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夏天特别热，蝉鸣声嘶哑得像是要把自己的生命都喊出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堂弟高考成绩出来了，全家人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那年夏天特别热，蝉鸣声嘶哑得像是要把自己的生命都喊出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堂弟高考成绩出来了，全家人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村里的广播站早就坏了，喇叭挂在电线杆上，风一吹就摇晃，像个断了线的风筝。我堂叔在屋里来回踱步，烟灰掉了一地也没察觉。

“爸，我想去做生意。”堂弟宋小勇放下成绩单，手指在桌面上画着圈。

他高考只考了320分，连二本线都差了一大截。这在我们宋家算是不小的打击。堂叔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读的师范，在镇上中学教了二十多年的物理，村里人提起来都竖大拇指。

堂婶端着一碗刚摘的杨梅进来，碗沿儿缺了一小块，上面贴着透明胶带。她把杨梅放在桌上，没人动。

“不想复读了？”堂叔嘴上问着，眼睛却看向窗外那棵老槐树。树下挂着生锈的秋千，是小勇上小学时堂叔给做的。

“复读也考不上。”小勇说，声音很轻，像被热气蒸发了一半。

堂婶忽然打翻了水杯，水顺着桌沿流到地上，没人去擦。一只蚂蚁绕着水洼走了两圈，然后爬上了墙。

“我想去县城做点小买卖，卖卖手机配件什么的。”小勇说。

堂叔的脸色像打翻了的墨水瓶，黑沉沉的。

“你懂什么？就知道玩手机。”

“正因为懂才想做这个。”小勇难得顶了一句嘴。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那是我奶奶生前留下的老式挂钟，指针已经有些变形，却依然走得很准。

小勇高中时偷偷在网上修过手机，赚了不少零花钱。这事全村人都知道，就堂叔不知道。或者说，假装不知道。

我在边上坐着，夹在中间不好说话。堂婶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话，但我没读懂。

“你要多少钱？”堂叔突然问。

小勇愣了一下，像是没料到会这么顺利：“两万。”

“两万？”堂叔重复了一遍，好像这个数字有多重似的。

我知道小勇报低了。他跟我说过，开个小店至少得三四万起步。

堂叔站起来，走进里屋，翻箱倒柜一阵，拿出个旧皮包。包上的拉链坏了一半，用回形针别着。他从里面抽出两沓钱，整整齐齐，像是存了很久的。

“给你三万。”堂叔把钱放在桌上，突然又收回手：“等一下。”

他走到书房，拿出一张纸和笔，唰唰几下写了什么，然后塞到钱下面。

“按个手印。”他把红印泥推到小勇面前。

那是张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到父亲宋建国人民币叁万元整，用于创业，十年内归还，利息按年息3%计算。

小勇看了看那张纸，又看了看堂叔，没说什么，按了手印。红色的指纹像一滴血，晕开在白纸上。

堂婶在灶台前忙活，锅铲敲在锅沿上的声音特别响。她一向不爱掉眼泪，今天却红了眼眶。

“你爸不是不相信你，”堂婶切菜的刀砧声咚咚作响，“他这是…这是…”

她没说完，因为小勇走过来抱了抱她：“我知道，妈。”

吃饭时，堂叔给小勇夹了一块肉，这在我记忆里是破天荒的一次。平时他总说男孩子要自己动手。

“这事别告诉你奶奶，”堂叔说，“她会说我不让你读书。”

小勇点点头，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没怎么吃。

一个月后，小勇在县城靠近技校的地方租了个铺子，不到十平米，卖手机配件和修手机。招牌是塑料的，上面贴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勇者无惧手机店”。

