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畅销书作家朗达·拜恩曾写道：“你梦想的生活，你想成为的人、想做的事或想拥有的一切，都比你所知的更接近你，因为你想要的一切的力量都在你内心。”这句话体现了一种关于梦想的传统观念，即人们普遍认为梦想源自内心，是对未来的高度个性化想象，也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精神财

编者荐语：

美国畅销书作家朗达·拜恩曾写道：“你梦想的生活，你想成为的人、想做的事或想拥有的一切，都比你所知的更接近你，因为你想要的一切的力量都在你内心。”这句话体现了一种关于梦想的传统观念，即人们普遍认为梦想源自内心，是对未来的高度个性化想象，也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精神财富。然而，研究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本文将探讨长期以来崇信“美国梦”叙事的美国民众，其对梦想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并分析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如何塑造了独特的梦想文化脚本。

逐梦文化：社会位置如何塑造梦想的文化脚本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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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Karen A. Cerulo

美国罗格斯大学社会学系名誉教授

Janet M. Ruane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献来源：

Sociological Forum, 36, pp.1345–1370.

本文作者： Karen A. Cerulo; Janet M. Ruane

引言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梦想”这一概念的研究涉及诸多近义概念。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广泛探讨了“志向”和“成就动机”，重点关注人们的教育和职业目标，并围绕三项核心任务展开研究：（1）探究人们如何制定未来计划或行动蓝图；（2）分析人们为实现学业或职业目标所采取的具体且规律的行动；（3）揭示志向的社会基础，阐明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如何塑造个体志向。一些社会学家采用“规划”一词来描述类似概念。例如，塔沃里和埃利亚索夫（2013）认为，规划涉及有意识的、意志驱动的行动与计划，这些行动与计划往往与他人相关，并旨在达成特定目标。米舍和帕蒂森（2000）进一步指出，规划不仅限于个人行为，还可以涉及旨在塑造特定社会或政治环境的集体行动（另见 Archer, 2003, 2007; McAdams, 2013）。在这些研究中，志向、成就动机和规划都涉及建构过程：一旦确立了目标或愿景，人们便需制定策略来实现它。

“希望”是另一个与“梦想”相关的概念，吸引了众多社会科学家的关注。亨利·德罗什（1979）与理查德·斯韦德伯格（2009）深入探讨了希望的概念及其社会科学意义。在哲学领域，恩斯特·布洛赫（1995）也对希望进行了极为详尽的分析（另见 Alacovska, 2019; Back, 2015; Bishop, 2000, 2011; Crapanzano, 2003; Estola, 2003; Miceli & Castelfranchi, 2010）。希望承载着对某种被认为切实可行的结果的期待。事实上，希望的可实现性正是它与愿望和欲望的关键区别（Averill et al., 1990; Averill & Sundararajan, 2005; Reimann et al., 2014）。与志向和规划类似，希望植根于具体经验，往往是对特定情境、事件或社会问题的回应。正如杰罗姆·格鲁普曼所言：“希望只能在你意识到现实中确实存在选择，并且你有真正的机会时产生。希望只有在你相信自己的行动可以改变未来，使之不同于现在时，才能茁壮成长”（2005）。此外，希望也与美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乐观精神紧密相连（见 Cerulo, 2006, 2020; Ehrenreich, 2009）。

尽管志向、规划和希望与梦想密切相关，但它们各具独特内涵。梦想是一种独特的心理活动，与其他概念不同，它是一种不一定具备理性基础的想象，不一定与具体的行动或可观察的结果相联系。梦想不会描绘实现目标的路径或具体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梦想更接近延斯·贝克特（2013）所说的“虚构的期望”，即一种可能实现，也可能无法实现的非观察性状态。事实上，许多梦想描绘的情境往往极不可能发生，但人们依然乐于勾勒这样的未来。梦想作为一种思维练习，展现了个体内心深处的自我认知，反映出他们的幸福感、志向、理想和欲望，这些情感在想象的世界里得以自由表达。正如一位研究参与者所言：“梦想是一种健康的思考方式，它能帮助你关注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并保持对自我认知的掌控。”

