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界，尤其是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界，有多位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翻译大家。比如傅雷，他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比如许渊冲，生命不息、翻译不止，留下了千万字的经典译文。还有法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柳鸣九，即使得了脑梗、帕金森，还惦记着编一套外国

作者：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原常务副会长）

今年是我从教的第50个年头。回顾走过的路，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与翻译有着不解之缘。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至今仍在路上。

翻译界，尤其是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界，有多位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翻译大家。比如傅雷，他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比如许渊冲，生命不息、翻译不止，留下了千万字的经典译文。还有法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柳鸣九，即使得了脑梗、帕金森，还惦记着编一套外国文学译丛。他们基本上都是一辈子做翻译，把翻译视作自己的生命。

在老一辈翻译家的影响下，我爱上了翻译。近50年来，我先后翻译出版了40余部法国文学与社科著作。这些书的翻译，于我而言，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把外域的好书介绍给中国，介绍给中国读者，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就是拓展思想疆域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的翻译活动变得越来越自觉，也越来越有追求，既有文化上的，也有学术和思想上的。

在翻译理论探索中，我多年来始终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实践介入与理论探索互动。我是随着改革开放一路成长的，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给了我极大启示。我深刻认识到，理论探索，不能忽视实践。翻译理论研究，要重视中国数千年翻译的历史，也要关注当下越来越丰富的翻译实践。实际上，我走上翻译研究之路，把翻译研究确定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自己在翻译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需要去寻求答案。老一辈学者的影响与指导固然重要，但很多问题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自己去探索。

比如，我有机会参加《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为了呈现意识流，普鲁斯特在句法上大胆创新，句子长、插入句多、时态丰富，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这种长句、意识流所体现的句式、节奏，怎么在翻译中再现？同时，普鲁斯特是一个善于用隐喻的大师，隐喻往往很独特，如何忠实传达？《追忆似水年华》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15位译者合作翻译，全书的风格能体现吗？能统一吗？……长期以来，我有目的地把翻译当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典型问题记下来，然后去寻找原因，再寻找克服这些障碍的方式和途径。这一过程中必然要进行思考，这种思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探索。正是基于翻译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结合对原著的理解、阐释，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思考，我写出了系列的文学翻译研究论文，如《句子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长句的处理》《形象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隐喻的处理》《风格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处理》。坚持关注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有针对性地加以探讨，让我的收获越来越多。我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与《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这两部翻译批评著作，在研究方法的突破上有一定代表性，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如翻译研究的重要学术刊物BABEL杂志就先后三次刊载学术论文，就《红与黑》汉译讨论的意义与价值、翻译批评的路径等给予了积极评价。

近半个世纪来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探索，让我自觉地在翻译理论研究中，从翻译实际出发，结合翻译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对涉及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伦理等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翻译方法、翻译批评研究之外，我越来越关注翻译的使命问题——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

这三个问题密切相连。要回答翻译的使命这个重要问题，必须对翻译是什么、翻译具有怎样的价值做出回答。在21世纪之初，我对翻译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撰写了《翻译论》一书，从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等七章，对翻译进行了一次整体思考、系统梳理与学术阐发。这部著作在建构自主的译学话语体系上有明确的追求。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翻译学界的关注，还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学术基于传承，重于创新。在实践层面，我积极引导并鼓励我的学生参与翻译实践，参与到地区或国家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去。回顾走过的路，我惊喜地发现，现在国内翻译界已经产生了不小影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尤其是青年翻译家中，有不少位翻译的第一部作品，都是我主动推荐的。如袁筱一、李焰明翻译的勒克莱齐奥的《战争》、袁莉翻译的加缪的《第一个人》、黄荭参与翻译的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刘云虹翻译的乔治·桑的《娜侬》、宋学智翻译的杜拉斯的《副领事》等。如今，他们都已经成长为优秀的翻译家。我之所以乐此不疲，如此积极、持续地引导或鼓励身边的人重视翻译、参与翻译，是因为我坚信，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一如季羡林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也不断影响身边的人，鼓励他们积极介入翻译实践，对翻译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让人欣喜的是，多位已经成长为翻译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在翻译批评、文学翻译、翻译传播研究领域取得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在新的历史时期，就翻译理论探索而言，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变化，我深深认识到，中国文学外译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文化建构力量。为此，我尽己所能，努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我和我的同事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外国的译介与接受展开系统的梳理、考察与研究，还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外译进行批评性的理论探索……

从“译”出发，以“译”为媒，探索中外文化交流之道，是一个翻译学人应尽的责任。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