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的老房子在县城西边，就在那条老街上，三间瓦房，西边一间还是泥墙。

我家的老房子在县城西边，就在那条老街上，三间瓦房，西边一间还是泥墙。

门口那棵桂花树是我爷爷种的，树干上有个疤，是小时候我骑自行车撞的。树下有个石凳，夏天我爸总坐在那抽烟，用啤酒瓶盖磕烟灰。

那年政府来说要拆迁，我爸把拆迁通知单贴在墙上，和过年的福字贴在一起。红色的福字已经褪成了粉色，但拆迁通知却很新。

“多少钱？”我妈问。

“八万。”

我爸说完就出去了，走到院子里掐了一支烟，半天没点着。

我妈抹了把脸上不存在的灰，说：“你爸这辈子就这样，认死理。”

县城里别人家拆迁都拿了十几二十万，我们家只有八万。我爸说那是因为我们家的房子没有红本本，就是房产证。

“当年你爷爷建房时县里管得松，也没要什么证，现在可麻烦了。”我爸说。

我们家就这一处房产，爸妈靠开小卖部勉强维持生活。我在市里打工，一个月到手三四千，也不够租房和吃饭。

拆迁的事就这么定了，八万块钱。

那天晚上我爸坐在石凳上，把一支烟抽完了也没回屋。月亮从桂花树的缝隙里照下来，照在他皱巴巴的脸上。我妈悄悄端了碗热茶出去，放在石凳边就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那碗茶还在那，只是里面落了几片桂花树的叶子。

拿到八万块钱那天，我爸盯着那沓钱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一个塑料袋里。那塑料袋是家里常用来装馒头的，上面还印着”利民副食”的字样，褪了色。

“咱们先租房子住吧。”我爸说。

租了县城东边一个小区的房子，两室一厅，六百块钱一个月的房租。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数钱，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了还要再数一遍。

搬家那天下雨，我们家那点家当都湿了。电视机是老式的大屁股电视，搬运工嫌太重，嘴里嘟囔着什么。我爸给了他一支烟，他才不情不愿地搬上了车。

新家墙上有小孩子画的彩笔画，房东说是她孙子画的，说擦不掉了。我妈说没关系，还挺好看的。其实那画歪歪扭扭的，像几条蚯蚓。

晚上我爸坐在阳台上抽烟，妈妈在厨房洗碗，碗碰撞的声音和楼下卖臭豆腐的吆喝声混在一起。

“咱家这八万块钱能撑多久？”我问爸爸。

爸爸把烟灰弹在一个用过的牛奶盒上，说：“省着点用，两三年吧。”

两三年后呢？我没敢问。

拆迁后的第三个月，我姑父来了。

我姑父是县里建筑公司的，开了辆黑色的帕萨特，车牌号的最后一位是8，据说很吉利。

他来的时候带了两条中华烟和一盒阿胶糕。我爸接过烟，笑得有点勉强。

“老弟，咱们出去走走？”姑父说。

他们出去了，我透过窗户看见他们站在楼下，姑父说着什么，不时地拍着我爸的肩膀。我爸低着头，时不时地点一下。

晚上吃饭的时候，姑父一直在说他的建筑公司如何如何，最近又接了个什么工程，赚了多少钱。我爸不时地点头，眼睛看着碗里的饭。

“对了，老弟，”姑父突然转向我爸，“你们家那块地，拿到拆迁款了吧？”

我爸嗯了一声，说：“八万。”

“八万？”姑父的筷子停在半空，“就八万？”

我爸点点头。

姑父放下筷子，喝了口酒，说：“那块地可值钱了，他们要在那建购物中心。”

饭桌上突然安静下来，只有电视里播放着天气预报。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

吃完饭，姑父拉着我爸又出去了。我和妈妈洗碗，她手上有道伤口，泡在水里，她皱了皱眉。

“要不要贴个创可贴？”我问。

“不用，小伤。”她说，然后顿了顿，“你爸这人就是死心眼，认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姑父走的那天，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串号码。

“这是什么？”我问。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笑着说，“别告诉你爸。”

姑父走后的第二天，我爸突然说要去市里看看。

“看什么？”我妈问。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爸爸说。

他穿上那件褪了色的格子衬衫，那是他最好的衣服了。妈妈给他整了整领子，说：“早点回来。”

爸爸点点头，背着那个已经掉了漆的旧皮包出门了。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手里提着两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些水果和糕点。