如果梦想不直接与行动或现实结果相关，那为什么要研究呢？我们认为，梦想能够揭示个体的身份认同、自我认知，以及他们重视的事物及其价值来源。更重要的是，梦想描绘了人们对“契合度”的初始认知：我们希望归属于何种环境？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如何发展？如果没有障碍，我们会选择哪条道路？梦想在现实发生之前，已然讲述了这些故事，尽管梦想往往源自个体在日常社会互动和文化环境中接触到的文化脚本。此外，研究梦想还为理解机会与不平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种机会和不平等不仅存在于行动或结果发生之前，更深深扎根于个体的社会位置。

本研究探索了梦想的文化与认知元素，尤其是公共文化与个人文化在塑造梦想方面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四个核心研究问题：

1. 美国公共文化中关于梦想的文化脚本（包括正面与负面）是什么？

2. 人们的大脑与机体是否会对不同的梦想脚本进行差异性内化？

3. 个体的社会位置是否影响其对正面或负面梦想脚本的内化？

4. 人们在表达正负梦想脚本时，所使用的个人文化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论

在公共文化中寻找梦想脚本

为了探寻公共文化中关于梦想的叙事模式，我们开展了多次网络搜索，以审视这一文化宝库所传递的各类关于梦想的观念与象征。我们选取了“梦”、“做梦”、“对未来的想象”、“幻想”、“愿望”、“渴望”等关键词，并将它们与“公共象征”、“英雄”、“书籍”、“电影”、“电视”、“歌曲”、“诗歌”、“名言”等短语结合，搜集了数百个相关案例。随后，我们对这些梦想脚本中呈现的文字与图像进行内容分析，将其归类为正面或负面两大类，同时提炼出区分不同脚本的主题类别。

我们的“追梦人”是谁？

为深入了解人们对梦想的阐释与情感，我们与来自各行各业的272名受访者进行了交流。大多数受访者参与了小型焦点小组讨论（每组五到七人），此外，我们还与30名受访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访谈，并在小学课堂中与学生直接对话。受访者通过学校、教会团体、社交俱乐部、娱乐团队、工作场所、互助小组等多种渠道招募，数据收集始于2017年春季，持续至2018年初。虽然我们的抽样策略无法进行普遍化推论，但对于探索性研究而言，这种策略极具价值。

参与者的年龄跨度广泛，从三年级的学生到70岁及以上的群体皆有涵盖。受访者根据年度收入与资产自我认定社会阶层（下层、工人阶级、中产阶级或上层），并自行认定种族（亚裔、黑人、拉丁裔、多种族或白人；尽管提供了“美洲原住民”选项，但无人选择），性别方面亦由受访者自行认定（女性或男性；尽管提供了“跨性别者”选项，但无人选择）。表1展示了样本的具体人口统计信息。

焦点小组与访谈流程

讨论开始时，参与者围坐在会议桌周围，我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研究目的：“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梦想的研究——不是指人们在睡梦中所做的梦，而是指生活在美国的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愿望。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些梦想的内容，它们是如何被构建和表达的，它们让人们产生怎样的情感，在不同年龄、群体与情境中有何差异，以及人们是否会在某个时刻停止梦想。”

焦点小组与一对一访谈均采用相同的提问脚本，后者多在办公室或公共场所（如咖啡馆、图书馆）进行。在讨论过程中，参与者彼此可见且能听到对方的发言。每位参与者在小名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以便互相称呼。在一对一访谈中，我们与受访者面对面而坐，同样用名字直接交流。

