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死讯传来，小井先是错愕迷茫，继而又感到一丝轻松。小井和父亲谈不上熟悉，她很小时，父亲欠下一大笔债，她跟着妈妈逃离回到浙江。成长的十几年间，她只是听着别人对他的评价来拼凑他的形象。
今年 3 月初，在上海工作的精神科医生潘文井*接到姑姑的电话，她远在中国台湾的父亲因病去世了。
死讯传来，小井先是错愕迷茫，继而又感到一丝轻松。小井和父亲谈不上熟悉，她很小时，父亲欠下一大笔债，她跟着妈妈逃离回到浙江。成长的十几年间，她只是听着别人对他的评价来拼凑他的形象。
自父亲生病，姑姑是主要照护者。对于她这个远方的女儿，亲戚们也有他们的审视，她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情绪太外放不合适，因为可能有和他关系更近的人。如果显得太麻木，也会让人觉得不孝顺。好像都是不合适的。」自她踏上岛屿，这种「双重束缚」的感受最为强烈。
处理后事的过程中，她见到亲戚为葬礼细节争吵，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情绪和输出的欲望，他们有更强的参与感。小井的职业身份让她敏锐地感受到这些情绪，捕捉其中的潜台词和顾虑。似乎面对他人的情绪，她总能以职业视角更客观地看待，她在自我书信中这样写 ——
回程路上，大伯和姑姑开始吵架。先争论高速入口到底在哪边，后来说起葬礼的规模该大该小，要通知一些什么人。争吵延续到回家以后，家里变成话剧现场。大伯说几句就去抽烟，留下姑姑和堂姑们抱着说小话。等他带着烟味从阳台上回来，他们就继续吵，吵到姑姑受不了，又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大哭。每个人都有调度、有路线，场景从沙发转到饭桌，冲突和矛盾一幕幕爆发。我像一个场务，把纸巾和椅子之类的道具搬来搬去。
堂姑终于从边界处发现我的时候，对我大吼：「你在这里逛什么？你没有作业吗？快去写。」我大叫一声：「对哦，我先回房间去了。」
关上门，才想起我已经参加工作很久了。
但在自己身上，小井感受到的始终是混杂情绪的包裹，迷茫，为难，还有更宏观的悲悯。父亲重病期间对后事的回避让她愤怒，外婆生病时没回去照顾又让她萌生愧疚。这些情绪拉扯纠缠，某一时刻看到某一句话，或想起某一件事，一部分情绪会产生更强的共鸣。当她的职业身份上线，她觉得自己是旁观者，情绪被隔离开来，这或许是种保护，却又变成另一种层面的孤独：「那个场域里没有人想和我真正互动，我和他们之间有根本的距离。他们好像只是想让我履行女儿这个身份。没有人真的在乎我有什么感受。」
回到上海，大家都对她说「节哀」。这或许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但这个词语里包含的「有节制的哀伤」，却让小井感受到一种批判，甚至让她产生羞耻感。似乎有个潜在的声音说：人在一定年纪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是特别的？为什么你的丧亲需要所有人来关注？为什么你有那么多感受性的思绪需要抒发？
不管工作还是生活，小井从居丧经历中，感受到很多对于规则和系统的强调。这意味着在工作场合，被要求是好员工的形象；回到家里，作为家庭一员，女儿、妻子、兄弟，又有一种要求。甚至一些地方的丧葬元素会规定每个角色的具体任务，很少有人关注作为个体真实的感受。
在今年刚刚过去的 3 个月，从大 S、方大同的离世，再到被春季抑郁困扰的身边人，公众人物去世的报道在网络上引发阵阵唏嘘与种种讨论。死亡刺激我们的神经，成为一种表达出口，似乎还带来某种与死亡相关的焦虑。
在深圳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心理咨询师唐苏勤*看来，这有一种割裂感。在虚拟的公共平台，大家好像陷入了集体哀伤。这也营造了一种假象，我们允许表达哀伤。但唐苏勤并不清楚，在网络上表达的伤心是否能让表达者获得开解。「可能要有更具体的连接。这个连接可能是网络上的一个小组，或生活中的一些朋友。如果你能在这种紧密的关系中自由地表达哀伤，才叫我们的公众或者我们的社会是允许哀伤的。」
