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5年春天，我所在的大屯公社柳树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共有十几个人，以知识青年为主，还有少部分社员。编导是一名女知青，名字叫卓娅，她的父母都是本市评剧团演员。当时，还有一个小乐队，主要乐手是曹师傅，他唢呐吹得不错，外号叫“曹大喇叭”。虽然曹师傅不识谱，但一
宣传队
1975年春天，我所在的大屯公社柳树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共有十几个人，以知识青年为主，还有少部分社员。编导是一名女知青，名字叫卓娅，她的父母都是本市评剧团演员。当时，还有一个小乐队，主要乐手是曹师傅，他唢呐吹得不错，外号叫“曹大喇叭”。虽然曹师傅不识谱，但一首歌曲，他听上两遍，准能吹奏出来。我懂一些简谱，会弹琴，因此乐队由我负责。我还是独唱演员，当时我演唱的歌曲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海上南泥湾》《沂蒙颂》等。
我们宣传队的编剧叫高伟，高中文化，当时写了一个拉场戏，内容是反映一个农民家庭因为搞副业打草帘子而产生了矛盾，曲调是二人转。剧中有四个人物，小两口和老两口。我扮演儿媳妇，是个妇女队长，坚决反对公爹打草帘子。高伟演公爹，其他两个角色由知青担任。没有服装，我回家找来姐姐的红袄罩，出场时脖子上搭了一条白毛巾（学样板戏人物“江水英”）。同时，我还把姥姥一件蓝色偏大襟布衫拿来，给我戏中的婆婆穿上。
在那时候能到宣传队工作，属于俏活儿，不用出工种地，排节目、演出，让其他知青羡慕不已。宣传队组建时，我们白天脱产排练，晚上坐着拖拉机到各个小队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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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最深的演出有两场。一场是在唐房村，那是一个农闲的黄昏，演出地点是村中心的场院，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幕布，那是村民们用自家的床单拼接的。当我们乘坐拖拉机赶到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村民们发出阵阵欢呼声（多年后，我随本市剧团送戏下乡采访，看到过类似的场面)。在我的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结束时，村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喊着：“再唱一首《南泥湾》。”
另一场演出是在烧火屯，这是柳树大队最偏远的一个小队。那是一个午后，天阴沉沉的，与天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村民的热情，几乎全屯的老百姓都赶来了。当我们的节目演到一半时，豆大的雨点不请自到。很快，我们的衣服湿了，雨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怎么办？还坚持演吗？村民们的情绪高涨，雨淋在他们身上，但他们的笑声依旧。村民的热情感动了我们。那场演出结束时，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后来，我们的宣传队还参加了公社的汇演，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宣传队存在了一年多，后来随着学习小靳庄活动的结束而解体。那段日子里，我爱唱歌、能写作的特长逐渐显露出来，不仅在柳树大队小有“名气”，也改变了我的知青生活节奏。不久，我被抽调到大队部，做了一年的专职广播员。
大队广播员
1976年春节后的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将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我说：“根据你的政治表现和嗓音条件，组织上决定让你做广播员。”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又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了。他后来说的什么，我没有记住，大概是坚持政治方向一类的套话。第二天，我就上岗了。
大队广播室的环境简陋而别扭，为什么这么说呢，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一铺火炕占据了屋子的一半，扩音器、麦克风都放在炕中间的一个桌子上。那时候，还没有录音机，只有一个唱片机。广播室的外间竟是大队兽医站，农民们牵着病马，大队兽医为它们打针、灌药。我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马卧在院子里，等待诊治。
我是大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脱产广播员。当时，我还弄不清一个大队部为啥要安排一个专职广播员。后来，我逐渐明白了，这是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我们插队的大队属于郊区，坐落在土质肥沃的牤牛河胖。这里的农民本应是富裕的，因为不仅土质肥沃，而且交通方便。但是那个年代谁都不敢搞副业，农民的日子仅能满足年吃年用。
我的工作并不复杂，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放广播，主要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以及本市的新闻。播放的文艺节目是样板戏选段，还有革命歌曲。广播站一个重要功能是转播公社电话会议、召开大队电话会议。播送有关通知，则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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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这时，我的类似童音的声音迅速传播开来。通知的内容很多，其中有一项是有关计划生育的政策和知识。1976年，是我国计生工作正式起步的第二年，在农村遇到的阻力较大。我当时刚满20岁，对于播送计划生育一类的事非常难为情。
