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镇上的早市从五点开始热闹，我骑车经过时总能看见王大姐的摊位前排着长队。她的摊子不大，就一个煤气灶，两个蒸笼，一口大锅，还有个打着补丁的帆布棚。棚子右角挂着个掉了半截指针的闹钟，听说是她老公留下的。

镇上的早市从五点开始热闹，我骑车经过时总能看见王大姐的摊位前排着长队。她的摊子不大，就一个煤气灶，两个蒸笼，一口大锅，还有个打着补丁的帆布棚。棚子右角挂着个掉了半截指针的闹钟，听说是她老公留下的。

“老马，照旧？”王大姐看见我就笑，脸上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我点点头，她麻利地舀了一碗豆浆，又往油纸包里放了两个刚出笼的包子。

“五块。”

十五年了，从来没变过价。

王大姐的豆浆是用石磨磨的，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泡豆子。我问过她为什么不用机器，她摇摇头说：“机器打出来的没魂儿。”

2008年的时候，王大姐丈夫得了肺癌，治了大半年没治好，她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那时候她女儿芳芳上初中，学习挺好，她不想让孩子辍学，就想着做点小买卖。

刚开始是在镇中学门口卖煮玉米，后来发现早餐更有市场，就改卖豆浆包子。她豆浆做得好，包子松软，价格实惠，很快在镇上有了口碑。

“我最难的时候，是镇上人帮我的。”王大姐总这么说，“有人给我提供摊位，有人介绍供货渠道，还有人借我钱买设备。”

我们镇不大，七拐八拐半小时就能走个遍。镇上人不算富裕，但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你拉我一把。当年李记米店的李老板给王大姐预支了三个月的豆子货款，肉铺的张屠户允许她每周末结一次账。就这样，王大姐的小摊慢慢稳定下来。

王大姐有个规矩，从不涨价。豆浆一直是一元钱一碗，素包子一元五一个，肉包子两元一个。这么多年，物价涨了又涨，就连她家用的煤气都贵了一倍，可她的价格始终不变。

镇上人都说她傻，可王大姐却说：“我闺女上学的学费是镇上人一点一点帮我凑的，这钱，我得用一辈子来还。”

王大姐的摊位在老街拐角，旁边是个修鞋摊。修鞋师傅姓郑，右腿有点跛，话不多，但每天都会给王大姐准备一个小马扎。有时天冷，他还会往马扎下放个暖水袋。

我有次开玩笑说：“郑师傅，您这是不是有意思啊？”

郑师傅脸一红，摆摆手说：“瞎说什么呢，我就是…就是闲着也是闲着。”

王大姐听见了，笑骂道：“老郑比我大六岁呢，我叫他大哥。我家那口子走的时候，是他帮我料理的后事。”

她说着，眼圈红了，低头继续擦她的不锈钢盆。那盆子擦得发亮，能照见人影。

但镇上人都知道，郑师傅和王大姐早就是镇上公认的一对了，只是两人谁也不挑明。每天早市结束，郑师傅都会帮王大姐收摊，然后推着自行车送她回家。

王大姐女儿芳芳很争气，初中考上了县重点高中，高中又考上了省重点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王大姐为了供女儿上学，除了摆早市摊，下午还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工。冬天她的手冻得裂口，往往裹着厚厚的棉纱手套做包子，解开时总有血迹。

“没事，都习惯了。”王大姐总这么说，然后笑着把血迹藏起来。

芳芳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年薪二十多万。她常寄钱回来，劝王大姐别再摆摊了，好好休息。可王大姐舍不得这个摊位，说早上不出来做点事，浑身不舒服。

其实大家都明白，王大姐是舍不得这些老街坊。她摊位边上有个破木箱，里面装着几本陈旧的账本。那是她记录”欠账”的地方。镇上有些老人家退休金少，有时候手头紧，来买早餐付不起钱，王大姐从来不拒绝，只是在本子上画个道道。

“大姐，我下午把钱送来。”老人们总这么说。

“别急，月底一起给都行。”王大姐总是这么回答。

有时候过了好几个月，那些钱也没人来还，王大姐也不上门去要。她摆摆手说：“老人家不容易，能吃饱就行。”

2020年疫情那会儿，镇上好多人没收入，王大姐干脆贴出告示：有困难的老街坊可以免费领早餐。那段时间她天天亏本，但依然四点钟起床磨豆子。郑师傅知道后，偷偷往她摊位的钱箱里塞钱，被王大姐发现了，两人还闹了点小别扭。

“我不是慈善家，我就是还人情。”王大姐在镇上广播站门口等郑师傅下班，当着路过的十几个人的面，大声说道。

郑师傅难得发了火：“你还什么还，都还十几年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谁家没个难处？”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王大姐和郑师傅吵架。后来他们和好了，但谁也没让步。最后是镇上的老街坊们你五块我十块凑了一笔钱，硬塞给王大姐，说是大家先预付的早餐钱。