无论是在小组讨论还是个人访谈中，我们都向受访者提出一系列统一的问题：“如果你知道自己不会失败，你会做什么？你会去哪里？你想拥有什么？你希望成为谁？” 随后，受访者收到一份“回答手册”，要求写下自己未来最想实现的三大“不会失败”的梦想，并按重要性排序。同时，参与者需填写基本人口统计信息，如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等。

尽管访谈以对话为主，但在正式讨论开始前，我们特意要求参与者先将梦想写下来，以此观察他们是否会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改变最初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坚持了自己最初的答案——只有不到2%的人在公开分享时对书面回答做出了修改，这一发现为研究数据的稳定性提供了有力支持。

公共文化：关于梦想及其脚本

通过研究公共文化中的脚本——即公共象征、英雄故事、书籍、电影、歌曲和诗歌等媒介所传递的主题或主旨，我们识别出了四种正面的脚本与两种负面的脚本。这些脚本长期存在、广泛流传，塑造着人们关于如何对待梦想的观念。

正面脚本一：机会无限

在美国，几乎无人能逃脱“美国梦”的影响。无论将其视为现实还是神话，这一信念在公共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只要努力奋斗、坚定信念，任何目标皆可达成。

这一信念通过象征符号、历史叙事、文学、音乐、影视等媒介广为传播。自由女神像象征着对移民的欢迎，也代表踏入机遇之地的起点；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西进之门”纪念了西进运动，象征拓荒者追寻无限可能的精神。商界传奇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被塑造成白手起家、凭奋斗登上巅峰的典范。而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米歇尔·奥巴马等政治与社会人物的奋斗故事，也强化了“机会无限”的文化叙事。流行文化同样未曾缺席：猫王、B.B.金、Jay-Z、奥普拉·温弗瑞等名人的传奇人生，激励无数后来者勇敢逐梦。

在虚构世界里，这一信念早已根深蒂固。《灰姑娘》《阿拉丁》等童话故事从小教导孩子们相信机会与希望；霍雷肖·阿尔杰自1868年出版《破烂的迪克》以来，“白手起家”的神话便成为美国文学不朽的母题。影视作品如《洛奇》《当幸福来敲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不断重申“凭借努力与坚定意志，梦想终将实现”的信条，而综艺节目如《美国偶像》《美国达人秀》，更是将这份信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正面脚本二：梦想远大

公共文化不仅教导我们要有梦想，更要敢于梦想远大。正如吉米尼·克里克特对匹诺曹所说：“如果你心中的梦想真实存在，没有什么要求是过分的。当你向星星许愿时，梦想就像梦者一样。”

“要么做大，要么回家。”这是对那些有远大抱负者的激励。在教育体系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登月计划、火星探测、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壮举，被用来激励学生和未来的工作者。我们称颂那些实现重大突破的人类成就，如布鲁克林大桥、横贯大陆铁路、胡佛大坝等工程奇迹；歌颂改变世界的发明，如棉花机、电话、汽车、青霉素、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等。

鼓吹梦想远大的事例数不胜数。已故的牧师兼励志演讲家罗伯特·舒勒曾总结道：“你常常可以通过一个人梦想的大小来衡量他。”未敢梦想远大的人物，反而成为讽刺喜剧中的笑柄，如《宋飞正传》的杰瑞与乔治、《老友记》的菲比、《摩登家庭》的菲尔·邓菲等。

正面脚本三：永不放弃梦想

“永不放弃”的信条，在公共文化中几乎成了一种信仰。托马斯·爱迪生曾说：“我们的最大弱点在于放弃，成功最可靠的方法永远是再试一次。”杰西·杰克逊激励道：“如果你落后了，就跑得更快。永不放弃，永不投降，迎难而上。”这种精神渗透在从《肖申克的救赎》《荒岛余生》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电影之中，也充斥着畅销书的书架：如吉姆·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乔伊斯·迈耶的《永不放弃》等作品。

