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首往昔，近代中国深陷于科技落后的泥沼，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中国的科技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世界科技舞台上几乎毫无话语权。

回首往昔，近代中国深陷于科技落后的泥沼，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中国的科技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世界科技舞台上几乎毫无话语权。

然而，历经风雨洗礼，如今的中国已然在科技领域实现了惊人的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 “两弹一星” 震惊世界，到载人航天逐梦苍穹，从高铁飞驰引领交通变革，到 5G 技术开启通信新时代，从杂交水稻解决粮食难题，到量子科技探索微观奥秘，中国科技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在世界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是什么让中国实现了如此惊人的转变？这其中，无数科学家们的付出居功至伟。他们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黑暗中为中国科技指引方向，在艰难中为民族复兴积聚力量。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科技史诗，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航天之父” 钱学森：万里归国，剑指苍穹

钱学森，一个在中国航天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被誉为 “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 。1911 年，钱学森出生于上海，自幼便展现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非凡天赋。青年时期，他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深造，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了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在美国，钱学森参与了众多前沿科研项目，其研究成果对美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的 “卡门 - 钱近似” 公式，为解决飞机在亚声速飞行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广受国际航空界赞誉；他还是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为美国导弹和航天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36 岁时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享受着优厚的科研条件和崇高的荣誉。

然而，尽管在美国功成名就，钱学森心中却始终怀揣着对祖国的深深眷恋。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看到了为祖国效力的希望，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一切，踏上归国之路。他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极力阻挠。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甚至声称：“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知道的情况太多了，无论他到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此后，钱学森遭遇了长达五年的软禁和迫害，他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信件被检查，电话被监听，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严重威胁。但这些困难和挫折并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在艰难的处境中，他始终坚定信念，等待着回国的机会。终于，在多方努力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1955 年，钱学森一家冲破重重阻碍，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 号邮轮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的钱学森，立刻投身于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艰苦，在航天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但钱学森毫不退缩，他带领着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白手起家，艰苦奋斗。1956 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中国火箭和导弹事业的发展制定了详细规划，同年，钱学森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院长，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艰难征程。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中国航天人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1960 年，中国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 “东风一号” 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向掌握导弹技术迈出了关键一步；同年，在苏联专家撤走的困境下，钱学森带领团队依靠自身力量，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地地导弹 “东风二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1964 年，“东风三号” 中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导弹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1970 年，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用自制的 “长征一号” 运载火箭，成功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 送入预定轨道，《东方红》的旋律从此在宇宙中奏响，中国正式迈入了航天时代 。

钱学森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具体的科研成果，更在于他为中国航天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研体系和管理方法。他倡导的系统工程思想，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高效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他对科学的严谨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不断攀登科技高峰。在他的影响下，中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重要的话语权，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稻香遍野，温饱为民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这位一生与稻田为伴的科学家，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0 年，袁隆平出生于北京，自幼便对大自然充满了热爱。成长于动荡年代的他，亲眼目睹了饥荒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这让他从小就立下了 “让大家吃饱饭” 的志向。1953 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从此踏上了农业科研的道路。

1960 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席卷中国大地，无数人饱受饥饿之苦，这一景象深深刺痛了袁隆平的心，也更加坚定了他研究高产水稻、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心。就在这一年，袁隆平在试验田中偶然发现了一株 “鹤立鸡群” 的水稻，它穗大粒多、植株健壮，与周围的普通水稻形成了鲜明对比。袁隆平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这株水稻的种子保存下来，并在第二年进行了播种。然而，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这些种子生长出的水稻参差不齐，并没有继承上一代的优良性状。

但袁隆平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凭借着扎实的遗传学知识，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后，大胆推测这株水稻是天然杂交的结果。这一发现，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让他萌生了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培育高产杂交水稻的设想。在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袁隆平的想法无疑是对传统理论的巨大挑战，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和反对。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条充满荆棘的科研之路。

从 1964 年开始，袁隆平带着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在稻田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们的目标是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水稻，这是实现杂交水稻育种的关键第一步。为了不错过任何一株可能的目标，他们每天在烈日下，拿着放大镜，一株一株地仔细观察稻穗，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皮肤也被太阳晒得黝黑，但他们从未有过丝毫懈怠。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在茫茫稻海中发现了 6 株天然雄性不育株，这一突破为杂交水稻研究带来了曙光 。

1966 年，袁隆平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了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利用 “三系法” 实现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科研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接下来的研究中，袁隆平团队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用这 6 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无数次杂交实验，却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不育系，研究一度陷入了僵局。

面对困境，袁隆平没有退缩，他冷静思考后，大胆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新思路。1970 年，李必湖在海南南红农场的一片沼泽地中，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将其命名为 “野败”。“野败” 的发现，成为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转折点，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袁隆平无私地将 “野败” 分发给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开展协作攻关 。

