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地围墙上贴着大红标语”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墙角却堆着几顶发黄的安全帽，被工人们拿来盛工具。我们住的工棚连地砖都没有，水泥地面上铺着的是从废品站买来的旧报纸，潮湿的时候报纸上的字会印在我们的脚底板上。

那年我三十二岁，在县城边的一个工地当小工，日结八十，干一天算一天。

工地围墙上贴着大红标语”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墙角却堆着几顶发黄的安全帽，被工人们拿来盛工具。我们住的工棚连地砖都没有，水泥地面上铺着的是从废品站买来的旧报纸，潮湿的时候报纸上的字会印在我们的脚底板上。

柳队长是我们的包工头，五十多岁，一张脸黑得像炭，额头上的皱纹里总是嵌着灰尘。他的手指粗短，抽烟时两根指头夹烟的地方已经被熏成了深褐色。听老工友说，柳队长干建筑已经三十多年了，从一个小工做到包工头。但他并不是那种凶神恶煞的人，反倒总是低着头，说话很小声。

那天，我在四楼的脚手架上刮腻子，风有点大，工地主管上来催房子验收的事，说什么甲方明天要来看房子，速度得赶上。柳队长忙不迭地应着，还承诺加班也会完成。我正低头干活，听到柳队长叮嘱我小心点，随手递给我一顶安全帽。

“戴上吧，小顾。”他说。

我随手接过来，却没立刻戴，只放在一边。这天太热了，安全帽戴着闷得慌。

柳队长离开后，我继续手上的活。当时为了进度，我们都在赶，我脚下的脚手架板估计是前几天下雨后没晾干，有点滑。一不小心，我一脚踩空了。

下坠的那几秒钟，我看见了天空、钢筋、没抹完的墙面，还有那顶被我放在一边的安全帽。

醒来时，我已经在县医院了。医生说我右腿骨折，需要住院治疗，还得打钢钉。我躺在病床上，只觉得浑身痛，尤其是腿，像被人用钝器一点点敲碎了。

房间里有股消毒水的味道，床头的蚊香一小截一小截地掉灰。窗外能看到医院的围墙，上面爬满了半死不活的爬山虎，叶子边缘泛着黄。

第二天，柳队长来看我，手里提着一个黑塑料袋和一个旧饭盒。他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从里面拿出几个橘子和一盒香烟。

“这是些营养品，你先垫着。”他顿了顿，又掏出五张皱皱巴巴的百元钞票，“这是五百块，你先治病用。”

那几张钱被捏得很紧，还带着柳队长手上的汗渍。他把钱塞到我枕头下面，像是做贼似的，生怕被人看见。

我想说点什么，但看到他皱巴巴的脸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话又咽了回去。我知道工地上出事是大事，尤其是我这种没签正式合同的临时工。

“别担心，好好养伤。”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有点哑。

他走后，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病人。一个是车祸后脑震荡的中年人，整天迷迷糊糊的；另一个是骨质疏松摔伤的老太太，她的孙女不时过来换洗衣服。我心里盘算着，这一摔，没个两三个月是好不了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那五百块钱能顶什么用？光是押金就收了我三百，住院费一天就得一百多。我没买保险，手术费得自己掏，医生说保守估计得一万左右。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只能盯着雪白的天花板发呆。墙角的电视里放着不知道哪个台的综艺节目，笑声一阵阵地传来，显得格外讽刺。

住院第三天，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姐姐打来的。我原本不想接，但最后还是划开了屏幕。

“小顾，听说你受伤了？严重吗？”姐姐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担忧。

我说了情况，姐姐说她和姐夫商量了，可以先借我五千块应急。我姐家也不宽裕，姐夫在砖厂干活，两个孩子上学，都需要钱。

“谢谢姐，但我先看看能不能自己解决。”我最后说。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开始回忆这些年的日子。我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做过装卸工、送外卖、跑快递，后来在这个工地上找到了活儿。攒了几年，也就存了两万块，还想着再存一年，回老家盖个小房子。现在全泡汤了。

柳队长隔三差五就来看我，每次都带着些水果或者熟食。他会坐在病床边的小板凳上，跟我说一些工地上的琐事，比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又添了孙子。

有一次他带来一瓶保健酒，说是他老家亲戚从山上采的草药泡的，对骨折有好处。

“我不能喝酒，医生说了。”我说。

柳队长挠了挠头，尴尬地笑了笑：“那回头给你带点鸡汤。”

