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毛主席一路化装而来，途中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盘问，风餐露宿，衣衫褴褛，连证明身份的文件都弄丢了。当他风尘仆仆地抵达3团驻地外围时，自然引起了警戒哨兵周昆的注意。

红军时期，林彪手下有三员悍将，并称“三杆枪”，分别是陈光、王良和周昆。

很可惜的是，三人都没有等到授衔的那一年。

陈光无需多介绍，那是大名鼎鼎的战将，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

而王良的身份更不一般，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是林彪的学弟。

林彪对这位学弟极为看重。红军时期，几乎林彪每升一级，王良就顺位填补林彪的那个职位，直到1932年3月升任红四军军长。

红四军在当时的中央苏区，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王良能够担任该军军长，说明他的能力很突出，地位也非常高。

可惜，王良在1932年6月13日，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

至于周昆，一度也是前途无量，可惜在抗战初期神秘失踪，至今依然是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

周昆，原名叫周绪昆，湖南平江人，自幼家境殷实，他本人文化程度较高，上过平江县立师范学校。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年轻的周昆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毅然投身革命洪流。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和工农革命军军第1师师长余洒度带领修水1团宣誓起义，并将部队开到了修水和平江的边界。

中央委派毛泽东同志作为特派员，前往修水，整顿和领导这支部队。

当时的周昆，是工农革命军军第1师第3团的一名班长，被安排在3团驻地铜鼓近郊站岗，负责警戒任务。他为人认真，警惕性极高。

那天，毛主席一路化装而来，途中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盘问，风餐露宿，衣衫褴褛，连证明身份的文件都弄丢了。当他风尘仆仆地抵达3团驻地外围时，自然引起了警戒哨兵周昆的注意。

“站住！干什么的？口令！”周昆端着枪，厉声喝道。

毛主席一看是自己人，连忙说道：“同志，我是中央派来的，找你们总指挥卢德铭同志有要事！”

周昆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穿着不像干部、说话却带着浓重湖南口音、而且连个证件都没有的人，心里顿时起了疑。那时候敌特活动猖獗，冒充领导的事情时有发生。

“中央派来的？证件呢？”周昆追问。

“路上丢了，情况紧急，你快带我去见卢总指挥！”毛主席解释道。

“没有证件，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周昆可不吃这套，在他看来，没有证件还急着要见最高指挥官，这嫌疑更大了。“跟我走一趟！”说罢，不由分说，便招呼手下两个战士，把毛主席“请”到了旁边的临时看押点，准备向上级汇报。

随即，周昆跑到团部，向团长苏先骏报告：“报告团长，外面抓到一个可疑人员，自称是中央特派员，要见卢总指挥，但身上没得证件。我怀疑他是探子，暂时把他扣在外面了。”

苏先骏一听“中央特派员”这五个字，心里咯噔一下，不敢怠慢，赶紧跟着周昆出去查看。

到了看押点，苏先骏定睛一看，顿时吓了一跳，这不是毛委员长吗？

他赶紧上前敬礼，然后扭头对着周昆就是一顿训斥：“你个憨小子，有眼不识泰山，这位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还不快给毛委员松绑道歉。”

周昆当时就懵了，自己竟然把大名鼎鼎的毛委员长给抓了？他吓得脸都白了，站在那里手足无措，话都不敢说一句，心里委屈极了：我这不是认真执行警戒任务嘛……

毛主席见状，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拍了拍周昆的肩膀，和蔼地安慰道：“这位小同志，你莫紧张嘛，你做得对，做得很好，警惕性很高嘛，我们部队的哨兵要是都像你这么认真负责，那坏人就钻不进我们的队伍咯！”

毛主席的这番话，不仅为周昆解了围，也让他对这个认真负责、甚至有点“一根筋”的小班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跟随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转战井冈山的过程中，周昆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屡立战功，很快就从士兵成长为基层指挥员。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学习，行军打仗之余，背包里总是塞满了各种书本。

有一次，毛主席看到周昆那鼓鼓囊囊的背包，好奇地问：“周昆同志，你这背包里总是塞得满满当当，是啥宝贝呀？”

周昆憨厚一笑，打开背包：“报告主席，是书！”