堂叔去看过一次，回来后嘴上不说，但把家里几部手机都拿去让小勇修了修，明明好好的。

那年秋天，小勇生意不温不火。冬天来了，情况更差。县城新开了家数码广场，里面全是手机店，装修得亮堂堂的，价格还比小勇的低。

过年前，堂叔去县城送年货，顺便看了小勇的店。店门上挂着”临时关门”的牌子，已经有些日子了。小勇告诉他，店面不做了，转做网店，专卖自己设计的手机壳。

堂叔没说什么，只是回家后盘算了一下家里的存款，又看了看墙上小勇的全家福。那是小勇上高中时照的，穿着校服，笑得露出两颗虎牙。

第二年春天，小勇的网店有了点起色。他设计的手机壳在技校学生中挺受欢迎，都是些动漫图案，我一个也看不懂。但堂叔却把小勇送的那个贴在自己破旧的诺基亚上，虽然根本不合适，还是天天带着。

那年夏天，小勇进了一批新款手机，结果碰上了三包政策变更，全砸在了手里。他借了高利贷周转，差点被讨债的堵在出租屋里。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晚上堂叔接到电话，二话不说从床底下翻出一个铁盒子，取出一沓存折和一本房产证，披着衣服就往县城赶。

“小孩子不懂事，”他对找上门的人说，“欠多少我来还。”

那笔钱不小，据说用了堂叔和堂婶十几年的积蓄，还搭上了他们准备养老的那点钱。堂叔当年评了特级教师，奖金全存着，就这么没了。

小勇知道后，差点跪下来。但堂叔只是摸摸他的头：“做生意哪有不赔的？你爸我当年也试过下海，结果比你还惨。”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堂叔还有这么一段往事。

“那欠条怎么办？”小勇问。

“还是要还的，”堂叔语气平静，好像在讲一道物理题，“不过可以延期。”

那一年，堂叔开始养蜂。退休金不够花，他就跟着村里老刘学养蜂。蜂箱堆在院子里，嗡嗡作响。堂婶起初害怕，后来也习惯了，还帮着灌蜂蜜、贴标签。

小勇每次回家看到这情形，眼圈都红。但他不说什么，只是悄悄在村口支了个帐篷，摆了几张桌子，卖起了堂叔的蜂蜜，周末人多时还直播带货。

“营销嘛，要讲故事。”他对我说，手指飞快地在手机上打字。

堂叔的蜂蜜卖得不错，但他自己却不大上心，有时候忘了收蜜，让蜜蜂都跑了。堂婶埋怨他，他只是笑笑：“反正也不指望这个。”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小勇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从手机配件做到了整机代理，又开始做起了二手回收，在县城租了个大一点的铺面。

有次我去他店里，看到墙上贴着他和几个同行的合影，还有营业执照。柜台上放着个相框，里面是那张欠条，已经有些发黄了。

“提醒自己，”他说，“永远别忘了当初。”

小勇逢年过节会给家里寄钱，但堂叔从来不收。他把钱全放在一个旧茶叶罐里，里面还夹着小勇从小到大的照片，有张是他得奖时的，被堂叔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

“他高中物理竞赛得过县里第三名，”堂叔有次喝了点酒，对我说，“要不是后来沉迷手机游戏…”

话没说完，他就摆摆手，好像这事不值一提。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十年。这十年里，村里变了样。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孩子。堂叔也不养蜂了，膝盖不好，爬不动山。

小勇的生意越做越大，从单店发展到了连锁，又搞起了电商。他在县城买了房子，接堂叔堂婶去住，但两位老人舍不得村里的老房子，只去住了一个月就回来了。

“城里空气不好，”堂叔解释，“睡不踏实。”

但我知道，他是舍不得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和树下的秋千。虽然秋千早就生锈了，槐树也长满了虫洞，但那是他和小勇的回忆。

去年冬天，堂叔查出了肺癌晚期。他不让任何人告诉小勇，说不想耽误孩子做生意。但村里人哪有不透风的墙，小勇很快就知道了。

我记得那天下着雨，小勇开着车回来，车窗上的雨刷来回摆动，像是在擦拭什么。

堂叔坐在炕上，看着窗外发呆。他瘦了很多，衣服挂在身上像是挂在衣架上。

“爸，该吃药了。”小勇进门就说，好像他每天都这么说似的。

堂叔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他没问小勇怎么知道的，也没问他为什么突然回来。

那天晚上，全家人都在。桌上摆着堂婶做的饺子，是小勇最爱吃的韭菜馅的。饺子皮擀得有点厚，但谁也没提。

吃完饭，小勇从包里拿出一叠纸，放在堂叔面前。

“爸，十年了。”

