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约从2024年9月开始，人们开始在北京的各条胡同里看到一条标语以不同形式频繁出现，它们有的是潦草的手写，有的是贴纸，有的是涂鸦，内容取自著名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戈多明天准来。”

大约从2024年9月开始，人们开始在北京的各条胡同里看到一条标语以不同形式频繁出现，它们有的是潦草的手写，有的是贴纸，有的是涂鸦，内容取自著名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戈多明天准来。”

这不是人们约定好的快闪，也并没有明确的起因和影响，一句被不同的年轻人悄悄留在胡同里的标语，像某种无害的病毒一样复制、粘贴、传播，跟它的出处一样难以理解，但易于感知。

3月中旬，北京。我在距离东四十条仅两公里的工体，见到了两个“鼓楼青年”。他们跟我谈论自己的电影，提到《等待戈多》时，我想起了这个标语。

大豆和阿毛，两个在北京生活超过十年的外地青年，在2021年，因为太无聊了，拍了一部跟他们的生活一样“无聊”的电影。

电影叫《东四十条》，这也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电影的两个主角，一个叫东四，一个叫十条，他们在排一个不知所以的队的时候，碰巧穿了一样的裤子，莫名其妙成了朋友。有天他们在胡同捡到一张寻找走失赛鸽的广告，悬赏十万元，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在北京找赛鸽。

《东四十条》剧照

时间缓慢推移，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东四和十条在胡同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遇到一些奇怪的人，说一些无厘头的话，有时候忘了自己还在找赛鸽。电影的节奏很慢，气质很淡，跟他们的生活一样无波无澜，但充满了有趣的细节。

2023年，《东四十条》在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红毯上，紧随那些国际知名的电影人、华丽耀眼的明星，出现了四个摇摇晃晃、手脚僵硬的年轻人，他们是《东四十条》的四位主创，导演詹涵淇（大豆）和覃牧秋（阿毛），东四和十条的扮演者杨凯航和钱赓。

今年4月，《东四十条》在全国院线上映。大豆分析了标记“想看”的用户画像，“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喜欢看文艺片、经常去独立书店的大学生和年轻人”。

有人笼统地称这个画像群体，为文艺青年。然而对大豆和阿毛而言，毋宁说这是一部关于“边缘”青年的电影。

《东四十条》是从边缘发出的呓语。但你仔细听，里面好像又有一些能被所有人理解的声音。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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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东四十条》幕后花絮《卡住的人》

活动家与宅男

在大豆的讲述里，“共创”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有段时间，她跟几个玩乐队的朋友当室友，感觉他们那种一起弹琴聊天共同创作的模式特别吸引人，后来她想，她无形中受到了影响，以玩乐队思维拍了《东四十条》，再大白话一点，就是“一起玩”。

刚来北京的时候，她是一个影迷。2013年，土木工程出身的大豆辞去工作，从浙江搬到北京生活，最开始她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附近，这片俗称“小西天”的区域，是北京的文艺圣地。资料馆是一家电影科研机构，会定期对外放映经典老片和艺术电影。那时大豆在北京谁都不认识，只是某天看到资料馆门口在排队，于是也进去排，发现这里在办库布里克大师展。在资料馆看到了一刀未剪的《大开眼戒》之后，她开始“不断地”在资料馆看电影，认识了很多热爱电影的朋友，包括后来拍出《平原上的夏洛克》的独立电影导演徐磊。

《东四十条》剧组在平遥，右2为大豆

徐磊制作电影的方法让大豆第一次意识到，拍电影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方法，“你可以找平时总在一起玩的朋友，自己花钱去拍个电影”。

恰好这对大豆来说不算难。

她喜欢热闹的生活，再准确一点说，她喜欢感受人与人的连接，喜欢观察生活。大豆的朋友、独立电影导演张帅说，大豆特像过去法国那些举办沙龙的社会活动家，就是把一些做事的人攒在一块喝酒聊天，大家相互认识之后，再去做点什么事。有几年，张帅感觉大豆的那个大房子里好像每天都有活动。

2019年，大豆跟朋友一起在鼓楼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月租金很高，所以他们把空出来的房间拿来做民宿，以此覆盖房租成本。某年中秋节，大豆叫了8个朋友来家里，计划每个人吃6个大闸蟹，准备了48只，结果朋友带朋友，那天晚上来到她的大房子的一共有48个人，她后来的搭档阿毛就在其中。