毛主席凑近一看，果然是各种进步书籍和军事小册子，不由得大喜过望：“好啊，好啊，打仗不忘学习，爱读书是好事，不错，不错！”

说着，毛主席还饶有兴致地向周昆借了几本去看。从那一刻起，毛主席更加认定，这个周昆，是个值得培养的可塑之才。

此后，周昆凭借着战功和能力，一步步晋升，从班长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最终成长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时期，周昆曾担任过六个师的师长，这一项记录，无人出其右。

1931年10月，周昆担任师长的红34师编入红四军，其被调任红四军第10师师长，成为军长林彪的直接下属。

当时在中央苏区流行着一句话：“林彪手下三杆枪，陈光、周昆和王良”，将他们三人比作对敌作战时的“三挺重机枪”，意味着他们火力强大、战斗力强、作用重大。

林彪升任红1军团军团长后，王良接任红四军军长，但王良在三个月牺牲，周昆成为红四军新任军长，也是最后一任红四军军长。

在1933年6月，红1军团进行了整编，全军团取消军一级的编制，所辖各师由军团直接指挥。因此，周昆也成为红四军的四任军长(朱德、林彪、王良、周昆)之一，其地位不言而喻。

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将红21师和红23师合并为红八军团，周昆被任命为军团长，黄甦为军团政委，参谋长是唐濬，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组织部部长是甘渭汉，宣传部部长是莫文骅。

但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此后番号撤销，周昆被调回红1军团任副参谋长，之后还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

周昆担任过军事主官，还担任过参谋主官，跟林彪配合得也相当默契，因此在抗战爆发后担任了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并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按照这样的发展轨迹，周昆的前途本该一片光明。作为一位有资历、有战功、有能力、深受毛主席赏识、又与林彪配合默契的高级将领，他在抗日战争和未来的解放战争中，本应大有作为，成为一颗闪耀的将星。

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在平型关大捷后不到半年，他的人生轨迹，就因为一次武汉之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转折，最终走向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迷局。

1938年1月，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当时的战时首都武汉，召开了一次全国师级以上单位参谋长（或参谋主任）会议。八路军自然也派员参加。作为的115师参谋长，周昆代表115师前往武汉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

正是在武汉开会的这段时间，周昆似乎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思想上开始发生变化。

会议结束后，周昆乘火车返回山西前线。途经临汾时，他特意下了车。因为当时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正在临汾指挥作战。按照组织程序，周昆需要向两位总部首长汇报此次武汉会议的精神和情况。

在向彭总和左权参谋长汇报完会议内容后，周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接着汇报115师的近况和困难，反而话锋一转，开始大倒苦水，抱怨起来。

周昆皱着眉头，语气里充满了不满：“彭总、左副参谋长，你们是不知道啊。这次去武汉开会，真是受气。咱们八路军那个驻武汉办事处，也太抠搜了。我去开会，连雇个黄包车的钱都算计着给，给多了还不乐意。安排住的地方也差得很，跟人家国民党那边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他越说越激动，开始拿国民党的参谋长们作对比：“人家国民党的参谋长，哪个不是有自己的小公馆住着，小汽车坐着？出门前呼后拥，军装笔挺。再看看我，穿着这身破破烂烂的土布军装，兜里没几个钱，出门想雇个车都得盘算半天。跟他们一起开会，人家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真是没面子！”

彭老总听着周昆这番牢骚，眉头越皱越紧，脸色也沉了下来。等周昆说完，彭老总猛地一拍桌子严厉地批评道：“周昆同志，你这是什么思想？我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能一样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和光荣。如果我们也像国民党那样追求享受，搞腐化堕落，那我们跟他们还有什么区别？那我们革命的意义何在？人民还会拥护我们吗？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都不懂了吗？”

在场的左权副参谋长也十分认同彭总的看法，同样对周昆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告诫他要保持革命本色，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面对两位总部首长的严厉批评，周昆虽然表面上喏喏连声，不敢再多言语，但看得出来，他心里非常不服气。等彭总和左权离开后，他还忍不住跟身边的警卫员小声嘀咕抱怨，显然并没有把批评听进去。他思想上的这个转变，已经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离开临汾前，按照规定，周昆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当时八路军名义上归属第二战区序列）领取了115师这个月的军饷——总共六万块法币。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关系到全师几万官兵的吃穿用度。

