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辉 | 小题大做与大题小做
多数学者主张小题大做,用别的语言表述是做“窄而深”的研究。有的说要像乾嘉学术那样“为‘窄而深’的研究”,“见其‘为学问而学问’,使吾辈奋兴向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多数学者主张小题大做,用别的语言表述是做“窄而深”的研究。有的说要像乾嘉学术那样“为‘窄而深’的研究”,“见其‘为学问而学问’,使吾辈奋兴向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学术界认为,现代学术史上有两次对于古书的集中反思。一次是上个世纪20年代兴起的疑古派,其特点是以书本论书本,主旨是对古书的怀疑;另一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走出疑古”派,其特点是注重二重证据法,注重地下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因李学勤先生非
20世纪初建立“新史学”口号的提出,特别是五四时期史学转型的趋势所导致的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使得史学成为传统学术中变化最为明显的学科之一。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利用甲骨文等新材料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年代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古史辨派的形成,更在
民进前辈顾颉刚(1893—198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我国民俗学的奠基人,在历史地理以及边疆地理的研究中贡献卓著。顾颉刚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还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当代中国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