨光，口沿外一耳处及器底有紫红色、褐色附着残留物（图七）。在楚耳杯中，以漆质、玉质耳杯为主，类似这4件石质的耳杯非常少见。

图七 李三孤堆楚墓出土战国石耳杯

1、2.侧面3. 器口4. 器底

6.石杯

共发现石杯6件。可分为三型，每一型2件。

A型

无耳喇叭形足石杯。2件。其中1件高26、外直径12.6、口径7.7、底径10.3厘米。圆筒形，上粗下细，靠底部略内收成喇叭形足，实心平底，腹部掏出内膛。素面无纹，器身、器口、器底残存黑色附着物（图八）。

图八 李三孤堆楚墓出土战国无耳喇叭形足石杯

1.侧面2. 器口3. 器底

B型

附双耳喇叭形足石杯。2件。其中一件高34.7、外直径18.5、底径13.4厘米。圆筒形，上粗下细，器身靠底部略内收成喇叭形足，实心平底。口沿外侧有两个对称的穿孔蝉纹耳。素面无纹，器身、器口、器底残存紫红色附着物（图九）。

图九 李三孤堆楚墓出土附双耳喇叭形足石杯

1.侧面 2. 器口 3. 器底

C型

筒形石杯。2件。其中1件高25、外直径11厘米。圆直筒形，实心平底，素面无纹，器身、器口、器底表面有部分黑色附着物（图一〇）。这型石杯过于简单，几乎不加修饰，给人以半成品的疑虑，但根据其外直径并不比另外两型石杯外直径更大，且外壁打磨光滑，推测这2件石杯应不是未完成的半成品，而是完整器。可单独列为一型。

图一〇 李三孤堆楚墓出土战国筒形石杯

1.侧面2. 器口3. 器底

关于这6件石容器的定名。《图典》中可能因器物口径较小、内膛较浅而将其定名为插杆子的石座，似有不妥。这6件石杯与同出的石耳杯、石匜应皆为具有相似功能的容器。6件石器定名为石杯更为恰当。

（二）出土位置

墓葬中器物的出土位置对于判断其性质极其重要，但李三孤堆楚墓因系盗掘，即便是研究成果最多的铜器的埋藏环境都难免郢书燕说，鲜有研究的石器出土位置更难以考证。本文通过梳理两周墓葬材料中勾形器、玉石戈（圭）、玉石璧所对应的墓葬位置、埋葬规律，或可对这批石器所出位置略探一二。

勾形器目前仅见于李三孤堆墓与武王墩墓，此前对于其出土位置难以判断。2024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部分材料的公布，无疑为李三孤堆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武王墩的这类器物发现于椁板内壁上方，插于椁板之内，推测是用于悬挂帷帐的钩子。武王墩的科学发掘保留了未经扰动的勾形器的出土位置，这对李三孤堆勾形器出土位置的判断同样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4]（图一一）。

图一一 椁室内壁勾形器位置，武王墩一号墓出土

根据目前两周墓葬中发现的玉石圭体量，可以将其分为大、小两类。长度超过20厘米的为大型圭，长度为10厘米左右及以下的为小型圭。玉石圭尺寸大小与所出位置及墓葬等级关联密切，小型圭常常出土于棺内，超过20厘米的多件大型圭组合常出于棺椁之间或棺椁盖板上，且大型玉石圭主要见于高规格的贵族墓中[5]。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的8件白石圭长度在4.1-5.5厘米之间，皆小于10厘米，出土位置在棺内[6]。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2件石圭尺寸相近，其中一件长31厘米、宽5.5厘米、厚1厘米，扁平长方形，上端呈尖状三角形，下端略窄，出内，穿一小孔，2件石圭皆出自椁室南西室。该墓墓主为封君一级[7]。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1件石圭，位于外棺与椁室之间。两残断相合长度为33.2厘米。宽7厘米、厚1.4厘米[8]。