阿毛跟大豆不一样，他“不上班”。他比大豆宅一点，喜欢在家里打游戏，当他需要解释一下生活，他总是拿游戏当比喻。2007年，他从广西来到北京上大学，此后再没离开过北京。从动画专业毕业后，阿毛并没有选择去动画公司工作，据说这个行业里，加班现象特别严重。后来他短暂地在一家APP研发公司工作过，但因为总是迟到被开除了。

上班似乎成了一件危险系数极高而回报率极低的事，于是他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东四十条》剧照

两个人聊起拍电影这件事，是2021年的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人就容易无所事事。他们没有什么组成搭档的意识，只是因为对方恰好跟自己一样没有事做，又迫切想有事做。

聊到秋天的第一片落叶落下来，还没开始行动，他们觉得可能又跟过去很多的计划和想法一样，这个电影只能以一个故事或者一篇文章的形式，从他们的生活里掀过去了。转机是他们的一个朋友、《东四十条》后来的监制贾世俊，在北京经历的一次苹果手表遗失事件。那天大豆陪小贾找手表，从手机上看手表的定位，这个物件飘忽不定，上一秒在公共厕所，下一秒在民宅里，离他们很近，但就是难以找到。一晚上寻找未果，他们去喝酒。大豆说起自己最近想拍一个电影，故事就跟今晚的经历有点像，找一个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东西。

小贾说，你们应该马上拍。

大豆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小贾指了指身边另一个一起来喝酒的朋友，“他有自己的摄影机，你们马上就可以开始”。这位被指了的朋友小迪，就是《东四十条》后来的摄影师。

《东四十条》拍摄现场

事情变得简单了。“有剧本，有导演，有摄影师，灯光可以没有，但要有录音师，还有一个人管饭——凑齐这些人，我们就可以拍了。”

再找几个演员。她向周围的朋友发出邀请，谁愿意不要片酬，就喊过来一起玩，前期拍摄阶段的实际成本，基本上就是吃饭的钱。

书法艺术家钱赓和独立导演张帅来了。在胡同遛弯的时候大豆踩到一坨狗屎，张帅说，他觉得这电影能成。

拍摄“团伙”初步成型，一起在法国小超市的院子里刮了个彩票，“刮出多少钱来，我们预算就是多少钱”。他们中了100块，又拿这100块去买彩票，最后一分钱也没挣到。

但电影还是开拍了。东四最后由贝斯手杨凯航出演，张帅后来在里面客串了一个钓鱼佬。据说饰演十条的钱赓气场很强，大豆说有些朋友会有点“怕”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喜欢马大帅的东北青年，他对自己从事的艺术有严肃的狂热，但是生活里，他又挺容易动感情。

我问钱赓，我们什么时候聊聊拍电影的事。他说，整！趁热打铁，就明天呗。

也许当时他就是这样答应了大豆和阿毛。

第三个主角

阿毛跟大豆相识的时候，已经在雍和宫附近住了很久。即便单纯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他们也是毋庸置疑的同类，因为他们都是“鼓楼人”。电影里，东四刚刚搬到鼓楼地区不久，他对十条说：“我听说鼓楼人都不切实际才搬过来的。”

如果说《东四十条》是以东四和十条为双主角的电影，那么鼓楼地区就是它的第三个主角。北京二环内，东四十条、雍和宫、后海、南锣鼓巷之间，圈出一小块乌托邦，这就是文艺病高发、文艺青年扎堆的泛鼓楼地区。在这里，每走五步就能路过孕育了那些知名音乐人的livehouse和酒吧，外国餐厅和老北京馆子交相辉映，一同隐藏在北京土著和洋人都离不开的胡同里。走到鼓楼大街上扔一砖头，就能砸死十个诗人、吉他手和艺术家。这里被《纽约时报》称为“北京的布鲁克林”，是大豆和阿毛居住了十余年的家，也是电影里东四和十条常常混迹的地方。

《东四十条》剧照

《东四十条》的美术师白菜说，拍电影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寻找“那种出现在胡同里你不会把它当回事，但是离开这里大概不会再见到的东西”。在她看来，鼓楼是一座有层次的舞台，“每一堵墙、一个门脸、一条胡同，都像是老北京留下的剧目片段，新生活在其上，叠加出一种混乱感”。老外会骑着电动车下班去吃羊杂汤，搞学术的会在中药铺里蹲守稀缺的药材，年轻小伙骑着二八大杠跟收破烂的大爷讨价还价，稀奇古怪的事情和谐地在这里发生，白菜觉得这就是城市里的“人味儿”。