在全国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73 年，袁隆平团队终于成功实现了籼型杂交水稻的 “三系” 配套，这意味着杂交水稻从理论研究走向了实际应用。1975 年，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研制成功，1976 年，杂交水稻开始在中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当年种植面积就达到了 208 万亩，增产效果显著，比常规稻平均增产 20% 左右，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飞跃式增长，困扰中国人民多年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

然而，袁隆平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深知，要想彻底解决全球粮食问题，还需要不断提高水稻产量。此后，他带领团队继续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开展了超级杂交稻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反复试验，超级杂交稻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产量屡创新高。2014 年，超级杂交稻 “Y 两优 900” 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达 1026.7 公斤，首次实现了超级稻百亩片过千公斤的目标；2020 年，袁隆平团队在耐盐碱水稻（海水稻）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全国五大类盐碱地进行的海水稻插秧和播种示范，面积达 10 万亩 。

袁隆平不仅致力于国内的粮食生产，还将杂交水稻技术推广到了世界各地，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多次前往印度、越南、菲律宾、美国等国家，指导当地的农业科研人员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和种植，帮助许多国家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当地人民的温饱问题。据统计，截至目前，杂交水稻已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种植，每年种植面积达 800 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优良品种高出 2 吨左右，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数千万人口 。

袁隆平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他先后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世界粮食奖、沃尔夫农业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被誉为 “当代神农氏”“米神”“从田野走向世界的科学家”。2019 年，袁隆平被授予 “共和国勋章”，这是对他一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高度肯定 。

三、“两弹元勋” 邓稼先：隐姓埋名，护国重器

“两弹元勋”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研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924 年，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展现出了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在父亲邓以蛰的教导下，邓稼先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父亲的民族气节也深深影响了他，在他心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

1937 年，北平沦陷，邓稼先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屈辱，民族恨、家国仇萦绕在他的心头。一次游行后，邓稼先无法克制心中怒火，气愤地将手里的纸旗子撕碎，扔在地上使劲踩了一脚，这引起日本人的注意，邓稼先因此不得不离家躲避抓捕。临行之际，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 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从此，他便立志要用科学救国，为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

此后，邓稼先辗转多地求学，1941 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和同学，如杨振宁、王竹溪等，他们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互相启发，为邓稼先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稼先学习非常刻苦，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阅读，他经常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中的重要内容一字不漏地全部抄写下来。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曾和同学一起将一本牛津词典完全背下来 。1945 年，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毕业，随后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 。

1948 年，为了进一步深造，邓稼先前往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德尔哈尔，从事核物理研究。他学习异常勤奋，仅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就修满了三年的学分，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由于年纪轻轻就取得了博士学位，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娃娃博士” 。在美国留学期间，邓稼先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局势，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看到了祖国发展的希望，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导师的挽留和美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在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踏上了回国的轮船，决心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

回国后，邓稼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1956 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信念。1957 年，他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

1958 年，国际形势严峻，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尊严，中国决定自行研制原子弹。这一年，邓稼先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 参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这是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意味着他要从此隐姓埋名，告别家人和朋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面对组织的信任和国家的需要，邓稼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他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可能聚少离多，这件事非常重要，做好了它，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价值，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许鹿希虽然心中充满了不舍和担忧，但她深知丈夫的选择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她坚定地支持了邓稼先的决定 。

从此，邓稼先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来到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开始了艰苦的科研工作。当时的中国，在核武器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科研条件极其艰苦，不仅缺乏先进的实验设备和技术资料，还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戈壁滩上，风沙漫天，气候干燥，生活物资匮乏，住的是简陋的帐篷，吃的是粗茶淡饭，但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邓稼先和他的团队前进的步伐 。

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邓稼先带领团队面临着无数的技术难题。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只能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摸索前进。他们依靠着有限的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进行着海量的数学计算，常常为了一个数据，反复计算、验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研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时，邓稼先带领团队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为原子弹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1964 年 10 月 16 日，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在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防实力 。然而，邓稼先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他深知，要想真正保障国家的安全，还需要拥有更强大的核武器。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氢弹的研制工作中 。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一成就的背后，离不开邓稼先和他的团队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邓稼先不仅要负责技术上的指导和决策，还要协调各方力量，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他经常深入到试验现场，亲自参与最危险的环节，不顾个人安危，为的就是确保试验的成功 。

在之后的日子里，邓稼先继续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奋斗着，他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科研项目，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卓越贡献。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让邓稼先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84 年底，在邓稼先指挥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被确诊为直肠癌 。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邓稼先依然心系国家的核武器事业。他躺在病床上，和老搭档于敏一起完成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6 年 7 月 29 日，邓稼先因病去世，年仅 62 岁 。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四、地质之光李四光：地质奠基，资源兴国

