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官府藏书体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这个阶段，藏书主要以皇家收藏为主。作为奴隶制社会的统治者，君主和大臣们掌握着文化和文字的主导权。他们将治理国家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文书保存在官府中，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官府藏书。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小屯和陕西岐山县凤雏村

商周藏书始，汉代征书兴

中国古代官府藏书体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这个阶段，藏书主要以皇家收藏为主。作为奴隶制社会的统治者，君主和大臣们掌握着文化和文字的主导权。他们将治理国家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文书保存在官府中，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官府藏书。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小屯和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看作是古代藏书的雏形。令人好奇的是，在甲骨旁边还发现了人形骨架，想必是当时负责管理＂图书＂的官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藏书活动逐渐增多。据记载，早在距今30000至10000年前，就已经有了文籍收藏的痕迹。从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文籍和图画的出现，也标志着收藏活动的萌芽。这是中国藏书史的起点。

进入汉代，官府藏书体系逐渐成型，并开始有文字记载征书活动。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了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大肆焚书坑儒，导致大量民间典籍被毁。秦朝末年，项羽在攻打咸阳时放火烧毁了阿房宫，其中珍藏的图书也化为灰烬，令人扼腕叹息。官府藏书因此遭受重创，到了汉高祖刘邦手中，藏书已所剩无几。尽管刘邦素来不主张修建奢华宫殿，但他在建立汉朝之初，就命令丞相萧何在未央宫建造规模宏大的石渠阁和天禄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刘歆撰写的《七略》就是在天禄阁中完成的。

随后，汉惠帝于公元前191年废除了＂挟书之律＂，允许民间藏书合法化。这一举措促进了私人藏书的发展，民间收藏不断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征书制度也逐步形成。汉武帝时期，太史公一职的设置，地位甚至在丞相之上。＂天下文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征书制度由此崭露头角。西汉初年，各种献书事例层出不穷。汉惠帝时期出现了《世本》，汉文帝时期《诗》开始萌芽，并设置了专门管理文书的＂博士＂官职。然而，这些献书行为大多出于民众自发，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官府征书活动。直到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广泛征集天下典籍，官府征书制度才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正式确立。

献书开山祖，汉武启新章

献书制度是汉代官府征书的主要方式，也是最早出现的征书制度。这一制度的特点是无偿征集民间藏书。汉武帝是献书制度的开创者。公元前124年，他下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广泛征集天下典籍，标志着官方献书制度的正式建立。在此之前，虽然已有民众主动向官府献书的事例，如孔子后人献《论语》、音乐家窦公献《周礼·大司乐》等，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官府征书活动。

献书制度推动了汉代藏书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其影响下，民间藏书家纷纷向官府献书，形成了＂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的盛况。然而，献书者的身份多为门阀贵族或地方诸侯，献书行为难免带有政治色彩，成为他们与中央政权拉近关系的手段。如南北朝初期，北凉王朝沮渠茂虔向刘宋朝廷献方物，其中就包括二十种共一百五十四卷图书。献书的政治作用逐渐超过了丰富官府藏书的文化意义。

尽管如此，献书制度在保护和传承中国典籍方面仍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一制度，官府征集到大量散布在民间的珍贵藏书，使其免遭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侵蚀。除官方征书机构外，地方民众的自发献书行为也为典籍的保存贡献了力量。不过，如果官府能制定一些有效的激励政策，或许能更好地调动民间献书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献书制度丰富国家藏书的功能。

献书制度的不足之处在于，献书的内容和选题完全由献书者决定，容易导致所献典籍与官府馆藏重复。此外，献书者大多是社会上层人士，献书的动机不纯，难以保证典籍的质量和价值。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献书制度的效果。

访书求真知，克难觅珍籍

为了提高官府藏书的质量，汉代还实行了另一种征书制度——访书制度。与献书制度不同，访书制度是官府主动向民间征集典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访书过程同样是无偿的，但往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访得的图书数量有限。

汉成帝时，曾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专门征集各地大儒手中的学术典籍。东汉明帝更是派遣使者远赴印度，搜求佛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跨国访书的记录，彰显了官府对特定典籍的迫切需求。

访书使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他们不辞辛劳，走访著名藏书家，搜集珍贵文献。然而，访书过程困难重重。首先，民间典籍散落各处，寻找线索十分不易。其次，许多藏书家对家传典籍秘而不宣，即便官府派人登门拜访，也未必愿意示人。再者，访书使需要辨别真伪，甄选优质典籍，这对他们的学识和眼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尽管困难不断，访书使们仍然坚持不懈，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传承文化的重任。通过不断的努力，一批批珍贵典籍被带回官府，充实了国家的藏书库。这些典籍涵盖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然而，与献书制度相比，访书制度在经济效益上却不容乐观。派遣访书使到各地征集，需要大量的差旅经费和人员开支。而且，由于访书的难度很大，所得典籍数量往往无法与投入相称。这导致访书制度在后世的实施中逐渐式微。

即便如此，访书制度在中国古代征书史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它体现了官府对珍贵典籍的重视和保护，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那些不畏艰难、远涉他乡的访书使们，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

购求见智略，隋朝开先河

在献书制度的无偿性和访书制度的高成本之外，隋朝开创了一种新的征书方式——购求制度。这一制度最早由学者牛弘提出，他在上书隋文帝的《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分析了之前两种征书制度的弊端。牛弘指出，献书制下，＂纵有知者，多怀吝惜＂，难以激发民间献书的积极性；而访书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耗费人力物力，收效甚微。因此，他力主改弦更张，实行购求制征书。

隋文帝采纳了牛弘的建议。开皇三年，隋文帝下诏，规定＂每书一卷，赏绢一匹＂的征书标准。官府据此向民间大规模购买典籍，并明确承诺，典籍校订抄录后仍归原主。这一政策迅速调动了民间献书的积极性，众多珍贵典籍被送到官府，馆藏图书迅速增加。

事实上，购求制的雏形在汉代已经出现。据《论衡·佚文篇》记载，汉明帝时曾＂并征兰台之官，诏求之佚，购募以金＂。但这只是对民间献书的一种奖励，并未上升到国家制度的高度。真正确立购求征书制度，还是在隋文帝时期。

购求制的优势在于明确了征书的奖赏标准，既有利于调动民间献书积极性，又能保证典籍的质量。同时，对征得典籍的校订抄录和归还，既丰富了官府藏书，又尊重了民间藏书的所有权，在客观上促进了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

此外，购求制还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隋文帝将购求征书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制度和流程。这不仅提高了征书工作的效率，也为民间献书提供了制度保障，极大激发了民间献书的热情。

在购求制的推动下，隋朝官府藏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史料记载，隋文帝继位之初，中央政府的藏书仅有一万五千余卷，而经过数次大规模的购求征书，到隋炀帝时期，官府藏书已达到三十余万卷。这些典籍涵盖经史子集各个部类，为后世研究隋代乃至整个古代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购求制的实施，体现了隋朝统治者对文化典籍的重视和保护。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征集民间藏书，隋朝在促进典籍传播的同时，也为私人藏书注入了新的活力。购求制的确立，开创了官府征书的新模式，对后世征书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资料：

［1］《隋书·经籍志》

［2］《旧唐书·经籍志》

［3］《全隋文·请开献书之路表》

来源：大鼻子逗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