电影里有一个情节，是东四和十条在前景里说话，后景有一个人在扯风筝。它就源自某次大豆在公园里看到一个男人从树上摘风筝，先用鞋子，然后用树枝，再然后用钓鱼竿，她觉得很神奇，就这么一件事，他做了四五个小时。电影里还有个一人高的熊玩偶，也是大豆和阿毛遇到过的，一个总是穿着熊玩偶衣服去交朋友的人，那个人的微信头像和表情包都是熊。《东四十条》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时候，大豆发微信问他要不要来看电影，他拒绝了她，“为了生活，很久没有扮熊了。”

这个“熊人”作为一个胡同怪人的执着，是“不想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熊人”和两位主演

大豆曾说，如果没有住在鼓楼，她的生活轨迹可能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她在鼓楼认识了太多没什么钱但很快乐的人，他们向她证明，生活的答案不只有一种。她提起鼓楼大房子里搞乐队的室友。当时大豆每个月要收室友的房租再交给中介，囊中羞涩的乐手总是说，我先给你三百块，剩下的我过两天给你。

“我问他你咋了？他就回我，哎，摇滚乐。”

疫情最艰难的时候，乐手室友会唱歌给远方的人听，在大豆看来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那些在远方听歌的人，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们还在为房租发愁。

春天音乐 ,丢莱卡

对大豆和阿毛来说，鼓楼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结构，留在鼓楼的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结构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它剥离掉了外在的标签，最后大家记住你的时候，不会记住你有多少资产，从哪个学校毕业，在什么公司当过什么总监，而是会说，你是一个有音乐梦的人，或者，一个有意思的人。

在鼓楼生活就像在打游戏，阿毛说，你好像从来没有玩过一个目的只是赚金币的游戏吧？你拿到金币是为了买装备，升级自己，最终还是为了好玩。

《东四十条》剧照

阿毛有时候也会想自己会不会有点太不负责任了。也许这世界上确实也有些事情比“玩”更重要呢？但是好在他生活在鼓楼，“鼓楼不切实际的人很多”，这缓解了他的内疚感，因为他知道自己生活在同类中间。

饰演十条的钱赓回忆，他们几个一起拍了这么一部电影，某种程度就是源自一种寻找同类的愿望。在一场放气球的戏里，钱赓控制不住，眼眶湿润，因为他在那一刻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真好”。

4月，《东四十条》即将在全国院线公映，给很多商业大片写过海报的钱赓，也知道这不会是一个在商业上讨喜的电影，但他对这件事有另一种期望。他的理想是，500年之后，有人偶然看到了这部电影，那就是那个人在对自己说，“哈喽啊”。

他也会跟他说一声，你好啊。

雷声与怒潮

在鼓楼青年中间，存在一个鼓楼二手群，他们平时在里面交易一些电磁炉、二手衣服，某次一个北京大爷误入，一直在里面发出租房屋的消息，有一条要求，“希望租给正常人”。大家在里面刷屏：大爷，这个群里没有正常人。

如果说，大豆和阿毛在“正常人”眼中已经当了十几年异类，这几年，他们开始感受到某种边界越来越被打破。在某种时代气候影响下，那个内卷系统的标准和价值，正在被证明并非那么牢固和坚不可摧。

一个创业受挫的朋友跟大豆说，过去几年我们在中关村聊融资聊创业，看你们每天在鼓楼就是闲着，喝酒，聊没有意义的天，觉得你们怎么这么堕落，但是现在我们也没事可做，我发现你们跟当时一样还在喝酒聊天，我突然有点羡慕你们。

《东四十条》幕后

电影里，东四和十条，一个被裁员后搬到鼓楼居住，一个长期没有工作只想做自己的艺术，他们都面临着要不要回到正常生活的抉择。电影里，十条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有人给他介绍工作，他拒绝的理由是自己正在干一个10万的大项目。