以上出土玉石圭的墓葬皆为楚墓，大型圭与小型圭的埋葬位置具有一定规律，而春秋早期的虢国墓地M2001和M2009墓出土的大型圭、戈的位置，或许更能明确李三孤堆石戈（石圭）的位置和用途（图一二）。虢国墓地M2001内外棺上皆有类似荒帷的丝织物，外棺盖上面放置玉圭、玉戈等，内棺盖的荒帷之上则放置有圭和璧等[9]。李三孤堆楚墓的石圭皆在30厘米以上，为制作粗糙的大型圭，根据内棺随葬器物多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制作精良的实用器，即便随葬石玉圭尺寸也较小，首先排除其出于内棺里的可能。其次，石圭两面有明显的差异，一面光滑，上有丝织物压印痕迹，可初步判断石圭可能是放置或贴于某物之上。再结合虢国墓地两座墓葬大型玉圭、玉戈出土于内外棺盖的荒帷之上，且李三孤堆勾形器为悬挂帷账之用的挂钩，推测李三孤堆石戈（石圭）可能在丧葬中主要是用来压抚棺椁上面覆盖的荒帷一类的丝织品的（荒帷可能腐朽在石器表面），是与勾形器具有同类功能的丧葬仪具。另外，李三孤堆楚墓目前仅发现1件石璧，一面残存较厚附着物，一面较为干净。此件石璧可能与石戈（石圭）一样，也是压在棺外荒帷之上的。

图一二 上村岭虢国墓地 M2009 棺盖上石玉圭、玉戈、玉璧

三 器物组合及礼制内涵

楚俗“信巫鬼，重淫祀”。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相继对旧的礼乐制度进行了改造，摒弃了一些已经没有意义的礼乐活动，但是对于祭礼和丧礼仍然十分重视[10]。根据李三孤堆石器形制特点、出土位置、器物组合可管窥其礼制功用。石器可分为两组：一组器物是古礼器，包括石戈（石圭）与石璧；一组器物是酒祭礼器，包括石匜、石耳杯与石杯。先秦玉石器由于其材质的难以塑造、原材料的获取不易、色泽温润瑰丽的属性而决定了其礼制功能属性。礼器存在的一器多用现象比较普遍，有些玉器往往具备多种功用。李三孤堆楚墓勾形器、戈和璧既是丧葬仪具，同时与石匜、石耳杯、石杯又共同构建了一套具有祭祀礼制功能的冥器。

（一）祭祀天地——圭、璧

在古代文献中常常作为祭祀、赏赐、朝聘、册命之用。玉石圭作为祭祀之器，其祭祀对象为东方之神。《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青圭礼东方。”[11]指明青圭是祭献东方之器。作为瑞玉，圭的用途大致有三：一是册封；二是赏赐；三是朝聘。《左传·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12]记载了周襄王册命晋惠公之事。《诗经·大雅·崧高》中记载周宣王封其母舅申伯于谢时曰：“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13]《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14]舜帝赐给大禹一块圭，以表彰大禹治水之功劳。《周礼·考工记·玉人》：“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郑玄注云：“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15]根据以上文献材料可知，周天子赏赐有功之臣用圭，册命诸侯用圭，臣子上朝觐见皆需执圭。

传世文献、楚简及春秋战国时期楚系墓葬材料充分反映出楚人这一时期“重璧”的器用特点。璧在古代文献中用于祭天、敛尸。《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16]《周礼·春官·典瑞》曰：“疏璧琮，以敛尸。”[17]璧在楚墓玉石器随葬体系中不仅数量众多且使用普遍。春秋晚期的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发现5件大玉璧，3件集中在内棺墓主人头部，其中一件直径13厘米[18]。战国中期楚墓随葬玉璧之风达到鼎盛，几乎所有高规格墓葬都有玉璧随葬。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随葬玉璧16件，分布在棺东侧及南端[19]。战国晚期楚墓随葬玉璧现象仍盛，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出土4件玉璧，分别分布在棺内墓主人头部、胸部和脚部[20]。安徽长丰杨公11座楚墓出了69件玉器，其中玉璧数量多达42件。这些玉璧或置于墓主人头部，或置于墓主人胸背，或置于棺椁上下[21]，其作为棺饰物，具备标记头向和招魂的功能，在祭祀中用于仪式先导前引整个礼仪献祭过程。河南新蔡葛陵楚简中祭祀用璧的简文有述：

牺马，先之以一璧，辸而归之。迻文君之说。  （甲三：99）

先之一璧。  （甲三：142-1）[22]

“先之一璧”也见于典籍《说苑·权谋》：“智伯欲袭卫，故遣之乘马，先之一璧。”[23]先，可训作先导、前导、前引，“先之一璧”即以一璧作先导享祭鬼神[24]。李三孤堆墓中仅发现一件石璧，是否也具备先导功能还有待商榷。

《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25]圭、璧等既是祭玉又列为瑞玉，且常成组使用，李三孤堆楚墓中的圭、璧应归为此类。先秦祭祀对象包括“天神、地示、人鬼”三类。圭璧、圭璧璋、璧琮、圭璋戈璧琮等常常用于祭天地、日月星辰。《后汉书·明帝纪》：“亲执珪璧，恭祀天地。”[26]记载圭、璧这一组合是用于祭祀天地的礼器。此外，上博简与清华简也有珪璧成组使用的记载。