拿到这笔巨款后，周昆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他将那只装钱的挎包打开，默默地将六万法币分成了两半，各三万。然后，他将其中一个装有三万法币的挎包，连同一张字条，一起交给了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

周昆指着挎包对警卫员说：“这里面的东西非常重要，你马上赶回师部，亲手交给作战科的王科长。记住，十万火急，不得有误！”

警卫员虽然觉得参谋长今天的举动有些奇怪，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没有多问，接过挎包，敬了个礼，便匆匆上路，赶回师部复命。

而周昆，之后便与115师失去了联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久，周昆的警卫员风尘仆仆地赶回了115师司令部，径直找到了时任师部作战科科长的王秉璋的办公室。王秉璋当时正埋头在一堆军用地图和作战文书里，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警卫员向王秉璋立正敬礼，并将那个沉甸甸的挎包递了过去，说道：“报告王科长，这是周参谋长让我务必亲手交给您的重要文件。”

“哦？参谋长回来了？”王秉璋抬起头，有些意外。按理说，周昆是他的顶头上司，有什么重要文件，回来后直接交给他或者开会布置就行了，怎么还专门派警卫员送回来？而且，参谋长人呢？他下意识地朝警卫员身后看了看。

警卫员说：“参谋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临汾领完军饷后，就把这个包交给我，让我火速送回师部，交给您。然后他就一个人走了，说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办。”

王秉璋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他接过那个挎包，入手沉重，完全不像是装文件的样子，倒像是装满了石头。他狐疑地打量着警卫员，又掂了掂挎包，然后解开了束带。

包口打开，露出的东西让王秉璋瞬间瞪大了眼睛，呼吸都停滞了半秒。

哪里是什么重要文件？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一沓沓簇新的法币。厚厚的一叠，散发着油墨的特殊气味。

“这是怎么回事？”王秉璋惊得差点把挎包掉在地上，他猛地抬头看向警卫员，声音都有些变调了，“参谋长人呢？他到底去哪儿了？”

警卫员也是一脸茫然，说：“我也不知道啊，科长。参谋长就给了我这个包，让我赶紧回来，别的啥也没说。我看他当时脸色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但也没敢多问。”

王秉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随即伸手胡乱地翻动着挎包里的纸币，试图找到哪怕一张纸的说明。果然，在厚厚的钞票下面，他摸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他急忙抽出来展开一看，是半张不知道从哪里撕下来的纸头，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但确是周昆的手笔：

“共领取了六万块钱，我带走了三万块，另三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 周昆”

寥寥数语，如同晴天霹雳，炸得王秉璋头晕目眩。

王秉璋不敢再想下去，他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随即跑去向师长林彪报告。

林彪得知周昆的情况后，罕见地愣住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良久，林彪才缓缓开口，命令将周昆的情况向八路军总部汇报，并指示派人全力寻找周昆的下落。

但是找了几个月，派出去寻找的人一批批失望而归，带回来的消息只有一个：查无此人，下落不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根据已知的情况和当时的背景，对周昆的下落进行了种种猜测和分析：

第一种说法：他投靠了国民党。

这种猜测的依据是周昆在临汾时的抱怨，他对国民党军官优渥生活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有人认为，他可能一时糊涂，被物质欲望冲昏了头脑，再加上对彭总和左权批评的不满，一气之下，便拿着钱去投奔“国军”了。毕竟，在我党早期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一些信仰不坚定、最终叛变投敌的领导干部。

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首先，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的“蜜月期”，虽然私下里摩擦不断，但表面上还是要维持统一战线的。

周昆私吞的军饷，本就是国民政府拨发的。如果他真的带着这笔钱去投靠，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出于维护合作大局的考虑，很可能不会接纳他，甚至有可能把他交还给八路军处理，以显示“合作诚意”。

其次，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宣传部门一贯的作风，如果真有八路军主力师参谋长这样的“大鱼”投诚，他们一定会大肆宣传，利用这个事件来攻击共产党，瓦解八路军士气。