“找到工作了？”妈妈问。

“嗯，一个建材市场的保安，一个月两千二。”爸爸说，声音有点疲惫。

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水果拿出来洗了。

那晚我听见爸爸在阳台上抽烟的声音，一支接一支。他以前从不这样的。

拆迁后的第六个月，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是刘家的儿子吗？”一个男声问。

“是的，您是？”

“我是县规划局的，关于你家的拆迁补偿，有些事情需要核实。”

我心里一紧：“我爸已经签字了，拿了八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你知道那块地现在值多少钱吗？”

我摇头，随即意识到他看不见，就说：“不知道。”

“那块地现在归购物中心开发商了，按现在的地价，至少值三四百万。”

我感到呼吸困难：“可我爸说我们没有房产证…”

“没有房产证不代表没有土地使用权。你家那房子是你爷爷什么时候建的？”

“大概是六十年代末吧。”

“那时候的房子即使没有房产证，但如果能证明是合法建造的，是有拆迁补偿标准的。不可能只有八万。”

我挂了电话，坐在床边发呆。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大概是谁家娶亲。

突然想起姑父给我的纸条，我翻出来，拨了那串号码。

纸条上的号码是一个律师的电话。姓张，县城里小有名气的律师。

“你姑父已经和我说了情况，”张律师说，“你父亲被骗了。”

“骗？”

“是的。那块地按政策至少应该赔偿两百多万。他们给了你父亲错误的信息，让他以为没有房产证就只能拿八万。”

我感到一阵眩晕：“那现在怎么办？”

“你父亲还保留着老房子的什么证明材料吗？老照片、缴费单、任何证明那房子存在年代的东西？”

我想起爸爸的那个旧皮包，里面塞满了各种发黄的纸片。

“应该有。”

“那就好，还有机会。但是…”张律师顿了顿，“这事可能需要打官司，会有点费用。”

我咬了咬牙：“多少？”

“前期至少需要五万。”

我沉默了。我的积蓄不到三万，爸妈手里的八万是他们这辈子的全部财产了。

“我再想想办法。”最后我说。

回到租房的那天晚上，我看到爸爸的旧皮包放在茶几上。妈妈和邻居去跳广场舞了，爸爸值夜班。

我打开了那个皮包。

里面有一沓发黄的纸，有缴电费的收据，有我小时候的学费单，还有一本红色的小本子，上面写着”土地使用证”。

我愣住了。

翻开一看，那是1968年县政府颁发给我爷爷的土地使用证，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面积和位置。这本证明我们家对那块土地的使用权的红本本，一直藏在爸爸的旧皮包里。

我给张律师打了电话，他让我把证件拍照发给他。

“有戏，”他说，“绝对有戏。”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问爸爸：“爸，我们家的土地使用证你知道吗？”

爸爸的手抖了一下，茶杯里的水溅出来一点。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只能拿八万的拆迁款。”

爸爸叹了口气：“儿子，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

他没有回答，而是起身去阳台抽烟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爸妈在房间里低声争执。

“你不能总瞒着孩子，”妈妈说，“他已经不小了。”

“这事说出来对谁都没好处，”爸爸的声音很低，“就这样吧。”

第二天早上，爸爸出门上班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儿子，有些仗不是非打不可的。”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两周后，张律师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了起诉材料。

“对方是谁？”我问。

“县里的一个开发商，背后有人撑腰。”张律师说，“但是有土地使用证在手，他们输定了。”

我决定先不告诉爸妈，等有了结果再说。

开庭那天，我请了假，偷偷去了法院。

让我意外的是，在法庭上我看到了我姑父。他坐在被告席上，西装革履，和旁边的人低声交谈。

“怎么回事？”我问张律师。

“你姑父是那个开发商的股东之一，”张律师说，“你不知道吗？”

我感到一阵晕眩。姑父是股东，却给了我律师的电话？他到底想干什么？

庭审进行了三个小时，最后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出法庭的时候，姑父叫住了我。

“你爸知道你来打官司吗？”他问。

我摇摇头。

他叹了口气：“你爸爸这个人，认死理，跟他亲哥哥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爷爷有两个儿子，你爸和你大伯。那块地原本是两家共有的，但你大伯早年去世了，你大伯一家的那份地，产权就有点复杂了。”

我开始隐约明白了什么。

“你爸爸不愿意占你大伯家的便宜，所以只要了属于我们家那一半的补偿款。”