上博简《鲁邦大旱》：

如毋爱珪璧幣于山川。[27]

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周公立焉，秉璧植珪。史乃册。[28]

（二）祭祀祖先——匜、耳杯、杯

先秦时期，祭祀对象不同，祭祀方式、祭祀礼器种类、组合也不同。《礼记集解》云：“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地示在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人鬼在天地之间，鬱鬯芬芳、其气从乎阳而上升，其质达乎阴而下润，故灌用鬱鬯，所以求诸上下之交也。”[29]这里表明，敬天，使用“燎祭”，祭地使用“瘗埋”，祭祖先使用“灌祭”。《礼记集解》又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30]周人灌礼用鬯酒，浓香的酒灌入地下通达黄泉以敬先人。灌祭还要借助玉气，一说挹鬯用的勺用圭璋为柄，使香酒顺畅润入地下。再依据包山M2出土竹简记载，墓主用于祭祀的祭品共有玉饰、衣冠、酒食和牺牲等四类，但酒食多用于人鬼而几乎不献祭于其他神祇。玉饰均用于天神、地示而不献于人鬼[31]。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于玉器是否参与灌礼虽有些许抵牾，但酒食用于敬先祖当确切不移。李三孤堆楚墓石匜、石耳杯、石杯为酒器，尺寸相较实际使用的器物大得多，几乎是实用器的2倍，那么用其盛放祭祀先人的巨鬯就十分合理了。值得注意的是，几件石容器底部表面发现有烧灼的烟炱痕迹，以此或可推测这批石器在入葬前可能参与了燎祭、灌祭仪式。此外，出土的成组的6件石杯为偶数，两两成对出现的石杯器型大小一致；4件耳杯为偶数，形制相同；3件匜则为奇数，形制相同。这13件容器器型与数量的组合可能存在相应关系，其两两成对的器物组合可能是仿照楚墓中“偶鼎制度”有意而为。此处也应该强调，因不能确认安徽博物院收藏的石器数量是否齐全，尚不能从石容器的种类与数量关系上完全复原器用制度，但可以基本肯定，这组石容器与圭、璧一组共同组成了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器组合，具备祭祀功能。

（三）丧葬冥器

《荀子·礼论》：“杀生而送死谓之贼，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仪之法式也，儒者是也。”[32]周以后，使用冥器和俑代替墓主人生前的实用器和杀殉奴隶陪葬是丧礼的改革与进步，从楚墓中发现大量木俑可见一斑。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的社会需求旺盛，玉料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体现在墓葬中，则表现为精美玉器与粗简石器共存，且仿玉器石质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它们大多质地粗劣、光素无纹。由此可知，楚墓随葬的玉器中制作精美、质地优良的应为墓主生前所用之器，而质地不佳、做工粗略，甚至以石代玉的应该是冥器。李三孤堆楚墓石器材质属于沉积岩中的石灰岩，不属于玉质范畴，石灰岩质地疏松，用于制作实用礼器显然强度不够，且体量巨大、器型造型粗犷敦厚，不甚规整，多为素面，绝不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实用器具，应为丧葬用器。再者，依据其材质，相较于这批石器祭祀礼器与瑞器的性质，其作为冥器的功用当更加突出，因此不能将这批石器作为玉礼器的完全替代品一概而论。

四 石料来源、工艺及艺术特点

（一）石料的选取与利用

李三孤堆楚王墓石器石料皆为竹叶状灰岩。地质学上通称为“砾屑灰岩”（flat-pebble conglomerate limestone），其砾屑呈圆、椭圆形扁片状的，平行层面排列，沿垂直层面（砾屑的扁平面）断开时，砾屑形状很像竹叶，中国沉积学家形象地称之为“竹叶状灰岩”。“竹叶”（砾屑）常具薄薄的呈黄褐或紫红色的氧化铁质边，其大小通常为几厘米至几十厘米。

