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湄公河次区域(缩写GMS )是指湄公河流域的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我国云南省。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机制，以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
GMS与CBTA：南向贸易的“黄金通道”
（一）GMS：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大湄公河次区域(缩写GMS )是指湄公河流域的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我国云南省。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机制，以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亚行作为参与方和出资方，主要负责为有关会议及具体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该区域总面积256.8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亿。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数据，GMS地区2022年GDP增速达5.2%，远超全球平均3.4%。其中，越南GDP增长8.02%，柬埔寨5.5%，泰国2.6%，区域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交汇的核心区，GMS正成为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的战略支点。2022年，中国与GMS五国贸易额达5662亿美元，同比增长11.5%。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对GMS贸易占比超过60%，而成都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尚未充分释放南向潜力——2023年成都对东盟进出口额仅占全市外贸总量的约18%，远低于东部沿海城市。
（二）CBTA：打通跨境运输的“最后一公里”
CBTA（Cross-Border Transport Agreement）是《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早期收获”的缩写，是在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框架下的通用的跨境运输体系。该协议规定持有CBTA行车许可证和TAD证件的运输车辆可沿协议内约定线路开展运输业务。自2004年开始，可运输路线从11条增加至2017年的23条，其中以中国为始发地的线路占比30.4%。伴随协议实施，次区域公路网总里程增长近20万公里，极大地推动了GMS区域内货物和人员的流通。CBTA自2002年启动以来，通过三大核心机制重塑区域物流规则：
“一站式”通关：跨境车辆仅需在出发地和目的地两次通关，边境检查时间缩短70%。统一技术标准：车辆载重、尺寸、排放等标准互认，运输效率提升30%。跨境牌照互认：货车可凭单一许可证在六国通行，覆盖公路里程超1.1万公里。目前，中老泰三国已实现CBTA全面对接，中越、中缅通道试点运行。以中老铁路为例，2023年1-8月累计运输货物268万吨，其中跨境货物占比45%，运输成本较公路下降40%。
（三）成都的机遇：从“后方”到“前沿”
成都虽不直接接壤GMS国家，但凭借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节点地位，正从“内陆腹地”转向“开放前沿”：
地理半径重构：成都至越南河内公路里程约1500公里，与上海至河内（1900公里）相比更具区位优势。政策叠加赋能：RCEP生效后，成都对东南亚汽车零部件、电子元器件的关税减免幅度达90%。产业协同升级：四川的锂电池、光伏组件与泰国新能源汽车、越南半导体产业形成互补，2022年成都对GMS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8%。TIR集结中心：成都的“国际物流枢纽密码”
（一）TIR公约：全球跨境物流的“绿色通行证”
TIR（Transport International Router）即国际公路运输。TIR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于1949年创立，经过不断修订、更新和完善，现已被证明是最为成功的国际道路运输公约。目前，全球已有77个《TIR公约》缔约方。