正面脚本四：乐观成就一切

盲目乐观是美国公共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芭芭拉·艾伦瑞克在其著作中指出，这种乐观几乎成为一种社会规范，被大公司灌输给员工，甚至成为职场表现的衡量标准。社会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普遍存在“乐观偏差”，倾向于高估积极结果的可能性。

这种乐观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从诺曼·文森特·皮尔到罗伯特·舒勒，再到今天的托尼·罗宾斯、奥普拉·温弗瑞、乔尔·奥斯汀等文化偶像，积极思维被奉为成功之道。罗斯福的“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里根的“美国的黎明已然到来”，奥巴马的“希望的勇气”——这些政治宣言无不强化着盲目乐观的文化基因。

负面脚本一：登高跌重

在美国文化中，这一脚本警示着逐梦者：执着追逐名誉、财富或权力，最终可能会反噬自身。那些“攀得太高”的人，往往被视作在成功路上走捷径、犯大错，甚至不惜剥削他人，因而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人们普遍认为，梦想的实现应遵循一条“正途”，偏离此路者，难逃坠落的命运。

这一观念根植于宗教教义，反复告诫人们切勿沉迷于对财富的追逐。《箴言》写道：“急于致富的人必受惩罚”（28:20-22），因为“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11:28）。《路加福音》引述耶稣之言：“你们要谨慎，远避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12:15）。《提摩太前书》警示：“想要发财的人陷入迷惑，落在网罗里”（6:8-12）。《古兰经》亦有类似教诲：“那些积攒金银却不在安拉的道上施舍者，你要以痛苦的惩罚向他们报喜。”（9:34）。

文学经典同样传递着这一警训。《麦克白》揭示权力欲望带来的毁灭，《了不起的盖茨比》描绘了对财富与爱情的痴迷如何引向悲剧，《太阳照常升起》则展示了盲目追逐成功者最终陷入的精神破产。而现实中，金融丑闻更为直观地印证了这一教训：伯尼·麦道夫、迈克尔·米尔肯、肯·莱伊等昔日商界巨头的陨落，是对逐梦者的严正警告。

负面脚本二：局势受控，系统有偏

在美国公共文化的叙事中，该脚本揭示着梦想背后的残酷现实：机遇并非向所有人敞开，怀抱梦想往往只是徒劳的挣扎。对许多人而言，努力不过是无尽的消耗，社会结构早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这一脚本并非空穴来风。芭芭拉·艾伦瑞克在《镍与铬》（2001）一书中，亲身经历底层劳工的艰辛，揭示无论多么努力，清洁工、服务员、养老院护工等人都无法挣脱贫困的桎梏。马修·德斯蒙德（2016）对美国驱逐现象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租户因无力支付房租被迫搬离的恶性循环，让贫困群体更加难以翻身。

社会科学研究早已揭示，美国经济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不平等，巩固了“局势受控”的社会认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8）总结道：“‘穷小子发迹’的故事被广为传颂，正因这样的故事极其罕见……过去40年，美国最顶尖0.1%人群的收入份额增长了四倍，前1%的收入份额几乎翻倍，而底层90%人群的收入份额却在下降。若按通货膨胀调整，底层劳工的工资与60年前几乎无异！”

新冠疫情更是暴露了美国的制度性不公：穷人和少数族裔在感染风险、疫苗获取、与疫情相关的失业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历史事件如1932年退伍军人抗议、移民农工的困境、无家可归现象、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对“操控牌局”现实的鲜明注脚。

正负梦想脚本的内化差异

“登高跌重”和“局势受控，系统有偏”这两类负面脚本，与公共文化中关于梦想的正面叙事形成鲜明对立。那么，在人们心中，究竟哪种脚本更具影响力？正负脚本在人们的内化程度上有何差异？

通过与研究参与者的对话及对其书面答案的分析，研究者发现，人们对正负两种脚本都耳熟能详，但在构建自身梦想时，最终只会认同其中一种立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图1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参与者（68%）倾向于接受公共文化关于梦想的积极教诲。那么，这种差异如何解释？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地位为答案提供了线索。