然而，在国民党当时的报纸、广播和文件中，从未有过任何关于周昆投诚的报道。这一点，几乎可以否定他投靠国民党的可能性。

第二种说法：他投靠了日本人。

作为115师的参谋长，周昆了解部队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更刚刚参加了全国性的重要军事会议，掌握着不少关于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抗战部署的情报。如果他投靠了日军，并将这些机密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这种可能性同样很低。回顾周昆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从参加秋收起义到长征结束，他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哪怕在红军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他也从未动摇过革命意志，更没有出现过任何背叛组织的行为。

长征途中，多少次面临绝境，多少人因为动摇而脱离队伍甚至叛变，周昆都坚定地跟着党、跟着红军走了下来。

现在抗日战争刚刚进入高潮，八路军声威日盛，他已经成为了主力师的高级指挥官，功成名就指日可待，他有什么理由在此时选择投降日本人，去做一个人人唾骂的汉奸呢？这完全不符合逻辑。

而且，在后来八路军与日伪军多年的交战记录和情报收集中，也从未发现过任何与周昆有关的线索或踪迹。

第三种说法：他隐姓埋名，回了老家湖南平江。

有人猜测，周昆或许是厌倦了战争，或者因为思想上的一时糊涂犯了错误，不敢再回部队，便拿着钱悄悄潜回了老家，打算隐姓埋名，了此残生。

然而，组织上对周昆老家也进行了秘密调查。结果显示，周昆的老家亲属，都表示从未见过他回来，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音讯。据了解，周昆的生父早逝，他是由养父抚养长大的，后来养父也去世了，他在家乡实际上已经没有直系亲人了。

况且，周昆作为红军和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在家乡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如果他真的回去了，哪怕再隐秘，也不可能完全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不被乡邻们知道。但当地的走访结果，都证明周昆确实没有回过家乡。

第四种说法：他带着巨款去了海外。

还有人猜测，周昆可能对战争前景悲观，或者想彻底脱离，便拿着钱远走高飞，去了香港、南洋甚至更远的地方。

但这个说法也面临实际困难。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防止日伪在沦陷区搜刮法币、到国统区兑换硬通货（美元、黄金等）以套取外汇，从1938年3月起，就已经下令国统区的银行停止法币自由兑换美元的业务。

周昆失踪是在2月份，时间上虽然还来得及，但要在短时间内、不引人注意地将三万法币兑换成足够支撑他去海外生活的美元或黄金，并顺利离开烽火连天的中国，其难度可想而知，可能性同样不大。

晚年，曾担任过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亲身参与过早期调查的开国少将王政柱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也只能无奈地表示，当时经过多方调查，最终也没能找到任何确凿的线索，无法断定周昆究竟是被人谋财害命了，还是真的携款潜逃了。

尽管缺乏直接证据，但综合所有已知信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多人，包括一些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和后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最后一种、也是最令人痛惜的可能性——周昆在离开临汾后，单独携带巨款赶路的过程中，不幸遭遇了意外，很可能是被沿途的土匪、溃兵或者图财害命的歹人盯上，最终遇害，钱财被洗劫一空，尸骨无存。

支持这种推测的理由有几点：

其一，可以解释他为何只带走一半钱款，并留下字条。这很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携带巨款赶路极其危险。他可能预感到了风险，便决定和警卫员分开走，将钱款也分成两部分，万一其中一路出事，至少还能保全一半的军饷给部队。留下字条，也是为了向组织说明情况，证明并非全部款项丢失。这反而说明他当时可能并未存有完全叛逃、与组织一刀两断的决绝之心。

其二，符合当时山西的社会治安状况。抗战初期，山西战场打成一锅粥，日军、国民党军、八路军、地方武装、土匪绺子、散兵游勇混杂，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一个人，哪怕是军人，在路上因为携带钱财而被谋财害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往往死不见尸，难以追查。

其三，可以解释为何他从此人间蒸发，杳无音信。如果是投敌或隐居，总会或多或少留下些痕迹。唯有被杀害抛尸荒野，才可能消失得如此彻底。

当然，这也仅仅是最大概率的推测，并非定论。周昆作为我军一名资历极深、战功卓著的将领，以这种方式离开大众的视线，着实令人惋惜。

来源：冷竹离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