李四光，这位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宛如一道明亮的曙光，照亮了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道路，为国家的资源勘探和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89 年，李四光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贫寒家庭，自幼便展现出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自然的好奇 。14 岁时，他独自一人前往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因填写报名单时过于紧张，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 “十四” 二字，为了避免重新换表的麻烦，他灵机一动，将 “十” 改成 “李”，“四” 后面加了个 “光” 字，从此，李四光这个名字便伴随着他的传奇一生 。

1904 年，李四光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在日本，他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等民主革命家，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毅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先生赞誉他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句鼓励成为了李四光一生奋斗的动力 。在日本期间，李四光选择学习造船机械，希望将来能为祖国造出第一流的兵舰和轮船，建设强大的海军，抵御外敌的侵略 。1910 年，李四光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国，正赶上辛亥革命爆发，他满怀热情地投身革命，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 。然而，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李四光深感失望，愤然辞去职务 。

1913 年，李四光远渡重洋，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起初，他选择了采矿专业，希望通过学习采矿技术，为祖国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 。但在学习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要想更好地开发矿产，必须先了解地质构造，于是毅然改学地质 。在英国留学期间，李四光刻苦钻研，不仅学习了地质学的基础知识，还积极参与各种地质考察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19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老师希望他能留在英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李四光婉言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心中始终牵挂着祖国，渴望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的地质事业贡献力量 。

1920 年，李四光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开始了他在地质领域的科研和教育生涯 。在北大任教期间，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一面为祖国培养地质人才 。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 。1922 年，李四光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他被选为第一届的副会长，此后还担任了较长时期的会长、理事长，为推动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在长期的地质研究中，李四光发现传统地质学在解释地壳运动和地质构造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开始尝试运用力学原理来研究地质现象 。1926 年，他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提出了 “大陆车阀说”，认为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引起地壳运动的主要原因，这一假说为地质力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此后，李四光继续深入研究，对地壳运动所造成的不同类型构造体系进行了测定和推论 。1945 年，他在《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一书中，正式提出了 “地质力学” 这一名词，标志着地质力学这一边缘学科的诞生 。

1948 年，在第 18 届国际地质学会上，李四光作了题为《新华夏海的起源》的学术报告，系统阐述了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起了国际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此，地质力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正式载入史册 。20 世纪 60 年代，李四光完成了《地质力学概论》一书，该书是地质力学的代表作，也是地质力学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全面总结了李四光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地质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

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为中国的地质勘探和资源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西方国家更是断言中国是 “贫油国”，认为中国地下没有石油资源 。然而，李四光坚信中国有着丰富的石油储量，他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构造，提出了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 。他指出，石油勘探应该打破 “偏西北一隅” 的局面，在东部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在李四光的建议下，国家组织力量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等地进行石油勘探 。1959 年 9 月 26 日，松基 3 井喷出工业油流，大庆油田被成功发现，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此后，又相继发现了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一系列大油田，中国终于摘掉了 “贫油国” 的帽子，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能源保障 。

除了在石油勘探方面的贡献，李四光还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导寻找铀矿资源，为中国发展核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他的指导下，地质工作者们在许多地区发现了丰富的铀矿，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提供了关键的原料 。此外，李四光晚年还致力于地震预测研究，他运用地质力学理论，对地震的生成和预测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为有效加强各种地质灾害的预测和预防奠定了基础 。

五、“中国光学之父” 王大珩：目光如炬，光学领航

王大珩，这个名字在中国光学领域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他是中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被誉为 “中国光学之父” 。1915 年，王大珩出生于日本东京，祖籍江苏吴县，他的父亲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 。受父亲的影响，王大珩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常去观象台跟随父亲观测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些少年时代的科学熏陶，为他日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事业与仪器制造业埋下了种子 。

1932 年，17 岁的王大珩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接受了系统的物理学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还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结下了深厚情谊，其中就有后来委托他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的钱三强 。1938 年，抱着 “科学报国” 的信念，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两年后取得硕士学位 。当时，光学玻璃制造技术在国际上属于高度保密的关键技术，而这正是中国光学事业发展所急需的。为了学到中国还没有的技术，1941 年，王大珩毅然转学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在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的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 。1942 年，他进入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任研究员，全身心投入到光学玻璃研究工作中 。

在英国的十年间，王大珩不仅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 V 棱镜折光仪，这一成果获得了英国科学仪器协会 “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为他后来开创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 年，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初现，王大珩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研究与生活条件，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光学事业的憧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

回国后，王大珩先后在大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任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建设中 。1951 年，在钱三强的推荐下，王大珩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后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并担任馆长 。建馆初期，条件异常艰苦，科研人员不足，实验设备简陋，建设经费也十分有限，首笔建设经费仅仅是 1400 万斤小米 。但王大珩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带领着 28 位科研人员，与工人同甘共苦，吃着大葱蘸大酱，嚼着高粱米饭，白手起家，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 。他们自力更生、修旧利废，清理废弃物，填坑平土，在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播下了光学科技梦想的种子 。