社会位置与正负梦想脚本

在探讨社会位置如何影响人们梦想的文化脚本时，研究揭示了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等因素所展现的显著差异。表2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

（一）社会阶层与梦想脚本

社会阶层对梦想文化脚本的塑造尤为显著。研究发现，85%的下层阶级受访者倾向于负面梦想脚本。例如，新移民奎因表达了对成功者的警惕：“有时候我很害怕，如今想成名，就得和那些不认同你价值观的人混在一起。（停顿）你得准备好接触一些秘密社团之类的。我不信那个。我是基督徒，我想用正确的方式实现梦想。（停顿）我不想为了成名去伤害任何人。我觉得那会有报应的，摔得很惨。”

下层阶级的年轻男性安东尼则哀叹社会结构让梦想变得遥不可及：“这是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这永远不会发生。（停顿）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尤其是政治层面，有太多富人掌控着国家。（停顿）通常这些大公司和富人几乎掌控了一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社会阶层的受访者则更倾向于正面梦想脚本：60%的工人阶级受访者，以及约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受访者表达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上层阶级的高中生莉兹谈到了机会的无穷：“你得从无拘无束的想象开始。你不能一开始就觉得‘这不可能’，而要让思想去到那些你平时可能想不到的地方。起点或许是遥不可及的，但你可以让它一步步变得现实。”

中产阶级的中年男性马克斯则强调“永不放弃”的信念：“发明家总是在失败中汲取教训。他们会说：‘让我修正这个问题，再试一次。’他们不断尝试，这就是社会的运行方式。人们从错误中学习，然后继续前进。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如此重要。”

这些回应反映了更广泛的趋势：社会阶层深刻影响着人们内化的文化脚本类型。下层阶级受访者往往受到负面梦想脚本的引导，而即使在社会阶梯上略微上升，也能让人更多地引用正面梦想脚本（见表2）。

（二）种族与梦想脚本

类似于社会阶层，不同种族群体在构建和表达梦想时也倾向于不同的文化脚本。值得注意的是，60%的拉丁裔受访者采用了负面的文化脚本，是所有种族群体中唯一倾向于负面梦想脚本的群体。例如，渴望成为心理治疗师的伊瓦娜认为机会被严密操控：“不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至少在这里不可能。我永远无法在这里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因为我需要说一口流利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英语。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其次，我需要联系一所大学拿到文凭，并在这里取得认证。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不可能，在这里对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机会。”

相较之下，其他种族群体更倾向于正面梦想脚本：60%的黑人，约三分之二的多种族群体，以及大约80%的亚裔和白人受访者表达了积极态度（见表2）。例如，黑人大学生约兰达强调乐观主义：“梦想创造了每天起床的希望；它创造了可以传递的幸福。”白人作家鲁思谈到梦想赋予行动力量：“一旦你做出承诺，一旦你能表达你的梦想，就好像整个宇宙都在为你而动。梦想能够使人头脑清晰。”

研究指出，历史环境可能在种族差异中起到了作用。部分拉丁裔受访者是“玛丽亚飓风”的受害者，另一些则是新移民，他们面临特朗普政府时期反移民情绪的冲击。尽管黑人受访者整体上更倾向于正面梦想脚本，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及警察暴力事件，可能使他们的乐观程度低于亚裔和白人受访者。

（三）性别与梦想脚本

在焦点小组和访谈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正面的文化脚本来构建她们的未来梦想。大约三分之二的女性展示了这一模式（见表2）。例如，梦想成为著名艺术家的高中生伊莉丝强调“梦想远大”的重要性：“当你开始思考某些事情时，不要给自己设限。让思想去到你平时想不到的地方，这样梦想才能逐渐变得现实。”琪琪，一位老年女性，谈到了乐观和永不放弃的精神：“梦想能带来力量。它让你每天保持动力。如果你总想着‘我做不到’，这会让你灰心丧气。你必须不断尝试！”

