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新加坡外交家马凯硕将台湾比作“21世纪的古巴导弹危机”，而五角大楼的兵棋推演却显示，美军若介入台海，甚至难以保障航母战斗群的安全。

一场战争，真的会因为台湾而爆发吗？

这是一个萦绕在全球战略界、外交界乃至普通人心头的问题。

历史上，台湾海峡多次风起云涌，从金门炮战到1996年台海危机，每一次摩擦都牵动着中美两国的神经。

但讽刺的是，最接近军事冲突的时刻，往往又是彼此最克制的时刻。

2024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新加坡外交家马凯硕将台湾比作“21世纪的古巴导弹危机”，而五角大楼的兵棋推演却显示，美军若介入台海，甚至难以保障航母战斗群的安全。

在岛内，也有政治人物试图用文化认同来化解紧张，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

在理性与现实的博弈中，一场世界级战争真的有可能因台湾而爆发吗？

2022年的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不顾多方反复劝告和中方的严正警告，执意启动了她的亚洲之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站，便是中国台湾地区。

中方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明确表达了坚决反对的立场，措辞严厉，并暗示可能采取反制措施。

最终，在万众瞩目之下，佩洛西搭乘的美国行政专机还是降落在了台北松山机场的跑道上。

台湾当局派出人员进行了接待，现场铺设了红地毯，一系列的官方活动随即展开。

佩洛西的这次窜访，尽管美其名曰“访问”，但在北京看来，这无疑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严重冲击，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

几乎就在佩洛西专机轮胎接触到台北地面的同时，远隔重洋的全球金融市场立即作出了反应。

各大股票指数应声下跌，整体跌幅达到了大约3%。投资者们担心，这次事件可能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甚至擦枪走火，进而扰乱全球供应链，特别是对于高度依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而言，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市场震荡。

资金快速流向避险资产，市场的恐慌情绪清晰可见。

人们普遍担心的，那种最坏的情况——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并没有立即爆发。

佩洛西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不长，完成了既定的一些会面和活动。

而在她离台之后，中国的回应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展开。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在台湾岛周边划定多个区域，进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实战化军事演训。

这些演训区域有的距离台湾本岛极近，涵盖了海域和空域，演练内容包括实弹射击、联合海空突击、区域拒止、精确打击等多个科目。

一时间，台湾岛被解放军的演训区域所环绕，形成了事实上的暂时性封锁态势。

演训最终还是按照计划结束，并没有演变成一场真正的热战。

这场由佩洛西窜访引发的危机，最终以中国大陆展示军事力量和决心、而各方（包括美国和台湾方面）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而告一段落。

2024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这位以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而闻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在一次采访中，将观察已久的中美竞争态势归结为深刻的“结构性矛盾”。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核心，早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就有系统阐述：在一个缺乏全球最高权威的世界里，国家为了生存，最优策略是最大化自身相对权力，而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必然会挑战现有霸主的地位，从而引发不稳定甚至冲突。

他曾基于此理论，在多年前就预言，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美国的激烈竞争，甚至可能走向冲突。

当谈话具体到台湾这一长期被视为最可能引爆中美冲突的燃点时，米尔斯海默的论调却显现出一种与其理论通常导向的“必然冲突论”不太一样的谨慎。

一个细节或许能揭示他思考的维度：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悬挂着一幅记录古巴导弹危机的地图。

这幅地图并非简单的装饰，它时刻提醒着人们1962年10月那惊心动魄的十三天。

相互确保摧毁（MAD）的逻辑使得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在考虑直接军事对抗时，不得不面对同归于尽的终极风险。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固然源于中美结构性的权力转移，但核威慑的存在，以及对潜在误判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清醒认识，使得各方在采取行动时都不得不进行极为审慎的成本收益计算，这也为理解台海“火药桶”为何长期存在却未被彻底引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紧随米尔斯海默对宏观战略环境和核风险的分析之后，理解台海局势的另一个关键维度，便是深入审视中国大陆自身的实力基础和其在特定条件下所能展现的能量。

中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组织能力，是任何对手在进行战略推演时都无法回避的核心要素。