什么是“正常生活”？

这个问题，大豆和阿毛也在想。早早地决定不上班的阿毛，不想去玩大多数人都在玩的那个游戏。一个人赚多少钱，就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买什么样的小区，在这个庞大严密的系统里，有人会从中获得“赢的快感”，但也要承受竞争的痛苦，用阿毛的话来说，最后他们被这个游戏玩了，这是“玩家的异化”。他相信在金字塔里，最自由的是顶上的人和底下的人，卡在中间的人最痛苦。外出拍广告时，托甲方的福，阿毛坐过很贵的豪车，但他不觉得自己如果拥有这么一辆车就会很快乐，“买辆500万的车和买个航空母舰，对我来说差别不大。”他想，如果自己开足马力去挣钱，也无非是去中间地带痛苦，他宁愿待在底层快乐着。

尽管这部电影的所有主创都都受到鼓楼文化氛围的影响，跟主流社会保持某种无害的距离，但与此同时，你也能很容易地从他们的台词里，看到他们回过身，对“鼓楼人”有某种反思和怀疑。

客串钓鱼佬的张帅又瘦又高，走在北京的大风里，身子有点晃。他理工科出身，现在是个电影导演，他的电影《貘之歌》成了去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的爆款影片，但是今年他说他特别不喜欢它了，“觉得它很做作”。阿毛对《东四十条》也有点这个感觉，到宣发阶段，他说有时候坐公交听到报站名“东四十条”都有点反胃，有点晕眩。

《东四十条》剧照

张帅不确定应该怎么定义“鼓楼青年”，硬要说的话，他前些年也是其中一员，但是现在觉得他们挺无聊，因为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些破摇滚乐，或者见面聊点文学”。

鼓楼在那立了几百年，被文艺青年树成地标不过几十年时间，在其中混迹的年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话题仍然大差不差。有人搬走，有人撤离，有人像张帅一样，开始尝试用局外人的眼光打量这一切。电影里，东四认识一个女孩，觉得她跟其他鼓楼人都不一样，因为“她都没有纹身”，也有点自我嘲弄在里头。

2020年，张帅曾经拍过一个叫《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的电影，后来连续拍了几年，在片名里标注年份进行区分，实际上是一系列关于鼓楼青年的纪录片。在豆瓣简介里他提到拍摄之前曾经去找大豆聊了聊，促使他拍摄的原因，是他感知到周围同代的年轻人“普遍很辛苦并且状态很不行”，所有人似乎都在资本的机器里变得麻木不仁，他觉得很苦闷。疫情开始后，他觉得不能再等，为此他赶快用花呗买了一台相机。他说连接意味着爱，而爱能够抵御冷漠。

我们能从《东四十条》里感受到相同的爱，就像钱赓说的，他们在寻找同类。只不过是以他们自己的语言，一种致敬日本漫画、考里斯马基的形式。阿毛说他们喜欢的考里斯马基的电影里，所有人都板着脸，说着一些无聊的话，但那些人物与其所处的时代之间，一直存在某种对比，或者张力，或者牵引——你能感觉到，这些冷漠的小人物，在面临一个大问题。

“可听见雷声滚滚，可感到怒潮来临。”时代变迁与中年危机重叠，那几年，他们都有点苦闷，有点抑郁，有点焦虑，不知道应该往何处去，又该做什么。

2019年，钱赓跟一支台湾乐队合作的欧洲巡演非常成功，正当他志气高涨的时候，疫情来了。他被迫在德国滞留，终于到回国的前一天晚上，画板砸了他的大拇脚趾，他只能坐着轮椅去坐飞机，起飞前，他又发现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背包被偷了，里面有他2014年到2020年之间所有作品的电子存档。这趟充满挫折的旅程，让钱赓开始思考，其实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很脆弱，它们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消失。

那段时间，失落和焦虑是他经常感受到的一种情绪。当时就连他远在吉林农村老家的很多农民亲戚都开始失眠，生活由极为单纯的体力活构成的他们，原本是最应该睡得好觉的人。

“我老舅跟我说睡不着觉，你就想这种焦虑已经是时代性的，是在整个社会弥漫的。”钱赓也有“卡住”的感觉，在封闭和静止当中，大家有点手足无措，“好像睡觉都不知道手应该放在哪里”。

“2019年之后，我感觉我们已经‘穷途末路’了。”能玩的事情都玩过了，时代一下子变得无聊，而大豆和阿毛最害怕无聊。疫情突然来了，一开始他们还因生活转向非正常状态而感到兴奋，但很快事情演变成更沉重的荒诞和更无法挣脱的无力感。