然而，男性受访者大多引用了负面梦想脚本（约59%）。扎克，一位年轻男性，描述了“登高跌重”的剧本：“我梦想成为老鹰队的四分卫。我能清楚地想象细节，但在我的梦想中，我也看到了失败。我知道我没有完全准备好，走得太快，最终只会无路可走。”凯文，一位中年男性，则认为责任让梦想变得不切实际：“我的梦想只是空想。如果你需要排优先级，它排在最后。工作和家庭让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实现跨国骑行的梦想。”

性别研究的结果颇为出人意料。在阶级和种族群体中，特权通常与正面梦想脚本相关。然而，在这里，女性却更可能表达正面梦想脚本。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在下层和工人阶级的比例超过女性，而女性在中产阶级中占据更多比例（上层阶级中，男女比例相当）。此外，女性在亚裔和黑人群体中比例高于男性，而男性在拉丁裔群体中占多数。由于拉丁裔群体最倾向于负面脚本，亚裔群体则更偏向正面脚本，这也可能解释了部分性别差异。

然而，光靠阶级和种族的交互效应无法完全解释这一现象。研究表明，女性在设想未来时更倾向于多样化的目标，并在面对失败时展现更强的应对策略（Baer & Kaufman, 2008; Greene & DeBacker, 2004; Oyserman & Fryberg, 2006; Stern, 2004）。这种倾向使女性更容易采用正面梦想脚本，塑造更乐观的未来想象。

人们如何在表达梦想脚本时运用个人文化

在探讨梦想及其重要性时，人们借用的文化类型存在显著差异。那些倾向于正面梦想脚本的人，往往受到隐性文化的驱动。他们的回答带有一定的自动性和理所当然的色彩，几乎不经深思熟虑，仿佛是在遵循一套默认的“既定法则”。相比之下，倾向于负面梦想脚本的人更多地受到显性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回应时往往更为谨慎，表达更具反思性，回答前会停顿片刻，随后给出与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详细理由。

例如，当讨论梦想的重要性时，偏向正面梦想脚本的受访者频繁提及“机会无限”这一观念。杰克，一位中年商人，毫不犹豫地表示：“我相信机会的可能性。”大学生凯文的看法亦是如此：“如果你住在美国，你就已经中了大奖。这里有无穷的机会，你可以实现任何事。”类似地，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基科也说道：“你知道，这个国家，美国，就是机会的象征。”此外，“努力工作才能抓住机会”的观念也被屡次强调。

正面梦想脚本还包含“梦想远大”的信条。迪德尔，一位中年护士，鼓励大家要有远大抱负：“你必须大胆梦想。如果梦想太大，生活会把它调小，但你必须从大梦想开始。”高中生尼克则强调：“要有宏大的梦想，像成为英雄、做一些更大的事，不要被眼前的琐事束缚。”这一信念在这些受访者口中显得自然而然，鲜少经过深层思考或质疑。

在“永不放弃”的脚本中，我们也能反复听到类似的激励言辞。大学生厄尼说道：“要让梦想成为驱动力，心中有成功的目标。即使失败了，你仍要继续努力。”塔莉亚，一位中年女性，坚定地表示：“我会一直尝试，直到被埋入地下”在无数的访谈与讨论中，“永不放弃”如同一种口头禅，被反复提及，仿佛这是成功的内在法则。

许多持正面梦想脚本的人还展现出一种盲目乐观，坚信一切皆有可能。二十多岁的汉娜分享道：“梦想就是乐观。我是个非常乐观的人，投入百分之一百的精力。如果不行，你还能把百分之一百投入B计划。但你必须保持积极。”老年人约兰达则强调：“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时，人们会记住你什么？我从不想停滞不前，一切都关乎遗产、成长和乐观。”在他们的叙述中，这种乐观主义几乎无需论证或思考，而是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