1953 年 12 月，是中国光学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成功熔炼出了新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我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揭开了发展的序幕 。此后，王大珩带领团队继续努力，在光学仪器研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1958 年，光机所成功研制出八件先进光学精密仪器，统称光学 “八大件”，它们分别是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红外夜视仪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 。

“八大件” 的研制成功，是王大珩和他的团队多年心血的结晶，填补了新中国光学研究的空白，标志着我国能够独立解决光学工业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 年，王大珩还创建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理工大学前身），亲自担任院长，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光学专门人才，为中国光学事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形势严峻，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防压力，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国防科技 。王大珩领导下的光机所凭借在光学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科研实力，承担起了为 “两弹一星” 工程研制关键光学观测设备的重任 。在王大珩的带领下，科研人员们日夜奋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成功研制出多种大型光测设备，如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机，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等 。这些光学观测设备在 “两弹一星” 的研制和试验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 “150-1” 大型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研制 。这是一台用于观测导弹飞行轨迹的光学测量精密仪器，技术难度极高 。王大珩经过多方调研，大胆提出了 “一竿子插到底” 的创新理念，即由光机所全面负责经纬仪的设计、试制与生产，打破了研究所在传统意义上只承担设计和研究任务的惯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王大珩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促成了三件事：一是建设光学精密机械仪器实验工厂（0308 厂），专门承担经纬仪的制造工作；二是合并光机所与机械所，整合两所光学和机械方面的技术力量，实现优势互补；三是向国家申请 150 万美元的外汇，用于进口部分精密机床，提升加工精度和生产能力 。

在研制过程中，王大珩作为主要技术领导人，针对 150-1 经纬仪的机械和总体方面的关键部分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技术建议 。例如，他从望远镜的口径、焦距等结构参数出发，对仪器的总体框架方案提出设想，设计了望远镜的十字线结构，使瞄准线不因为镜筒挠曲而改变，大大提高了瞄准精度；他还提出了水平转轴采用滚轮弹簧支承及驱动系统的构思，有效解决了仪器转动过程中的平稳性和精度问题 。经过 5 年半的艰苦努力，科研人员们终于成功研制出 150-1 经纬仪 。这台经纬仪不仅成功应用于观测导弹发射轨迹，其性能还超过了苏联同期水平，在使用几十年后依然稳定可靠、光亮如新 。它的研制成功，不仅为光机所的长远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更为我国的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

除了在国防光学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王大珩还在激光技术、彩色电视、光学计量仪器等多个领域作出了开创性成就 。1961 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在光机所诞生，这标志着中国在激光技术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后来激光技术在工业、医疗、通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在彩色电视技术方面，王大珩带领团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中国彩色电视的国产化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还十分重视光学计量仪器的发展，致力于提高光学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为我国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争夺高技术 “桥头堡” 的热潮，面对这一形势，王大珩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感，积极关注世界高科技发展动态 。1986 年 3 月 3 日，他联名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等科学家，给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题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建议书，提出要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并提出了具体的可行性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在两天后就作出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

随后，有关部门组织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著名的 “863” 计划 。“863” 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发展，使我国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缩小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

王大珩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科研领域，他还积极参与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 。1992 年，他与其他 5 位学部委员共同倡议并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对于加强我国工程技术界的团结与合作，促进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我国工程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王大珩还十分关注国家的科技战略规划，多次提出发展大型飞机、激光核聚变等重要建议，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

在王大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为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科技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1 年 7 月 21 日，王大珩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钱学森、袁隆平、邓稼先、李四光、王大珩……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宛如璀璨星辰，照亮了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漫漫征途。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投身于不同的科研领域，却拥有着诸多共同的特质，这些特质不仅铸就了他们非凡的成就，更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

他们都拥有着炽热深沉的爱国情怀，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与诱惑，都始终坚定不移地选择回到祖国，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钱学森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崇高地位，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只为实现心中的航天强国梦；袁隆平怀着 “让大家吃饱饭” 的朴素愿望，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杂交水稻事业，为解决中国乃至全球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卓越贡献；邓稼先为了研制 “两弹一星”，隐姓埋名二十余载，不顾个人安危，将生命奉献给了国防事业，只为让祖国拥有捍卫和平的底气 。

他们还都具备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提出新的理论和设想，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其付诸实践 。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打破了传统地质学的局限，为中国的地质勘探和资源开发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王大珩在光学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一系列先进的光学仪器，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推动了中国光学事业的飞速发展 。

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为了科研事业，他们不惜付出一切代价，默默耕耘，不求回报 。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了科学研究中，只为实现自己的科研目标，为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大的价值 。

来源：品微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