小井其实也接连遭遇两场身边人的离世。年初，曾接受她采访的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身亡。
知道这个消息时，小井受到很大冲击。做过相关工作，好像也无法真的阻止结束生命的举动。那是种弥漫的无意义感。她看着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有关评论，比起关心逝者为什么离开，更多人好像是想弄清楚自己和逝者的区别，以此和死亡做一个区分，小井感到防御攻击的模式在一些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面对死亡并不总是单纯的哀悼，它可能会被利用而后做文章。在她后来处理父亲后事时，这种感觉再次出现。不知道怎么处理心中产生的荒谬感和愤怒，那两个月，小井不愿就这件事有什么表达，她停滞在那里。
也是自那时起，小井开始关注「哀伤疗愈」，她通过阅读相关书籍了解这一领域，这为她带来不同的视角和帮助。在美国心理学家 J. 威廉沃登*（J.William Worden）的《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中提到，社会对哀伤的污名化（认为它是一种恐怖的、毁灭性的情绪）会和居丧者的自我防御联合在一起共同强化。居丧者会认为「我不必哀伤」，导致对哀伤的体悟不充分，没有认识到痛苦，就无法解决痛苦。这种痛苦如果随时间消解倒还好，万一压抑到一定时间才爆发，就很棘手（因为那个时候能获得的理解和社会资源就更少了）。剥夺哀伤和否认哀伤都是危险的。
对哀伤的否认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像小井曾一度对丧父后的哀伤有所怀疑，似乎在他人立场，这件事情对她的影响不应该这么大，她否认自己和逝者的联系，用「我和他不熟悉」「他生前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来否认居丧的意义。还有一种是否认死亡本身的意义，从轮回和往生中寻找安慰。在更了解「哀伤」之后，她才意识到否认哀伤是正常现象，她停止了自我攻击。从父亲病重、病危到后事处理，完整参与其中让小井能够更好地表达和处理自己复杂的哀伤情绪。她不再觉得停滞，而是可以继续往下走。
小井的处境并不罕见。可能每个人都会在人生某个阶段经历亲朋去世带来的冲击，面对死亡的哀伤是更为普遍的体验。然而我们对「哀伤」本身及其带来的影响却缺乏了解。
当死亡未在身边发生时完全不谈论，发生时，哀悼又要按照特定模式，成为一种「合适」的行为范式，无关真实的感受。我们对哀伤的表达也被限制在「节制」的框架下。
「哀伤」实际上有心理学专业的定义，指经历丧失后出现的一系列情感、认知、行为和生理的变化。唐苏勤 2011 年开始接触并一直关注哀伤研究领域，她一直想传达一个重要的理念：丧亲之后的感受，或者说哀伤这种情绪，不是悲伤、快乐、恐惧这类基本的情绪，它是一种混合的情绪，可能是想念、愤怒、麻木，也有可能感觉松了一口气。在丧亲之后，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绪，我们都要去理解它。
唐苏勤进一步表示，哀伤实际上是正常的情绪过程，通常会随着时间逐步缓解。但约有 10% 的人可能出现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他们的哀伤反应无法随着时间流逝而好转。延长哀伤障碍与普通哀伤反应相似，只是持续的时间更长；判定的节点通常是 6 个月或 12 个月；专业的哀伤咨询想要帮助的是这一部分人。
被忽略的延长哀伤障碍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据唐苏勤介绍，一方面是影响社交，延长哀伤可能导致社交圈子缩小或者完全零社交；一方面是影响工作表现，甚至关乎职业选择和发展。在失去父母的青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部分人会觉得没有回报的对象，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追求上进或放弃更多发展机会，如果是学生还可能出现拒绝上学的情况，从而影响学业。