那是当年的借条，还有一张银行转账凭证。转账金额是六万多，本金加利息，一分不少。

堂婶在边上抹眼泪，堂叔却笑了，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你小子，倒是记性好。”他把借条拿在手里，细细地看，像是在欣赏什么艺术品。

然后，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信封，递给小勇：“这个给你。”

小勇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写着：

“今收到儿子宋小勇人民币叁万元整及利息，特此证明。另，儿子在外打拼十年，自强不息，父以为荣。特奖励儿子人民币拾万元整，以示鼓励。”

落款是当天的日期，按着红手印，和十年前一模一样的位置。

“爸…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小勇声音哽咽。

“上周吧，”堂叔轻描淡写地说，“我算着日子，知道你要还钱了。”

小勇拿起那张纸，手抖得厉害：“可是…可是这十万…”

“别看我这样，还是有点积蓄的，”堂叔咳嗽了两声，“你奶奶留下的那点地，去年征了，赔了不少钱。”

“您…您一直记着还款日期？”小勇问，眼泪已经掉下来了。

堂叔没回答，只是指了指墙上的老挂历：“那上面画着呢，红笔圈的。”

我抬头一看，果然在昨天的日期上画着个红圈，旁边写着”小勇还钱”四个字，笔迹有些颤抖。

小勇突然跪下来，抱住堂叔的腿，哭得像个孩子。

堂叔拍拍他的肩膀：“行了，大小伙子了，哭什么。”

但他自己的眼睛也红了。他摸摸小勇的头，就像小时候那样。

“爸，我…”小勇想说什么，但堂叔打断了他。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笔钱我不后悔，值得。看看你现在，多有出息。”

堂婶在一旁抹着眼泪：“你爸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念头，看到你有出息。”

屋外的雨停了，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张字条上。十万元那几个字格外醒目。

“这钱我不能要，”小勇擦干眼泪，站起来，“您留着看病。”

“我这病啊，”堂叔笑了笑，“花再多钱也是白费。你拿去做生意吧，争取再创业一番。”

“爸…”

“别争了，”堂叔的语气忽然严肃起来，像当年在课堂上讲物理定律那样，“这是命令。”

小勇不说话了，只是点点头。

那天晚上，全家人都哭了。不是因为堂叔的病，也不是因为那十万块钱，而是因为那张字条上的最后一句话：父以为荣。

短短四个字，却是堂叔这辈子最大的认可。

后来啊，事情有了转机。小勇联系了北京的专家，堂叔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虽然不能痊愈，但至少多活了两年。

这两年里，小勇的公司越做越大，还上了县电视台的创业故事专栏。但他最得意的，还是把自己的第一家店旧址买了下来，做了公司的展示厅。

展示厅正中央，挂着那张发黄的借条和还款证明，下面是一行字：“父债如山，永志不忘。”

这不是什么大故事，在我们村里这样的故事很多。父辈们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再用自己的方式教会他们做人、创业。有的严厉，有的宽容，但都是爱。

只是，有些爱说不出口，就像堂叔那样，用一张借条，让儿子学会了责任；又用一张还款证明，让儿子知道了父爱的分量。

去年清明，我们回村扫墓，看到堂叔墓前摆着一个小蜂箱，里面养着几只蜜蜂，嗡嗡作响。那是小勇放的，据说每年都换新的。

“爸生前最喜欢这个，”小勇说，“我得让他在那边也高兴。”

回来的路上，小勇给我看了他的钱包。钱包里夹着一张照片，是堂叔年轻时抱着他的样子。照片已经泛黄，但堂叔的笑容却依然清晰。

“他这辈子其实对我很严格，”小勇说，“但现在想想，那些严格都是爱。”

我点点头，想起堂叔常说的一句话：“人这辈子啊，不能光看眼前，得看长远。”

那张借条和还款证明，堂叔和小勇，父债子还，爱在其中。这大概就是堂叔想教给小勇的最后一课吧。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