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明，中国量产！中国“饱和式创新”为何总能赢？

摘要：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匮乏，人们依赖公共厨房定量供应的食物生活，即使在北京，每周也有三个晚上会停电。我还记得和父亲在烛光下读诗，那是中国人物质匮乏时期的特殊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匮乏，人们依赖公共厨房定量供应的食物生活，即使在北京，每周也有三个晚上会停电。我还记得和父亲在烛光下读诗，那是中国人物质匮乏时期的特殊记忆。

时光飞逝三十年，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一个富足的国家，在技术力量方面尤为突出。从高科技到商业科技，再到日常科技，发展令人惊叹。

如今，我能通过刷脸买可乐，几年前在酒店叫牙膏，是机器人送来的。我看到西藏偏远山区的人们用中国太阳能技术驱动的随身听播放音乐，中国的太阳能技术还为非洲孩子照亮了曾经只能在烛光下学习的家。尽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仅略超1万美元，但这惊人的创新浪潮已然发生。

创新并非仅指发明全新事物，像iPhone、3D打印或载人火星技术这种从0到1的突破，新应用、商业模式、降本增效的流程，即从1到n的创新同样关键。任何让生产生活更精简、清洁、高效的事物都属于创新范畴。

‌中国AI公司DeepSeek引发全球轰动

TikTok并非首个短视频应用，却吸引超10亿用户；中国电动汽车公司比亚迪虽未制造出首个原型，但1.5万美元的电动汽车，续航可达50万公里，价格远低于特斯拉，能大幅降低排放并实现大规模普及；中国手机或许不像iPhone那样具有革命性，但在非洲国家市场份额远超一半，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缺乏适配技术的难题。

许多人认为，中国有钱、有庞大市场、有丰富人才和海量数据，这些在信息时代至关重要。但中国创新成功的部分原因还在于举国体制。将想法或科学发现转化为商业成功，需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涉及大学、国家实验室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大量资金投入以覆盖长期且不确定的投资周期。

马斯克

人们常觉得突破性技术由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这样的行业明星创造，可每次使用互联网、GPS，或对着Alexa语音助手发号施令时，都应感谢美国政府。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乃至日本半导体领域的崛起，背后都有国家的关键支持。

中国的举国体制，是全国为战略目标动员资源、不计成本，中国在奥运赛场屡获佳绩靠的也是这一体制。正因如此，中国在不到十年时间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消费国和生产国，2020年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数量比世界其他地区总和还多。

截至2024年11月底，全国累计建成充电桩超过1235万台。相比之下，截至2025年4月，美国全国范围内建成的充电站数量为18.3万个，这就是举国体制的力量。

不过，中国还有一种自下而上激发创造力的分散经济模式。以蔚来汽车为例，它是中国三大电动汽车公司之一，2018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两年后面临破产危机。此时，中国东部拥有500万人口的小城市合肥的当地政府，说服蔚来将总部迁至合肥。

当地政府注资10亿美元换取25%股份，为公司安排更多贷款，并围绕蔚来组织起整个供应链。仅一年时间，蔚来产量增长81%，市值从40亿美元飙升至1000亿美元，合肥当地政府一年内成功套现，蔚来也得以挽救。

实际上，每家有潜力的科技公司背后，都有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帮助消除障碍、寻找融资、解决各类问题，地方政府堪称一站式服务机构。在亚马逊第二总部的激烈竞标中，美国一些州提出赠送巨大仙人掌、更改城镇名称等创意，但本质上多是税收减免，与中国政府能提供的支持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政府也曾为SpaceX和特斯拉等大公司提供数十亿美元福利，但中国模式的核心，是高度激励的地方官员与无畏的企业家紧密结合。合肥当地政府投资蔚来，不仅为获取投资回报，更希望借此打造类似硅谷的产业集群，带动人才汇聚、零售和服务业繁荣，增加就业与税收，提升当地房地产和土地价值，这得益于集聚经济和乘数效应，因为地方政府如同城市的股权持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