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沙飞枪杀日籍医生被枪决，行刑前留下最后一句话：我用跪下吗

摘要：提起沙飞这个名字，在抗战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不扛枪，但他的武器——那台老旧的相机，同样让敌人胆寒，更能鼓舞人心。他就是咱们根据地里鼎鼎有名的战地记者。

提起沙飞这个名字，在抗战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不扛枪，但他的武器——那台老旧的相机，同样让敌人胆寒，更能鼓舞人心。他就是咱们根据地里鼎鼎有名的战地记者。

不过啊，沙飞可不是参军后才有的名气。早在穿上八路军军装前，在风云际会的大上海，他就已经是摄影圈里一位引人注目的新锐了。这名气，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他跟大文豪鲁迅先生的一段忘年交。

那会儿的沙飞，年轻，有才情，更有股子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力，这恰恰和鲁迅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不谋而合。

沙飞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家境还算殷实，但他偏偏爱上了当时还算“小众”的摄影艺术。他常常带着相机，穿梭在上海的弄堂街巷，捕捉着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偶然的机会，他得以结识鲁迅先生，并为鲁迅先生拍摄了照片。

命运无常，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这个消息如同惊雷，震动了整个中国。沙飞得知噩耗，悲痛之余，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他抓起相机，第一时间冲到了现场。万国殡仪馆内外，人山人海，悲伤的河流在缓缓流淌。沙飞强忍着泪水，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移动，寻找着最佳的拍摄角度。

镜头里，有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鲁迅先生的灵柩，有宋庆龄、蔡元培等各界名流沉痛肃穆的面容，更有成千上万自发前来送行的普通市民，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悲痛和茫然。沙飞不停地按动快门，记录下追悼会、起棺、送葬的全过程。他还走上街头，拍摄上海各界人士悼念鲁迅的场面。这些照片，不仅仅是新闻记录，更是饱含着拍摄者深厚情感的历史见证。

当这些照片冲洗出来，通过报刊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从沙飞的镜头里，看到了鲁迅先生在中国人民心中无与伦比的地位，看到了整个民族痛失巨擘的深切悲哀。一时间，“沙飞”这个名字传遍了大街小巷，他成了那个用镜头记录下历史性悲痛时刻的著名记者。

但沙飞并未沉醉于个人的声名。七七事变的炮火，彻底点燃了他心中早已积蓄的报国热情。个人命运在家国危难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这位在上海滩已小有名气的摄影师，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投身抗日洪流，参加八路军。

告别了繁华但已沦陷或即将沦陷的都市，沙飞背着他心爱的相机，辗转来到了艰苦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在这里，他成了一名专职的战地记者。条件艰苦了，环境危险了，但他手中的相机，却焕发出了更耀眼的光芒。

在炮火硝烟中，在崇山峻岭间，沙飞用镜头捕捉八路军战士英勇杀敌的身影，记录根据地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定格下那些艰苦却充满希望的瞬间。几年的时间里，他拍摄的照片数量惊人，足足有上千张之多，每一张都凝聚着心血和汗水。

沙飞的名气和他的作品，甚至传到了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那里。聂司令也是个爱才、惜才的人，他知道沙飞摄影技术不是一般的高，拍出来的照片有力量，能说话。

于是，聂帅经常“点将”，让沙飞去给一些战功卓著、声名远扬的将领做专访，拍照片。比如骁勇善战的彭雪枫将军，智勇双全的杨成武将军，都曾在沙飞的镜头前留下过珍贵的影像。

除了拍摄我军将领，沙飞在根据地还结识了一位特殊的“战友”，那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医生。白求恩大夫放弃了在加拿大的优越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晋察冀，用他精湛的医术为八路军伤员服务，救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他的事迹，像一股暖流，感动了根据地的每一个人，当然也深深打动了同样有着人道主义情怀的沙飞。

沙飞觉得，必须要把这位伟大的国际战士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于是，他常常去白求恩工作的野战医院。也许是在一次手术的间隙，沙飞找到了正在擦拭汗水的白求恩。

“白大夫，您的精神太伟大了！我想为您拍些照片，让全世界都看看您在这里做的事情。”沙飞诚恳地说。

白求恩或许会爽朗地一笑，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拍吧，沙！不过，多拍拍那些勇敢的战士，他们才是英雄。”

两人语言或许不完全通畅，但心灵是相通的。他们成了好朋友，成了挚友。沙飞用镜头记录下白求恩工作的点点滴滴：他与聂荣臻司令员亲切交谈、合影留念的历史瞬间；他在简陋的手术室里，聚精会神地为伤员做手术的专注神情；他查房时，与战士们交流的温暖画面……这些照片，真实、生动，充满了力量，不仅是对白求恩个人的写照，更是中加友谊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不朽见证。沙飞的镜头，为我们留下了白求恩医生最宝贵、最广为人知的形象。

1939年10月，白求恩医生在抢救伤员时，手指被手术刀割破，之后受到细菌感染，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终年49岁。

