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在世界上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东亚强国日本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社会”，诸如“躺平”等词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无论是“躺平”还是“低欲望”，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社会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现在世界上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东亚强国日本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社会”，诸如“躺平”等词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无论是“躺平”还是“低欲望”，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社会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从这点来说，“欲望”所表达的内涵，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人生生活中也是有一定的正面价值的。而中国历朝历代对欲望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有的朝代大力倡导满足欲望，有的朝代则强调灭欲节制。

正所谓欲望，就是人们对自己的需要产生的强烈渴望，人是高级动物，既有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也有高层次的心理需要。直白点来说，每一个人就是上一代人欲望的结晶。

世间的生死轮回，都离不开人的恩爱贪欲，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欲望也在不断进化，节制欲望的种种教条也发展开来。

儒家礼节

自孔子后，儒家思想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逐渐被奉为主流，随着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学体系。在西汉时，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被后世诸多王朝的帝王推崇。

儒学在西汉时期开始改造，加入了诸多对人性的节制，“三纲五常”就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产物。

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就曾有过“孔融让梨”的典故。在这个传世经典的故事中，小孔融表达的不是谦让，而是一种礼法。很显然，当时的儒学中恪守礼法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待孔融长大后，以家族的门荫入仕为官，在北海地区为相。一直以正直、孝敬标榜自己。一天，他遇到一个人，在坟墓边哭祭自己的父亲，哪知孔融认为此人哭声不够拗动，必是个不忠不孝之人，便叫手下将他杀死。

可见，孔融拿正直、孝敬的标准来要求别人的行为，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显现。

孔融倡导“孝悌”，可别人询问他什么是父母情谊时，他却回答：“父亲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才把我生下来罢了。母亲只是用来装我的瓶子罢了。” 这种悖逆人伦、毫无廉耻的话语，竟出自孔子之后，孔融真可谓是“以严待人，以宽待己”。

孔融的言行引来曹操的不满，最终，以“违背天道，败伦坏礼”之名将其处死。孔子之后，死于“不忠不孝，不尊先哲”，讽刺至极。

宋朝理学

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儒、佛、道开始兼济杂糅，佛教、道教中的戒律也被儒家学说所吸收。隋唐时，国力鼎盛促使人们对建立丰功伟业有着执着的念头，人们的普遍以获得富贵，实现自己报复为荣。

但是到了宋朝，北方大面积国土沦丧，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受挫。宋人的志气被大大挫伤，人们的思想从豪放阔达，逐渐转变为保守、克制。

北宋时的邵雍，年轻时钻研《易传》、《洛书》等著，深谙八卦之学，他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将世间万物用一张图与卦象相连。

十多年后，《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用老子的“无极”学说来解释宇宙的本源，让儒学与道学相互杂糅。世间万物有“阴”，则有“阳”的观点自此出现，人们也将“阴阳”学说用于人类社会和伦理道德之中。

无独有偶，与周敦颐同一时期的宋人张载也有相似的观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样借鉴了道家的学说，他认为天地万物的源头是“气”，而君子就应该如孟子所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自此，人、气、万物就这样联系起来。

1057年，张载入开封参加京试，与他一样入京考试的学子中，有两个年轻的兄弟，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这场考试的主考，则是名动天下的翰林学士欧阳修。

张载仍旧以出色的才学进士及第，留任东京汴梁相国寺讲学。而他的学生中，也有一对影响后世的兄弟——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

在张载门下，二程逐渐声名鹊起，皇帝都对此二人刮目相看。兄弟二人集先人之大成，将世界万物之规律归于一个字——“理”。他们所倡导的“理”是世间最高洁的事物，不含任何私欲杂念。

“理学”将孔子儒家所倡导的“上下尊卑之分、忠孝廉耻之礼”大力弘扬，人的道德伦理必须遵循一个“理”，一个纯洁不掺杂任何污秽的“理”，只有这样人才会有所发展，整个社会乃至国家才能有希望。

而人要做到“理”，就必须摒弃自己的欲望，要反复讨伐自己的欲望。在宋代，文人阶级“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诞且极端理论由此盛行开来，并影响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事实却是，有宋一朝，中央大臣腐败不堪，生活糜烂，常常为自己的蝇头小利置国家于危难之际；地方官吏作威作福，搜刮民膏，百无一能；文人沽名钓誉，侃侃而谈。言谈皆为高雅，举止全是放荡。

教人难育己

北宋的词人柳永，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散文、诗歌中间表现出极为高尚的道德修养，反而在词中间描绘出大量人类本能欲望的内容。

“轻解罗裳，宽衣带”，宋代很多大儒都是如此，理论上讲究“灭人欲”，教化别人，而自己的作品里反而处处充斥着放纵。

北宋工部侍郎杨时曾向程颢、程颐兄弟叩门于大雪中，有了“程门立雪”的典故。杨时学成之后，自己开办学堂，教他人理学之法，他收了一个叫李侗的学生，而这位李侗将会教出儒学史上又一个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认为，一个人应该节制自己的所有不好的欲望，而以他的标准来看，美食、美酒、音乐、金钱、权力、美色人都不应该沾染，人的欲望根本不应该存在，应当得到毁灭。

而人又是因性欲而生，这种本能的欲望是不可能被毁灭的，所以说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是非常极端且畸形的。

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但是他本人的私生活常常遭到与他同时代人的非议。与他同朝的沈继祖就曾上书列举朱熹的十大罪状，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为害风教，贪污敛财等等。

最为后世人所不耻的是，朱熹曾诱引两个出家的尼姑为自己的妻妾，出去做官时，还将她们二人带在身边招摇过市。朱熹家中的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上了孩子。沈继祖弹劾朱熹引起了南宋朝著名的“庆元党争”。

最终宋宁宗将朱熹撤职罢官，朱熹在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中，亲口承认了自己私故人才、纳其尼女等数条罪状。

到了元朝，统治者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开始有意识地扶持程朱等人的理学观点。在元朝的科举考试中，朱熹所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考试的标准答案。

到明清时期，这种情况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从而愈演愈烈，“程朱理学”的内容成为了当时所有事物的标准。无数文人因为奉行二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从而出现了对女性的极端迫害。

那些文人骚客在外寻欢作乐，纳入三妻四妾，夜夜笙歌，却要求家中的妻妾恪守妇道，教育她们为夫而死。多少女性半生都未曾离开家半步，只得仰望着那高墙内的天空，直到去世。

文人们甚至编写《列女传》这种以歌颂女性宁死也要守“妇道”的著作，用以教化女性。而对男性为主的文人阶级、统治阶级的腐化却只字不提。

鲁迅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仿佛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人心便好了，国家便得救了。”那些文人用所谓的“圣人之道”来标榜自己，教育别人，他们却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他们用教条鞭笞他人，却从不以之为镜，看看自己。

来源：纵古贯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