首先，是其庞大的人口基数——超过14亿的人口，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消费潜力，更代表着在极端情况下，能够动员起来的人力资源规模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其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建立起了被广泛认为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基础的钢铁、水泥，到复杂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产业，再到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尖端领域，中国在众多工业门类上都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在制造业总产值方面稳居世界第一。

相比之下，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技术先进，但在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大规模生产的转换能力上可能存在短板。

一旦中国面临真正的战争威胁，将潜力与效率结合起来，会爆发出怎样排山倒海的力量。

在探讨台海未来的诸多声音中，来自新加坡的资深外交家马凯硕提及，早在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国际秩序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之时，他正在撰写的著作《亚洲的21世纪》中，就已经预警了“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大国必然挑战现有守成大国，而后者也必然会试图遏制前者，从而导致冲突——的阴影正在台湾海峡上空聚集。

他敏锐地指出了历史中可能存在的不同脚本，特别将中国大陆在处理以往台海危机时的行为模式，与当年苏联在古巴危机中的强硬姿态进行了对比。他特别提到了1958年的金门炮战。

在那场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危机中，中国大陆方面的行动虽然军事意味浓厚，但其“单打双不打”（逢单日炮击，逢双日停止）的策略，旨在宣示主权、反对外部干涉，同时又留有避免事态完全失控的余地，这与苏联当时将核导弹直接部署到古巴、采取极高风险的军事对抗姿态，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在马凯硕看来，中国在类似危机中展现出的某种战略耐心和有节制的行动方式，或许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铁律提供了一丝可能性，也为国际社会管控危机保留了某种微妙的空间。

当我们将目光从国际观察者的视角转向台湾岛内，也能听到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以及对和平路径的深切呼唤。

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便是一位旗帜鲜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走进他的办公室，悬挂着的孙中山先生画像，以及书架上那本厚重的《台湾光复史》，都在无声地表达着他的政治信念——一种基于历史联结与民族认同的统一观。

在2024年阐述其关于实现和平统一条件的思考时，吴荣元常常会追溯历史，提及1945年那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陈仪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接受侵台日军总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

在他看来，这是台湾回归中国法统的历史事实，为两岸的连接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历史依据。

他反复强调的核心理念是：“真正的统一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认同。”

当国际关系学者和岛内政治人物从历史、文化与战略克制的角度审视台海问题时，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则更多地从冰冷的军事实力对比和战争模拟推演中，计算着潜在冲突的巨大成本与风险。

这些基于最先进计算能力和情报分析的兵棋推演，旨在模拟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介入驰援的各种可能情景及其后果。

推演的结果：在设想的高强度冲突环境下，被视为美国全球力量投射核心支柱的航空母舰战斗群，若在冲突初期被部署到靠近台湾的第一岛链区域执行任务，其战场生存概率被评估可能低于40%。

美国海军最宝贵的战略资产，在未来可能面对的台海战场上，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甚至可能重蹈历史上强大海军在特定条件下遭遇重创的覆辙。

马岛战争的经验成为了一个经典战例，警示着即使是技术占优的一方，在面对拥有特定“非对称”优势和地利条件的防御者时，也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今天的中国大陆早已不是当年的阿根廷。经过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和战略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建立起一套复杂且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作战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便是被军迷戏称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特别是那些被设计用来精确打击数千公里外大型移动海上目标的“航母杀手”（如东风-21D、东风-26等反舰弹道导弹）。

面对一个拥有强大A2/AD能力、并且在家门口作战的对手，美国直接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成本和风险已经急剧升高，任何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对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战略失败的清醒认识之上。

综合来看，台湾海峡的局势极为复杂。一方面，结构性矛盾、历史遗留问题、外部势力干预使得该地区持续紧张，误判的风险始终存在。

另一方面，核威慑的“恐怖平衡”、中国大陆强大的综合国力与动员能力、美军对介入成本和风险的审慎评估、以及区域内对和平稳定路径的探寻，共同构成了维系当前脆弱平衡的“压舱石”。

参考资料：[1]叶晓迪.大变局下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逻辑[J].台湾研究集刊,2024(4):15-31

来源：裂谷长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