他放下保健酒，转身要走，却在门口停住了脚步。他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哭。

“对不起，小顾。”他的声音很低，几乎听不见。

我没吭声。

随着治疗的继续，医药费越积越多。我的卡里钱已经不够了，只好打电话向亲戚朋友借。借钱的过程总是很难堪，有些亲戚一听说我受伤了，就找各种借口说手头紧。好不容易凑了七八千，但还是不够。

就在这时，柳队长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五千块钱。

“这是工地老板给的工伤补偿。”他说，但眼神有点飘忽。

我接过钱，心里明白这多半是柳队长自己垫的。工地上这种事情见多了，老板才不会管你死活，更别说什么工伤补偿了。我想拒绝，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最后只是说了句谢谢。

柳队长坐在床边，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双喜，抽出一支，却迟迟不点。他转头看向窗外，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

“小顾，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他突然问。

我告诉他，父母早逝，就只有一个姐姐，在邻县，也是靠打工过日子。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只是沉默地点燃了那支烟，然后被门口的护士呵斥着掐灭了。

住院一个多月后，医生说我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还需要定期复查，腿上的钢钉要再过几个月才能取。出院那天，柳队长来接我，开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车后排堆着几袋水泥和一卷电线。

“这是我借来的车，别嫌弃。”他一边帮我搬东西，一边不好意思地说。

我慢慢挪到车前，用拐杖支撑着自己。坐进副驾驶后，我才注意到车里有股淡淡的霉味，座椅上的弹簧已经顶出来了，柳队长用一块毛巾垫在上面。他说，先送我去工棚休息，等我腿好了再说。

路上，柳队长很少说话，只是偶尔问我腿疼不疼，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到了工地附近，他却没直接进去，而是拐到了旁边一条小路上。

“去哪儿？”我问。

“带你看个地方。”他说。

面包车在颠簸的土路上慢慢前行，扬起的灰尘从没关严实的车窗缝钻进来。过了大约十分钟，车停在一片荒地前。柳队长帮我下车，然后领着我一瘸一拐地走到一块空地前。

这是一片还没开发的区域，远处能看到几栋在建的楼房。但这块地很是平整，周围插着几根木桩，看起来是已经规划好了的宅基地。

“这是我前几年买的一块地。”柳队长说，“原本是想给我儿子盖房子用的。”

我点点头，不明白他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柳队长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张地契，而且上面的名字竟然是我的。

“这是……”我一时语塞。

柳队长红着眼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他使劲眨眼，不让它们掉下来。

“我儿子两年前出国了，说是不回来了。这地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给你。”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你在工地受伤，是我的责任。那天我明明看到你没戴安全帽，却没再多说一句。”

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柳队长，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我最终说道。

他摇摇头：“我已经六十多了，这辈子就是个小包工头，没什么大出息。我那儿子有本事，在国外找了好工作，也不缺我这点东西。”他顿了顿，“你还年轻，腿伤好了可以自己盖房子，或者卖了也行。”

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泥土和野草的气息。远处工地的塔吊缓慢旋转，几只麻雀在电线上跳来跳去。

“为什么？”我问，“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您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柳队长看着远方，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我刚出来打工那会儿，也摔断过腿。”他卷起裤腿，露出一道狰狞的疤痕，“那时候我二十出头，在北方一个工地干活。冬天，脚手架上结了冰，我一脚滑了，从三楼掉下来。”

他重新放下裤腿，继续说：“当时的包工头给了我两百块，让我自己去医院。我没钱，只能硬撑着，结果落下了毛病，这条腿到现在阴天下雨就疼。”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不想你也这样。”他说，“这么多年了，我看过太多工人受伤，有的甚至没了命。每次我都想着能多帮一点，但自己能力有限。”

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但他很快用袖子擦掉了。

“你收下吧，就当是还了我欠下的一个债。”他说。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那块地上，柳队长给我讲了他这大半辈子的故事。他十五岁就跟着村里的泥瓦匠出来干活，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娶了媳妇后，全家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里，直到四十多岁才在老家盖起了两层楼房。他儿子争气，考上了大学，后来又出了国，他很少能见到儿子，但每次回家，儿子看到那房子都很自豪。

“人这辈子，能有个自己的房子，就算是有了根。”他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紧紧握住那张地契。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陌生人的关怀，这种关怀比五百块钱，比五千块钱都要珍贵得多。

回去的路上，柳队长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先把伤养好吧。”我说，“等能走路了，再想别的。”

他点点头：“工资的事你别担心，我会按月给你发。你就当是带薪休假。”