周代玉石的获取主要有就近采集、进贡、征讨、赠与、贸易和利用古玉等方式。那么，李三孤堆石器是如何获取和利用的？通过分析可得出三方面的结论。竹叶状灰岩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北及东北南部诸省，包括：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山东、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内蒙古自治区等十三个省、市、区。安徽主要分布在宿州与淮南一带[33]。第一，李三孤堆楚墓所在的淮南是竹叶状灰岩的产地之一，而湖北、湖南、河南楚国腹地墓葬尚未发现竹叶状灰岩石器，当与其不在竹叶灰岩产地相关。李三孤堆楚王墓石器石料来源可能为淮南本地就近取材，而非通过賵赙、征讨等其他渠道获取。第二，在安徽地区，淮南、宿州一带皆有竹叶状灰岩分布，但从现有公布的考古材料看，除李三孤堆楚王墓、武王墩楚墓与宿州符离王牌坊征集的4件汉代石镇外（图一三），尚未发现其他较低等级墓葬使用此种石材的石器，可初步判断在楚国晚期晚段，此种石材仅为高等级墓葬使用。第三，李三孤堆楚王墓目前所发现的全部石器均为成品，未见任何适用于石器的制作原料、坯料和半成品，或许说明石料自开采后，在原料地或专门的制作地点进行加工，制成石器后再最终运送去李三孤堆楚墓埋葬，石器制作地点应不在墓葬附近。

图一三 汉代符离王牌坊石镇，宿州市博物馆藏

（二）制作工艺及艺术特点

李三孤堆楚王墓石器既有片状石器，也有掏出内膛的圆雕石容器。就制作工艺而言，是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这批石器制作工艺用到了开料、解玉、雕琢、钻孔、抛光等工艺，除2件双耳石杯的耳部饰类似绞索蚕纹装饰、2件石匜腹部饰一周凹弦纹外，其他石器皆为素面。“简练粗犷”“朴拙沉穆”是李三孤堆楚墓石器造型风格上的突出特点，其所表现出的整体艺术风格与同出的以素面为主的青铜器风格趋于一致、皆以朴拙粗犷的大器彰显楚王气度。就器型而言，石器中既有传统的石圭、石璧这些古礼器，又有汉代玉器中常见的耳杯、杯等容器，还有前、后代皆不见的勾形器。除此之外，石匜还与酓肯铜匜鼎器型（图一四）颇有相似之处。这一现象体现了李三孤堆楚王墓承上启下，兼容并蓄的葬制葬俗内涵及楚王在秉持“周礼”基础上的深层次的变革思想与审美意趣。从石器性质层面释读，其与曾侯乙墓、信阳长台关、淅川下寺，尤其与地缘和时代相近的长丰杨公等东周楚墓出土的工艺精湛、纹饰繁复华丽的楚玉相比，表现出的格格不入的艺术形态，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李三孤堆石器是具有一定礼制功能的丧葬冥器，并不完全是玉礼器的替代品。从美学层面来看，竹叶状灰岩由于含铁，常具薄薄的呈黄褐或紫红色的氧化铁质边，与其他高等级楚墓运用传统和田玉、南阳玉相比，看起来十分独特与美观，虽不同于战国晚期楚玉的艺术风尚，但却独具魅力，这进一步体现了楚王的独特审美与革新思想。

图一四 战国酓肯铜匜鼎，安徽博物院藏

五 结语

李三孤堆楚王墓石器虽然缺乏科学发掘的相关数据，器物数量、种类的完整性均无法确知。但以安徽博物院藏现有石器资料为基础进行考古类型学、文物学、地质学、艺术学层面的考证可得出以下结论。

1.石器由勾形器、圭、璧、匜、耳杯、杯六类器型组成。做为丧葬仪具，勾形器、圭、璧划分为一个器物组合，用于悬挂帐幔、压抚荒帷；做为古礼器圭、璧划分为一个器物组合，其性质为具有祭祀天地功能的冥器；匜、耳杯、杯划分为一个器物组合，其性质为具有祭祀人鬼功能的冥器。竹叶状灰岩石冥器在安徽地区目前仅在李三孤堆楚墓与武王墩楚墓有所发现，周围低于楚王墓等级的楚墓均不见，其或可做为楚国晚期晚段墓葬等级划分的一项依据。

2.运用操作链研究法探究石料的选取与利用、石器的制作与使用等环节，用动态思维来分析石器的生命轨迹是本文的一项尝试。首先，李三孤堆石器来源当为就地取材。其次，石器制作地点不在墓葬附近。第三，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李三孤堆楚墓玉器，而石器质地、器型与玉器又十分相近，但这批石器应不是玉器的替代品，不完全具备玉礼器的属性，其作为祭祀礼器、瑞器进行使用可能是入殓前的一次性行为，其礼制内涵是暗隐于冥器属性之中的。

3.楚人具有宽广辽阔的审美视野，极富变革意识的想象力。楚人所创造的各类艺术品都表现出充满生命张力的文化意识与精神。楚王对随葬石器材质、造型、色彩上的选择，与这一文化基因相吻合。

附记：本文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安徽楚文化考古发现与转化利用研究”（项目编号：WL2023YB13）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