“那另一半呢？”

姑父笑了笑：“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回家的路上，我接到张律师的电话。

“对方想和解，”他说，“愿意补偿一百二十万。”

我说：“我需要和我爸商量一下。”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我把事情告诉了他。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姑父给你律师电话的事，我早就知道。”

“什么？”

“他前几天喝多了，打电话跟我说漏嘴了。我这个哥哥啊，一辈子都这样，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尽做亏心事。”

“那土地使用证…”

“是真的，”爸爸说，“但那只是我们家那一半的产权证明。你大伯家那一半，在你大伯去世后，按规矩应该是你大伯的儿子继承。但是你大伯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你大姑姐。”

“所以？”

“按老家的规矩，女儿是不能继承家产的。你姑父就利用这一点，把你大伯家那一半地的产权弄到了自己名下。”

我听得心惊肉跳：“这也行？”

爸爸苦笑：“人走茶凉，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你大姑姐早就嫁到外地了，也不知道这事。我知道后，不愿意沾这种不义之财，就只拿了我们家那一半的补偿款。”

“可是才八万啊。”

“再多的钱，也没有良心值钱。”爸爸掏出烟，却发现烟盒空了，就把皱巴巴的烟盒捏在手里。

“那现在怎么办？”

爸爸沉思了一会儿：“既然官司已经打了，那就接受和解吧。但是钱你必须分一半给你大姑姐。”

我点点头。

拿到和解金的那天，我按照爸爸的意思，把六十万转给了大姑姐。大姑姐一开始不肯要，说她早就不指望那块地了。但在知道事情原委后，哭着接受了。

“你爸是个好人，”她在电话里说，“比他那个弟弟强多了。”

剩下的六十万，爸爸拿出二十万，在县城边上买了套两居室的小房子。剩下的四十万存进了银行。

“够我和你妈养老了，”他说，“你的那份，我已经让你妈存进你的卡里了。”

我打开手机银行，发现多了二十万。

“爸，这太多了…”

“不多，”他打断我，“这是你应得的。”

半年后，姑父的公司出了事，被查出有偷工减料、行贿等问题，他被带走调查了。

那个购物中心项目也停了，烂尾在那里，成了县城一道怪异的风景线。

又过了两年，我在市里有了稳定工作，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用那二十万付了首付，买了套小两居。

去年，我爸来电话，说姑父被判了三年，出来后人也垮了，大家都不愿意理他，只有我爸偶尔去看看。

“他毕竟是你姑父，是一家人，”爸爸说，“人总有犯错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

电话那头，爸爸又说：“对了，你大姑姐把那六十万做了投资，赚了不少钱。她说要感谢你，给你和媳妇买了套别墅，就在市郊那个新小区，钥匙已经给我了。”

我惊呆了：“别墅？那得多少钱啊！”

“她现在是做什么投资顾问的，很会赚钱。她说这是她欠我们家的，也是还你爷爷的情。”

我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发呆。窗外，县城的夜色渐渐深了，远处的烂尾楼若隐若现，像一个模糊的警示。

妻子从厨房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谁的电话？”

“我爸的，”我说，“他说我们有套别墅了。”

“别墅？”她笑了，“你做梦呢吧？”

我也笑了：“可能是吧。”

但我知道，这不是梦。这是一个关于人性、亲情和因果的现实故事。一个人做了坏事，最终会得到报应；而善良和正直，最终会得到回报。也许不是立刻，但迟早会的。

就像我爸常说的那句话：“做人，还是得看自己晚上能不能睡得着觉。”

一个月后，我们搬进了那套别墅。它不算大，三室两厅，带个小花园，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花园里，我种了一棵桂花树，和爷爷当年种的那棵一样。

每次爸妈来，爸爸总会在树下的石凳上坐一会儿，点上一支烟，看着树叶间漏下的阳光。

有一次，我问他：“爸，你后悔吗？如果当初接受了姑父的提议，我们可能早就住上好房子了。”

他掸了掸烟灰，笑了笑：“人这辈子，身外之物哪有那么重要？良心啊，才是最值钱的东西。”

我点点头，突然觉得眼睛有点酸。

阳光透过树叶，在他的脸上留下斑驳的影子，也照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上。那双手一辈子没沾过不义之财，却给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桂花树下，时光静好。远处，县城的轮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个承载了太多故事的旧相框。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