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那个时候，全国每年仅有80万毕业生。这张文凭，不仅是知识的证明，更是突破社会界限的关键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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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教育界掀起波澜；有位教授在会议上发言：“扩招实际上是教育的自我残害！”

在那个时候，全国每年仅有80万毕业生。这张文凭，不仅是知识的证明，更是突破社会界限的关键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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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堂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原本是贫寒农家的子弟，凭借师范文凭，从民办教师转变为正式教师，如今已经担任，知名中学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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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扩招启动之后，毕业生的数量，如一匹脱缰的骏马。2003年，达到了187万；2008年，跨越了500万的门槛；2019年，更是攀升到让人惊叹的900万。

近期教育部公布的统计表明，2024届的毕业生人数将超过1170万，大学生的总规模，也正在逐步接近3亿——这一数字大致相当于两个日本的人口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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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教育变革所带来的蝴蝶效应，也远远超出了预期。

去年上海的一家国企在招聘公示时，在行政管理岗位的录取名单中，有3名专科生，将7位985硕士给挤掉了。这让人想到张雪峰在直播里的话：“某些课程的安排，连送外卖都派不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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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业化，引发的怪异现象，远远不止这些方面。某所二本院校，财务处长曾暗中透露：“我们每年，基建贷款的利息，占到学费收入的40%之多，食堂的承包商都换了三批了，可依然处于亏损状态。”

更荒诞的是，某地方院校，为了能够凑够“综合大学”的名号，硬生生地将畜牧兽医相关课程，改为“生物工程与可持续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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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态势，的确是个奇特。

在深圳的工地，开价日结400元，却招不到瓦工；而隔壁的人才市场，却聚集着3000月薪的会计毕业生。这种错位现象，在制造业重镇东莞尤为明显。某电子厂的HR说：“现今招一个懂得机床的技工，比招博士还要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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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军备竞赛已然演变为全民性的焦虑情绪。在北京海淀区某知名中学的家长群里，初三学生的暑假日程表：早晨6点进行晨跑，7点开始背诵单词，8点开始连续上5节网课，晚上10点完成作业之后，还得额外练习编程。如此疯狂投入的后果是：2023年青少年的近视率突破至70%，抑郁症的检出率达到了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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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城乡教育鸿沟的变化。贵州某山区中学的一位教师计算过：农家要培养1个大学生，相当于要消耗全家8年的总收入。这些身负着债务和责任的毕业生，陷入了“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的困境。

其实我们反观城市的中产，早就选择了国际学校留学的方式。农村的孩子却在为获取教育资源而苦苦挣扎，他们踏上了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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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历经25年的教育实验里，当时的扩招，原本是希望增进公平，却无意中重新构建了新的壁垒。

当“大学生”这个标签不再具备筛选功能的时候，较量转移到了一个更加隐蔽的战场，或许正如某位教育学家所说的吧："当所有人都在加速，静止就成了奢侈的特权。"

来源：小兔爱小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