王大姐哭了，蹲在地上抱着那个装满零钱的塑料袋，哭得像个孩子。

去年夏天，芳芳突然回来了。她大学毕业已经七年，在上海买了房，事业也不错。镇上人都以为她是回来劝王大姐进城享清福的。

我那天早上去买豆浆，看见芳芳站在摊位后面，穿着围裙，学着王大姐的样子舀豆浆。她手生，豆浆撒了不少，旁边排队的老奶奶直摇头。

“闺女，你可真金贵，这一碗豆浆都快赶上上海的咖啡价了。”老奶奶开着玩笑。

我们都笑了，芳芳有点不好意思，王大姐赶紧接过勺子：“你去招呼客人就行。”

没成想，芳芳一回来就是半年。她告诉镇上人，自己辞了上海的工作，准备回镇上发展。有人不信，觉得她是一时兴起，可芳芳很认真。

“我在上海太久了，突然意识到那里没有我的根。”她坐在摊位旁边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根油条，说得很认真，“我想回来做点有意义的事。”

王大姐听了，眼里有泪光，但嘴上却说：“城里好工作不做，回这穷乡僻壤做什么？”

芳芳笑了：“妈，我回来不是为了赚钱。”

几个月后，我们才明白芳芳回来的真正用意。她在镇政府支持下，把王大姐的小摊改造成了一个”爱心食堂”。她用自己在上海的积蓄，租下了老街拐角的一间门面房，装修成简洁明亮的小餐厅。

餐厅墙上挂着王大姐这些年的照片，还有她那本记账的破旧本子，被裱在镜框里。王大姐的摊位没变，早上五点到九点还是卖她的豆浆包子，只是价格依然保持十五年前的水平。

而从十点开始，这里就变成了老人的”一元食堂”。镇上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顿饭只要一元钱，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家常菜。食堂的厨师是从县城请来的，每天变着花样做菜，保证营养均衡。

“这算什么慈善，我们只是把妈妈十五年不涨价的钱，用另一种方式还给镇上人而已。”芳芳在食堂开业那天这样说。

那天，好多老人带来了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堆在食堂门口。有人还带来了手织的围巾、自制的咸鸭蛋。王大姐站在人群中间，看着自己的小摊变成了明亮的食堂，哭得说不出话来。

郑师傅站在一旁，脱下他那顶旧帽子，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有趣的是，芳芳并没有完全离开上海的工作。她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继续为原来的公司服务，只是薪水减半。同时，她利用在金融行业的人脉，为镇上的小作坊和手工艺人寻找销路，帮他们把产品卖到了城里，甚至卖到了国外。

镇上的老纺织厂旧厂房被她租下来，改造成了手工艺展示中心。以前在厂里做工的妇女们，现在成了手工艺人，做着自己喜欢的刺绣、编织，收入比以前还高。

王大姐依然每天四点起床磨豆子，芳芳劝了好几次也没用。不过现在帮她磨豆子的不光有郑师傅，还有几个年轻人，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我们小时候就吃王大姐的豆浆包子长大的。”一个年轻人一边学着使用石磨，一边对我说，“现在有空就来帮帮忙，学学手艺，也算传承吧。”

去年冬天，王大姐和郑师傅终于办了婚礼。他们谁也没提，是芳芳和镇上的街坊们一起策划的。婚礼就在爱心食堂办的，简简单单，但镇上几乎所有人都来了。

婚礼上最特别的礼物是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收集了镇上人这些年和王大姐的合影，还有许多便条，都是写着各种感谢和祝福的。

“十五年来，妈妈的摊位就像镇上的一个小小灯塔。”芳芳在婚礼上这样说，“照亮了很多人的清晨，也温暖了很多人的心。”

王大姐听了，低下头，用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抹眼泪。郑师傅站在一旁，不知所措，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旧手帕，递给她。

手帕上绣着一个小小的”王”字，那是王大姐年轻时绣的，不知道郑师傅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食堂后院有棵老枣树，是王大姐早年摆摊时候就在的。树上挂满了红灯笼，每个灯笼上都写着一个字，连起来是”镇上好人家家有，爱心传递代代传”。

风一吹，灯笼摇晃，光影斑驳。王大姐站在树下，仰头看着那些灯笼，笑得像个孩子。

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常看见王大姐和郑师傅坐在后院的石桌旁，一边择菜一边聊天。有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说，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

食堂门口有个旧鞋柜，是郑师傅改造的。上面写着”书籍交换站”，里面放着各种书籍，谁想看就拿去，看完再放回来或放入新书。

最近，镇上的留守儿童多了一个去处。放学后，他们会到爱心食堂做功课，有时候芳芳会教他们英语，有时候是镇上的退休教师来教数学。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