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失真行为的法律属性与社会危害

摘要：一、夸大性信息失真的类型学分析（一）商业领域的虚假陈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商品服务提供者采用夸大功效、虚构性能等手段进行产品宣传，此类行为已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界定的诈骗罪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指出，以非

一、夸大性信息失真的类型学分析
（一）商业领域的虚假陈述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商品服务提供者采用夸大功效、虚构性能等手段进行产品宣传，此类行为已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界定的诈骗罪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虚假宣传，数额较大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共事件的失真传播
社会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个别主体为获取关注度而刻意放大事件影响程度，此类行为不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更会引发群体性恐慌。2020年国家应急管理部舆情监测数据显示，30%的公共危机事件中伴随有夸大性谣言传播。

（三）政务信息的失真披露
在行政公示领域，项目进展虚报、政绩数据注水等现象虽未直接涉及经济利益交换，但其危害呈现显著的"涟漪效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指出，此类信息失真会扭曲公众认知图式，导致决策参照系偏移，其社会成本可达直接经济损失的3-5倍。

二、隐瞒性信息失真的法律认定困境
（一）行政不作为的特殊形态
政府机构在履职过程中选择性披露信息，其本质是行政不作为的异化表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但实践中"不完全公开"仍存在法律规制盲区。

（二）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性危机
权威信息源的刻意隐瞒将引发"塔西佗陷阱"效应。中国社科院法治指数测评显示，地方政府信息透明度每降低10%，网络谣言滋生概率将上升17%。这种制度性信息赤字客观上为谣言传播提供了温床。

三、网络谣言治理的法治建构
（一）法律概念的精确化重构
建议在《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基础上，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扩展解释为包含"重大事实隐瞒"与"关键数据遮蔽"两种新型违法行为，建立"作为型"与"不作为型"谣言的二元规制体系。

（二）平台责任的阶梯化设定
参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条款，构建"通知-删除-溯源-惩戒"的四级责任机制。对累计出现三次重大谣言传播事件的平台，应适用《反垄断法》第十七条启动市场支配地位审查。

（三）信用惩戒的联动化实施
建议将严重信息失真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草案）》规制范畴，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失真者"黑名单"制度，实现行政拘留、市场准入、金融信贷等多维惩戒措施的协同联动。

结语：信息失真治理已超越简单的网络内容管理范畴，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只有通过法律规范的精确建构、责任主体的明晰界定、惩戒措施的梯度设置，才能有效遏制"夸大"与"隐瞒"这对孪生毒瘤，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网络空间的清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