从流行病学*（Epidemiology）调查的视角，延长障碍发生率与死亡原因、逝者的角色和关系有很大关联。意外死亡、自杀，或者不可控的突发疾病，延长哀伤障碍的发生率比慢性疾病或自然死亡高；失去孩子和配偶比失去父母和祖父母更容易患病。但这只是数据层面的统计，在唐苏勤日常的工作中，她所接触和观察到因哀伤来咨询的人大概有三类，他们出现相关的问题更多与认知、应对方式以及依恋类型相关 ——
第一类来访者觉得自己不该伤心，或者哀悼期有开心经历认为不该快乐，思维方式易自责内疚，会产生自我批判，这是阻碍他们适应良好的因素之一。
第二类来访者主要是现实适应问题。家庭经济支柱或主要照顾者去世，他们面对的更多是一些具体的生活挑战，丧亲之后部分人会感觉没有价值或者迷茫，缺乏信心去面对这些挑战。
第三类来访者主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不能相互支持，一个家庭成员去世后，其他成员可能因为反应不同，产生一些冲突和矛盾。如失去孩子的夫妻，男方想往前走，女方可能依然在悲伤中；爸爸去世的家庭，未成年的孩子可能想谈论爸爸、表达思念，妈妈因为担心孩子学习，或者自己还不能承受情绪而不想谈论，孩子觉得妈妈不爱爸爸，妈妈则觉得孩子不懂她的辛苦。
面对死亡，身处哀伤事件中，我们要处理和应对的往往不只是自我情绪，还有与外界的连接和互动。
从父亲去世到现在，小井记录下自己的诸多情绪，哀伤、困惑、迷茫、不被理解，这些促使她书写，表达这些偏负面的情绪时，她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在求助。 于她而言，写作是她看到自我的过程，把每个复杂的情绪记录下来，它们就被固定住。而写作的过程变成对自我情绪的梳理，表达的过程是和她想象中愿意倾听的人进行交流，「写下来让我感觉情绪存在，并且都是合理的。可能还带来一种延迟的连接作用。创作让情绪更像一类素材，一定程度上回避了那些更深层的痛苦，或者变成更有生存渴望的事情。」
写作在处理负面情绪和创伤方面，一直是较为有效的方法。
唐苏勤在爷爷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尝试过写作，她的一些朋友同样选择记录下与逝者之间的回忆。记录让他们觉得暂时放下这件事。
唐苏勤表示，对于 90% 的人来说，自由的写作都是有效的，只要表达真实的感受，不管是写或者说，都可行。但对于 10% 可能出现哀伤延长障碍的人，她很关注这种自由的表达能否提供同样的帮助。比如他们表达「我好想你」，可能又会写下「为什么没有救你」或者「怎么没有尽全力」这样的句子，从而出现越来越自责的问题。最近，她开展了一项有关框架性写作对哀伤帮助的研究，这项研究明确每天写作的具体内容，并且加入自我关怀性的指导。
表达可能是我们正视自己的哀伤、关照哀伤的一个重要过程。
谈到表达哀伤，研究该领域多年的唐苏勤发现，在我们比较含蓄的文化下，表达哀伤的方式与西方也有所不同，找到适合时机和节奏，比如清明节、逝者生日或忌日，当我们去祭拜，可以谈论逝者，谈论死亡带给我们的影响。当我们寻求来自家庭的支持和沟通，时机往往也很重要。唐苏勤有过类似体验，她的爷爷去世后，爸爸很少谈论自己的感受，有一次，在特殊的节点下，爸爸和唐苏勤讲了很多小时候和爷爷相处的故事，这样的情境下，双方似乎都得到了疏解。
「哀伤疗愈」的相关书籍，比如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写的《佛教与心理治疗艺术》给小井最重要的启发是作者提出了任务模型，不是以阶段来形容哀伤。「任务心态有赋能的作用，沮丧的人突然意识到有事情可以做，而且只要做到这些事情，可能就会好起来。」
任务模型包括四部分。首先是意识到自己是哀伤的，允许哀伤发生。小井有一种感觉，人群在用各种方式试图缩短哀伤过程，很多社会规范也是为了回避这个过程而产生。可能正是因为回避，哀伤才变得像洪水猛兽，羞耻感、急着往前走，反而会造成比哀伤本身更大的伤害。第二点是接受逝者已经离开的事实。第三点是生活上的适应，独自完成曾由逝者承担的任务，遇到困难可以寻求帮助，慢慢重建生活结构。最后是找到自己纪念逝者的方式。