在遗嘱中，白求恩医生将自己心爱的相机赠给了好友沙飞。

沙飞有一个前妻，叫王辉，两人在1933年结婚。起初，沙飞在汕头电台当特级电报员，每月有150块大洋的优厚工资收入，日子过得相当安逸。

后来，沙飞迷上了摄影。刚开始王辉也是支持丈夫行为的，但当得知沙飞放弃高薪工作跑去专职学摄影的时候，王辉内心开始动摇了。

两人聚少离多，最终王辉提出了离婚，沙飞痛哭一场后，同意了妻子的要求。

自从与沙飞离婚后，王辉就一直在广东汕头、梅县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她不得不将孩子送到香港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1940年，保育院转移到贵阳，王辉才终于有机会，与日思夜想的孩子们短暂团聚。

与沙飞分离的日子里，王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是地下工作的危险，更有内心深处对沙飞的复杂情感。她时常会感到痛苦和迷茫。特别是当她偶尔有机会看到由沙飞担任主编、从遥远的晋察冀辗转传来的《晋察冀画报》时，内心的波澜更是难以平息。画报上，那些生动的照片，那些充满力量的文字，无一不展现着沙飞对革命事业的执着与热情。看着丈夫在炮火中记录下的战士身影，看着他镜头下根据地军民昂扬的精神面貌，王辉的眼眶湿润了。

“原来他和我一样，都在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们信仰的道路在坚持着。”王辉喃喃自语，心中充满了悔恨。当初，她以为沙飞只顾着自己的摄影事业，不顾家庭，对他产生了误会。现在看来，是自己错怪他了。想到这里，一向以坚强示人的王辉，此刻再也抑制不住，任由伤心的泪水滑落。

后来，王辉的工作地点转移到了战时首都重庆。在那里，她和同样为革命奔走的邓颖超大姐关系日益密切。邓大姐心细如发，看出了王辉常常郁郁寡欢，眼底藏着化不开的愁绪。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夜晚，邓大姐关切地拉着王辉的手问道：“妹妹，我看你心里好像有事，能跟大姐说说吗？别一个人扛着。”

王辉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忍不住将自己和沙飞离婚的始末，以及内心的悔恨和盘托出。

邓颖超听完后，说：“妹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既然你们当初分开有误会，现在又都在为革命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如果你还爱着他，他也还没有再成家，我看，你们就应该抓住机会，恢复关系嘛，革命伴侣，不容易啊。”

1944年，王辉被调往延安工作。到了延安，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切地向周围的同志打听沙飞的消息。当得知沙飞依然是单身，而且还在晋察冀担任重要的宣传工作时，王辉立刻找来纸笔，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沙飞写信，她告诉沙飞，她和孩子们都平安，而且现在就在延安，希望复婚。

沙飞收到信件后，也颇为震惊，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何尝不也在思念着远方的妻儿？其实，在晋察冀的这些年，虽然身边不乏关心他、仰慕他的女性，但他心里始终给王辉和孩子们留着位置。因此，沙飞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回信，同意复婚。

1945年7月，沙飞和妻子、孩子们在河北张家口团聚。一个月，日本宣布投降。

就在他们一家人以为苦尽甘来，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时候，沙飞却出事了。

长期的战地奔波，艰苦的生活条件，让沙飞不幸患上了在当时难以根治的肺结核病。更致命的是，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沙飞亲眼目睹了太多战友在自己面前倒下，经历了太多血腥与死亡的惨剧，使得沙飞的精神状态开始出现异常，变得敏感、易怒，甚至有些偏执。

聂荣臻司令员对沙飞这位得力干将十分关心，得知他的病情后，非常着急。为了让他得到最好的治疗，聂帅特意安排他到条件相对较好的石家庄和平医院（前身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进行休养。不仅如此，聂帅还指示医院，请院内医术精湛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专门负责沙飞的治疗。

津泽胜医生虽然是日本人，但早年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感到无比痛恨。日本投降后，许多日籍人员选择回国，但他却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津泽胜被白求恩大夫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动，立志要像白求恩那样，用自己的医术为中国人民服务，以此来赎罪，来弥补自己民族犯下的过错。

在和平医院，津泽胜医生兢兢业业，救治了大量的八路军伤病员，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誉，他的名字和事迹，连聂帅都有所耳闻。

按理说，由这样一位医术高明、品德也受认可的医生来治疗沙飞，应该是最好的安排。可谁能想到，这却成了一场悲剧的开端。

对于沙飞来说，刚刚经历的八年抗战，日本侵略者就是恶魔的代名词。他镜头下记录了太多日军的暴行，太多同胞的苦难。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已经深深植入了他的骨髓。再加上当时他正受着肺结核和精神疾病的双重折磨，思维和判断能力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在他偏执的认知里，津泽胜这个日本人，不可能是真心实意来帮助中国人的，他一定是日本留下来的间谍，是潜伏的敌人。

于是，表面上，沙飞看起来配合着津泽胜的治疗，按时吃药，接受检查，但内心早已下定决心要杀死津泽胜，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1949年12月15日，津泽胜像往常一样来到沙飞的病房，准备为他做检查和治疗。就在这时，沙飞突然从怀中掏出了一把不知从何而来的手枪，对准了近在咫尺的津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