有一次，大队副书记让我播送这样一个通知：各队准备做绝育的妇女到公社集合。我不好意思播，南书记很生气，他一把抢过麦克风，大声说：“各小队准备做绝育的妇女，明天早晨到公社卫生院做结扎。”还有一次，我鼓起勇气正在播送育龄妇女如何计划生育的讲座时，一位女同学悄悄走进来，对着我扮鬼脸，还嗤嗤地笑起来。当时，我也控制不住地笑了。好在我立即关闭了扩音设备，否则，笑声将传遍整个柳树大队，酿成“政治事件”。
在别人的眼里，广播员的工作是轻松的，但是，我没有满足几项简单的工作，抓住机会当了一次“土记者”。从春耕第一天开始，我推出了自办节目。凌晨三点三十分，随着《东方红》乐曲的旋律，柳树大队广播站开始广播了。接下来，我朗诵自己创作的配乐诗。我的声音瞬间传遍方圆十几里，准备“打早垄”（意思是早饭前干一阵农活）的村民听到广播后，连忙起身，走向田间地头。
自办节目的第一天，有些人蒙了，以为自家的钟表走得太快了。因为平时有线广播的开始曲时间是六点三十分，内容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合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但今天，他们一大早就听到了和以往不一样的节目。
几天后，村民们喜欢上我的自办行目。在节目中，我插播着各小队发生的好人好事，而这些素材是我利用空闲时间到田间地头收集的。那段目子，我过得非常充实。人的命运离不开机遇，而机遇的大门总是向有准备的人敞开的，当记者是我童年的一个梦。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我对政治还不敏感，然而我没有消沉，一步步向自己心中的目标靠近。也许，正是那段广播员兼“土记者”的经历，为我多年以后的记者生涯奠定了基础。
困惑与抉择
人生可能错过无数次机会：也许是一次升迁，也许是一段姻缘，也许是一次成功…如果你错过了，那么你的命运就将改写。
粉碎“四人帮”之后，知识青年的命运逐渐好转，招工的机会多了起来。1977年初，公社知青办给我所在的大队知青几个回城名额。按下乡年限和表现，我是人选之一。按照程序填表、体检、政审，然后等待回城通知。
在这个过程中，我得知此次招工的单位是本市郊区所属企业，而且都是集体所有制，立刻打了退堂鼓。在当时，集体企业与国企的差别非常大：一是发展空间小；二是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差；三是集体所有制职工绝不能调入国企。当时，我宁可重新回到集体户接着干农活，等待机会，也不甘心在这样的企业中干一辈子。
后来，在一位同学家长的帮助下，我放弃了这次招工机会，重新回到集体户参加劳动，而名义是体检“不合格”。这是一次有风险的放弃，下一次再有招工名额，还能落到我头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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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还有一次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从我的面前溜走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1977年8月，国家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数百万人报名参加考试，27.3万人成为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很多同学都鼓励我去报名，他们说，凭你的文化课基础一定能考上，而我却放弃了。为什么？因为我有三个担心：一是父亲的问题（五十年代末父亲被打成“阶级异已分子”，1979年平反)还没有得到平反，即使考上了也，过不了政审这一关；二是不知道考题有多难，怕考不上。如果请假在家复习，又怕影响招工回城：三是我已经废弃过一个招工指标，如果表现不好，将导致回城遥遥无期。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之前，姐姐也曾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在政审时，就是因父亲的问题被他人顶替的。从放弃高考报名开始，我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1977年高考时间是12月份。考试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到地里干活儿，心里却想着考题。晚上，大队参加高考的同学回来了，说了几道考题。我没有想到高考题目竟是那样简单，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曾经无数次憧憬大学生活：在阶梯教室听教授精彩的讲解，在如诗如画的校园中漫步…然而这一切注定与我失之交臂。但是在我的心底里，大学梦并没有彻底破灭。冥冥之中，记者的职业还在等待着我。
后来，我逐渐想通了。在我的身边，与我处境相同的人太多了。我所在的大队历届知识青年有一百余人，有机会入大学深造的仅占5%（包括工农兵大学生)，可谓是凤毛麟角。他们为什么没有升学？有的同学是因为从小学到初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业荒废，基础太差；有的同学虽然文化课基础好，但出身不好，因此顾虑重重，不敢报名。据资料记载：到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累计达到2700万，而1977年考人大学者不足三十万。
我的知青同学在1970年代末陆续回到城市，绝大部分在工厂里做工。其中，只有几个人通过自考、单位委培等途径，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改善了工作环境。1977年，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与我失之交臂，等待我的是艰苦的环境和繁重体力劳动的磨练。在那段日子里，我学会了坚韧、宽容、乐观和等待，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来源：萧峰爱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