相比之下，持负面梦想脚本的人则展现出更为审慎和理性的态度。他们强调梦想的脆弱性，以及社会不公和系统性问题对梦想实现的阻碍。持有“登高跌重”脚本的人特别警惕快速成功的幻象。中年人理查德分享了他的观察：“你可能会攀得很高，但最终会失败。我在小联盟里辅导孩子时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想要奖杯，一旦得到，就以为自己进入了大联盟。然后，当他们输掉比赛时，就崩溃了。”他指出，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一致的努力，而非短暂的高光时刻。

此外，许多受访者否定了“一夜暴富”的梦想，尤其是中彩票的念头。中年护士安妮塔提到：“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彩票的人最后失去所有的钱！他们赢得大奖，以为自己能永远处于巅峰，然后惨遭滑铁卢。”UPS司机埃里奥则警示道：“我见过那些迅速崛起的人，有些走捷径快速赚钱，但这些都没有持续下去。”在这些叙述中，人们对快速成功抱持怀疑态度，认为真正的成就需要扎实的基础和稳固的努力。

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偏向负面梦想脚本的人更倾向于反思社会不公和结构性问题。中年女性洛丽莎坦言：“我有能力调解中东和平，但我就是没有机会。你需要有影响力才能实现那样的梦想。我没受过教育，也不认识重要的人，根本不在那个‘合适的位置’上。”奥古斯托则直指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端：“富人掌控了国家，想要打破这种模式几乎不可能。贪婪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结构。”

这些引述反映了我们数据中的一种更广泛的模式。在那些提到负面文化脚本的受访者中，我们听到更多深思熟虑的讨论、更有理有据的解释，和更少的陈词滥调。这些受访者比那些偏爱积极文化脚本的人更加审慎。可见，显性文化在个人层面占主导地位。

讨论与结论

本文设定了两个主要任务。第一，我们提出将“梦想”作为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可行领域，通过将“梦想”作为案例，探讨其反映的未来社会模式——这些模式与梦想家的社会位置密切相关。第二，我们考察了公共文化和个人文化在梦想构建与表达中的作用。

本研究回应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核心问题。首先，我们提供了公共文化与个人文化关系的新视角。尽管社会空间中存在多种关于梦想的文化脚本，但并非所有个体都会内化所有脚本。通过绘制受访者在社会空间中的角色定位，我们揭示了不同群体对文化脚本的内化模式。我们的研究强调了个体的思维、身体和社会环境如何在不同方式下相互契合。当然，考虑到本研究的探索性特征，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或扩展我们所发现的模式。

其次，受访者的回答使我们能够比较隐性文化与显性文化在梦想表达中的作用。尽管部分研究强调两者的相互依赖和动态互动，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它们是独立运作的（关于此领域的综述，可参见Cerulo et al., 2021，或Leschziner, 2019）。在我们的研究情境中，独立运作模式似乎更具解释力。正负梦想脚本与特定形式的个人文化相关联——隐性文化引导着正面梦想脚本的表达，而显性文化则主导负面梦想脚本的表达。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一发现具有普遍适用性。鉴于已有的广泛研究，我们的研究强调了进一步探索这一领域的必要性，以全面理解个人文化各要素之间的依赖性或独立性如何在不同情境中发挥作用。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与有限数量的受访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因此样本规模较小。如果采用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我们将能够更详细地探讨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在接受正负梦想脚本、以及在解释和正当化这些脚本时的交互作用。然而，我们的研究仅能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考察。尽管如此，我们希望本研究能够为更广泛的相关研究提供基础。

尽管存在局限性，本研究为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并为文化与认知领域的持续讨论提供了新的素材。通过持续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对公共文化与个人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以及不同形式的个人文化如何相互作用。

本文转自 | Political理论志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