唐苏勤也提到一些适用于大部分人的建议，包括尽量维持生活节奏，在不打乱的情况下，允许情绪宣泄。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或情绪变化的模式，并且接受它们，这一点很关键。社会支持，尤其是高质量、有区分的社会支持同样很重要。这类支持不一定是直接帮助处理哀伤情绪，而是根据需要完成的具体事件找到可以提供实际帮助的朋友。接下来可以观察是不是有放不下的心结，心理学上称为「未完成事务」。可以通过记录和写作的方式进行疏解。
大概 30 年前，心理学界才开始区分正常哀伤和异常哀伤。哀伤咨询领域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形成非常系统的体系。也有这样的声音，认为丧亲哀伤是一个普遍存在事件，哀伤反应都是正常的，对哀伤疗愈的讨论是否变成一种「贴标签」的矫情行为？
小井听过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课程，讲课的专家分享了一项研究，地震、恐怖袭击这类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他们在那个地区发放传单，传单上写着如果感到痛苦，可以拨打某某热线之类的句子，反而导致该地区的人心理问题的比例升高，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受害暗示。哀伤与创伤有相通的地方。
她感受到这其中可能存在的悖论：如果不干预，可能会忽视哀伤调整和应对的重要性，漏掉长期居丧、陷入延长哀伤障碍的人；如果强调哀伤应对过程，对每个人都主动询问哀伤主题，会成为一个不良因素，反而让部分居丧者沉浸在哀伤中。
回到个体身上，两位心理学者的意见比较一致。当我们应对哀伤，其实也是在构筑一种逐层防护网，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经济条件，来把握边界和尺度。比较普遍的方式包括与身边的亲朋交流、寻求安慰；这种方式不足以处理时，可以选择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听网上公开课程，了解哀伤和疗愈信息；唐苏勤团队开发数字化干预的小程序，用于哀伤科普、记录心路历程和引导干预的作用。当这些方式都无效，可能才需要寻求心理咨询这类专业帮助。
清明当日，小井又来到台湾参加父亲的葬礼。工作时，哀伤暂时离开了她的生活，而来到这个空间，环境、湿度、气候好像又让她与这件事联系得更强一点。现在，小井觉得葬礼上接收到的种种新信息，能够帮助自己去做情绪的整合，走向哀伤的下一个片段，「哀伤会随着时间消退，要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缓冲。」 葬礼结束后，她在深夜给我们留下新的讯息和启发 ——
我今天参加完葬礼感觉开怀许多呢。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么样，我竟然发现这里的葬礼虽然有很多规矩，执行起来却是相对宽松的，流程虽然长，但中途留有足够用餐和休息的时间，竟然还有人在某些环节主动询问我「要不要拍个照留念？」「可以拍照哦」「这个你拿回去做纪念」。有时候长辈们拉着我就开始民俗介绍，或者聊起谁祖先的墓因为是土葬被盗过……
作为女儿穿上黑袍，承担了葬礼的重要角色，也给我带来了新的链接感。
在葬礼、扫墓这样的场合，也能观察到周围人对死亡的态度。我发现姑姑可以上一秒还在哭泣，下一秒就拉住我聊后续手续的事情。甚至是更年长的人，他们在葬礼上的态度也是复合的，可以淡然，也可以沉重，甚至可以偶尔幽默。这些感情能够得体地切换。我的无措和自我否认就好转了许多。就觉得伤感和行动力不是矛盾的，缅怀和向前看可以同时发生。
感谢唐苏勤副教授、潘文井医生接受采访。
由唐苏勤老师负责的哀伤与疗愈实验室致力于探索重大疾病、死亡、丧亲及其他丧失给人们身心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帮助人们从中得到疗愈和成长。团队研发的「哀伤疗愈」小程序现已上线，通过专业化引导，帮助用户表达情绪，正视哀伤。
来源：NYTtravel新视线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