阿毛说，想到去拍一个电影，是因为电影可以拍很长时间，也许几个月也许一年，总而言之，可以让他们在这件事上“卡住”足够长的一段时间。那一年里，大豆和阿毛隔三差五把其他主创聚在一起，吃顿饭喝顿酒，拍一场戏，散伙，等待下次相聚，再拍一场。

据说饰演东四的杨凯航一直以为自己拍的是短片，没想到最后每个“短片”连在一起，成了一部电影。

鸽子的意义

有关追问意义的问题，阿毛说他喜欢加缪的一句话：你要认识到这个世界不重要，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大豆戳破了他的嘴硬：“他肯定要先去思考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才会得到这个结论，就是世界不重要。”

所以这部电影一直绕着生活与理想的矛盾展开，却不对抗。

为什么不愤怒？

阿毛引用了福克纳小说《烧马棚》里的一句话：“你要珍惜自己的血。”珍惜自己的愤怒，不然有一天会无血可流。

电影里的闲逛和聊天，总是被某种不得已的束缚困住，两个主角、或者两个导演，都感觉到了那个东西的存在，尽管他们说不出那是什么，就像他们说不出自己在找什么。

他们只是想用自己的语言来说点什么话，用废话来抵御宣言，用空白来拒绝涂抹，如果你觉得这种无厘头很不正常——那就对了，他们就想问，那种正常的、按部就班的意义，真的是意义吗？

《东四十条》剧照

钱赓在电影里写过一行字：“李白与李小龙”。后来东四和十条在胡同里闲逛时遇到一个喝醉的人，他们聊了一会儿太白捞月。这些情节都源自钱赓的真实经历，也是他想跟观众说的话。

2017年，钱赓去香港做纪念林正英的行为艺术，先去了一趟黄大仙求签，摇出来下下签，他泪洒街头。后来他去找一个老奶奶解签，她告诉钱赓，虽然是下签，但这是下签里的上签。李白想成仙，但他没有捞到月亮，最后寿终正寝，但是他成了诗仙，是另一种“仙”。钱赓回到北京，开个人书法专场，第一场表演就写太白捞月，因为喝了点酒，他摔倒在地上，躺在了墨汁里，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李白捞不到月亮是因为他没有到河里游泳，如果他跳进河里，就没必要再去占有或者抓住月亮了，“因为你跟月亮都在河里”。

李小龙说，be water my friend。这就是钱赓在李白和李小龙那里得到的启示。最终，当他和大豆、阿毛决定展示鼓楼青年在北京城里的冲突和挣扎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样一种be water的方式，用一种日式脱力系的无厘头来解构他们的焦虑和困惑。他们都喜欢日本漫画，都知道，其实那些淡淡的尴尬和搞笑，都诞生在那一代日本青年生活压力最重的年代。

《东四十条》剧照

电影刚刚面世的时候，就有人问过大豆和阿毛，你们是不是富二代，生活里没有什么烦恼，所以才拍这么无聊的东西？大豆和阿毛当然不是富二代，他们只是物欲低，没钱也可以“躺会儿”，也可以“卡住”，这就是他们“反规训”的地方。阿毛问我，你看过大冰直播没有？里面有个河南安阳的农妇，她只有5000块钱和一辆电动三轮车，她打算种完麦子，就往南走，去看看西双版纳。

就像旅行不是中产的特权，闲逛和瞎聊也不是富二代才会有的生活。阿毛觉得如果《东四十条》真的有点意义，那意义可能就在这，告诉世界，生活不是只有一种，还可以有东四和十条的这一种，找鸽子的这一种。

找赛鸽这个情节，一开始只是因为大豆和阿毛真的在胡同里捡到过一个找鸟的启事，他们把这个情节拿来用，改成了更有北京都市传说特色的赛鸽。大豆和阿毛也是在拍摄过程中才意识到“找赛鸽”对每个人都有象征意义。它不能被具象化为理想或者爱情，“但反正你生命中总有一个东西悬在那，你去寻找它，它忽近忽远，可能曾经被你抓到过一点边角，也可能到最后都没有来。”

就像贝克特的戈多。

电影拍完之后，这只“鸽子”就不再完全属于他们，因为观众会把自己的生活投射上去，跳海的创始人梁二狗在《东四十条》的豆瓣短评里说：“关于要不要找鸽子我纠结了很多年，后来有一天我不纠结了，发现青春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