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IR）覆盖77个缔约国，通过“一单到底”模式实现全程海关免检，货物仅需在起运地和目的地接受查验。我国于2016年7月加入《TIR公约》，截至2023年，中国已开通TIR线路28条，年货运量突破50万吨。与空运相比，TIR运输成本降低60%；与海运相比，时效提升50%以上。
TIR运输在通关便捷性、运输灵活性和成本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依据《TIR公约》，承运人所运货物在起运地接受海关检查并施加关封，同时在TIR证上进行签注，货物从起运国海关可直接运往目的地国海关。在这一过程中，中间途径的所有过境国海关原则上不会对货物进行开箱查验，仅检查封志并开展TIR证相关操作，直至货物抵达最终目的地。这一规定有力保障了“门到门”跨境运输的便捷与高效，呈现出一次申报、一车到底、一证直达，且全程无需倒装、卸货、开箱和查验的特点。此外，据国际道路运输联盟（IRU）测算，在过去70多年的实践里，TIR运输模式最多能为收发货人节省58％的运输时间和38％的运输成本。
（二）成都建设TIR集结中心的四大优势
立体交通网络
中欧班列（成渝）2022年开行量超5000列，占全国总量30%；成都双流、天府两大机场年货邮吞吐量突破100万吨，国际航线达131条；西部陆海新通道（成都—钦州港）班列开行量年均增长45%。政策创新高地
四川自贸试验区首创“中欧班列运费分段结算”模式，企业税负降低15%；成都国际铁路港获批整车、药品、肉类等9类进口指定口岸，保税仓储成本低于沿海20%。数字基建支撑
成都超算中心算力达10亿亿次/秒，可支撑跨境物流大数据调度；区块链跨境金融平台“蓉易链”已接入全球2000余家金融机构，实现信用证秒级开立。产业需求牵引
电子信息产业：2022年成都笔电产量达1.2亿台，全球70%的iPad芯片经成都空运至越南组装；汽车制造业：四川动力电池产能占全国20%，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急需打通东南亚供应链。（三）成都的“TIR+”模式探索
破局路径：成都如何打造南向TIR新通道？
（一）硬件升级：建设TIR国际物流枢纽
可依托成都国际铁路港、天府国际机场，规划TIR专用货物集散中心，集成海关、仓储、金融等功能。加密成都至瑞丽、磨憨等边境口岸的公路干线，与中老铁路、中泰铁路衔接，形成“公铁联运”骨干网。联动中欧班列网络与成渝供应链体系，发挥内陆物流枢纽优势，支撑南北双向资源对接。
（二）规则对接：推动CBTA与TIR协同创新
联合GMS国家试点“一次通关、全域通行”模式，将TIR单证与CBTA跨境牌照互认，减少边境滞留时间。
成都联动内陆自贸试验区与中欧班列枢纽，推动“中欧班列+TIR”多式联运单证标准化，实现跨境运输与内陆集散无缝衔接。探索“区块链+跨境运输”，实现货物追踪、关税支付全程数字化。
（三）产业联动：构建“成都造”东南亚供应链
针对泰国汽车配件、越南电子产品、缅甸农产品等需求，组织定制化TIR专线。
联合东南亚电商平台，打造“TIR+跨境电商”快运通道，助力“川货出川”。
案例启示：TIR集结中心的“成都想象”
（一）霍尔果斯经验：陆港经济的“蝶变效应”
新疆霍尔果斯TIR集结中心自2020年运营以来，已开通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2条线路，带动当地外贸额年均增长40%。其核心经验包括：
“仓单质押”金融创新：企业可凭TIR在途货物仓单获得银行贷款，资金周转效率提升50%。“枢纽+园区”模式：国际物流港与配套加工产业园联动，吸引1200家企业入驻。（二）成都的“倍增计划”
若成都复制霍尔果斯模式，至2025年可实现：
时效提升：至曼谷运输时间从15天压缩至8天，至新加坡缩短至10天。成本下降：全程物流成本降低25%，每年为川企节省超10亿元。贸易增量：带动四川与GMS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占全省外贸比重提升至30%。未来展望：从“通道经济”到“枢纽经济”
（一）打造“泛亚供应链指挥中心”
数字孪生系统：通过5G+北斗技术，实时监控跨境货物位置、温湿度等数据。供应链金融平台：基于货物在途数据，开发“运费贷”“关税贷”等金融产品。（二）构建“RCEP区域分拨基地”
东南亚商品集散：在成都建设泰国乳胶、柬埔寨大米区域分拨中心，辐射西南2亿人口市场。发挥成渝地区供应链网络优势，联动昆明、喀什枢纽，打造“南向进口集散+北向出口中转”的双向集散中心。反向定制生产：根据东南亚消费数据，指导四川家居、服装企业柔性生产。
（三）探索“碳中和物流走廊”
电动重卡试点：在成都—磨憨干线投放200辆电动重卡，每年减少碳排放3万吨。绿色能源枢纽：利用四川水电资源，为东南亚数据中心提供清洁能源。中智认为：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成都建设TIR集结中心绝非简单的物流通道升级，而是一场以制度创新牵引的开放革命。通过激活GMS与TIR的叠加效应，成都将重塑中国西部与东南亚的产业协作版图，书写内陆城市向国际枢纽跃迁的新篇章。来源：中智物流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