我知道这肯定也是他自己垫付的。工地老板不可能同意给一个受伤的小工继续发工资。

到了工棚，他帮我安顿好，给我留了一些日用品和食物，还有一个老式的收音机。

“晚上无聊了可以听听。”他说。

那晚，我躺在工棚的床上，打开了那个收音机。里面传来的是一个老歌频道，正播放着《等待》。歌声中，我拿出那张地契又看了一遍，确认那上面确实是我的名字。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边养伤一边跟着柳队长学习建筑知识。他教我看图纸，教我计算材料用量，甚至带我去认识了几个建材商。我的腿慢慢好转，开始能拄着拐杖走更远的路。

冬天来临时，我的钢钉取了出来。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以后可能天气变化会有点疼，但不影响正常生活。

那天，柳队长请我吃了顿饭，在工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他喝了点酒，脸涨得通红，话也多了起来。

“小顾，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他问我。

我想了想，说：“我打算在那块地上盖房子，不卖了。”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好啊，需要帮忙就说。”

饭后，他送我回工棚，在门口，他递给我一个笔记本。

“这是我这些年的经验，都记在里面了。”他拍拍我的肩膀，“你好好看看，以后自己单干，别给人打工了。”

那是一本发黄的硬皮笔记本，上面沾满了水泥和油漆的痕迹。我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施工要点、材料价格和供应商联系方式。最后几页，还有一些简单的预算表格和合同样本。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柳队长不只是给了我一块地，他是想把他的一切都传给我。

第二年春天，我开始在那块地上动工。柳队长虽然忙，但每周都会抽空来看看进度，给我一些建议。我按照他的指导，一点一点地建起了自己的房子。

房子封顶那天，我请了柳队长来喝酒。他喝得很开心，说这房子盖得比他自己家的还好。

“你以后就是包工头了。”他笑着说，“要记得对工人好一点。”

我点点头，郑重地答应。

装修好后，我把柳队长请来参观。他走进屋子，转了一圈，看着墙上挂的他送我的那个收音机，眼睛又红了。

“不错，不错。”他只是简单地评价。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给他倒了杯茶。然后，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

“这是什么？”他问。

“咱们合伙开公司的合同。”我说，“我想做点小工程，但需要您的经验和人脉。”

他愣住了，半天没说话。

“您不用出钱，就出经验和技术。利润我们五五分。”我继续说。

柳队长的手有些颤抖，他把文件放在茶几上，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你小子…”他的声音哽咽了，“你小子有出息。”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年轻时的故事，有苦有甜，也有无奈和遗憾。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个徒弟，把他的这门手艺传下去。

“可惜我儿子不愿意干这行。”他叹了口气，“他嫌脏嫌累。”

我拍拍他的肩膀：“您儿子有出息，在国外工作，也是您的骄傲。至于这门手艺，就传给我吧。”

他笑了，眼里满是欣慰。

就这样，我从一个普通的小工，变成了一个小包工头，和柳队长一起承接一些小工程。我那条受过伤的腿，虽然偶尔还会疼，但已经不影响工作了。

三年后的一天，柳队长突然对我说，他想退休了，想把他的那部分股份转让给我。

“为什么？”我问，“咱们合作得挺好的啊。”

他笑笑：“我老了，干不动了。再说，我儿子说要回国发展，我得回老家帮他看看房子。”

我知道他是在给我让路，让我能完全掌控这个公司。

“股份我可以接手，但您的那部分分红不变。”我坚持道，“您是我的师傅，这是应该的。”

我们争执了一番，最后各退一步，他保留了20%的分红权。

送走柳队长那天，我站在公司门口，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人群中。我想起了那年在医院，他红着眼睛递给我五百块钱的样子；也想起了出院那天，他把地契交给我时的表情。

人生路上，有时候一次偶然的相遇，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我来说，那次工地上的意外摔伤，本该是一场灾难，却因为柳队长的善良，变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现在，每当我走过那些工地，看到那些在高处作业的工人，我都会想起柳队长的话：要对工人好一点。所以，我给每个工人都配了保险，安全设备也是最好的，绝不允许有人冒险作业。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张地契，想起柳队长红着眼睛说的那句话：“你收下吧，就当是还了我欠下的一个债。”

也许，这就是人间的传递吧。一个曾经受过伤的人，帮助另一个受伤的人，然后这个人再去帮助更多的人。

就像那天柳队长离开时对我说的：“小顾，记住，咱们干工程的，盖的不只是房子，还有人心。”

来源：易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