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修文的文学创作贯穿着对弱者的关怀，通过对传奇的继承与发展，书写出独特的现实世界——“别有一个人间”。小说新作《猛虎下山》在延续其文学蕴意的同时，根植于现代文学的“变形”传统，聚焦于弱者的生存体验，以人间的“别有”完成对现实书写的传奇性再造，并以此为中介，直面
摘要：李修文的文学创作贯穿着对弱者的关怀，通过对传奇的继承与发展，书写出独特的现实世界——“别有一个人间”。小说新作《猛虎下山》在延续其文学蕴意的同时，根植于现代文学的“变形”传统，聚焦于弱者的生存体验，以人间的“别有”完成对现实书写的传奇性再造，并以此为中介，直面弱者身处的生存困厄与历史困境。小说以抒情的祝福作结，帮助弱者实现对生存困厄的缓解，再经由自然史对社会史的覆盖，深化为对身处历史困境之中的弱者的告慰。最终以“历史—生命”的同构，昭示出“1990年代”的“漫长”，显示出现代性的“无法终结”。
关键词：《猛虎下山》 弱者 “变形” 传奇 “1990年代”
作者沈祖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P80—P87
责任编辑：许可
李修文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中坚力量，其文字饱满且热烈，如同他所扎根的荆楚大地，在旺盛的情感与野性的力量中，流露着对弱者生存的悲悯和对人间苦难的体悟。弱者，是其文学世界中的主角，更是“人间”的主人，他们的卑微与隐忍、艰辛与不屈，携带着尘世的泥沙，转化为顽强的生命力，穿透纸张的束缚，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现实感与想象力。这股劲头，在小说新作《猛虎下山》中获得延续，并实现深化。“虎”在小说中是未见其形的猛兽，也是步步紧逼的下岗潮，联结着近乎习以为常的现实压抑，构成了以刘丰收为代表的一众弱者的生存体验；通过由“人”向“虎”的“变形”，在“强”与“弱”的对照中，反衬出弱者现实生存的无奈与悲哀。这个传奇性与现实感交织的世界，是李修文创制的“别有一个人间”，也是在“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视野中完成的对“1990年代”的重返与叩问。
一、“变形”与弱者的生存体验
弗兰兹·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变形”与弱者彼此关联，映射出在社会与家庭的双向围堵中，个人生存的逼仄、被动与悲哀。从奥维德到卡夫卡，“变形”的谱系经历了由“神”至“虫”的贬抑，人物形象及其性格内核呈现出从“强”到“弱”的递减，贯穿着对“人”之现实生存与未来可能的担忧，表达着“抗议理性社会对人的压抑和迫害”的现实诉求。李修文的写作贯穿着对弱者的关怀，尤其擅长描绘弱者在生死存亡的临界点上的生存体验与迸发出的浓烈情感。小说《猛虎下山》中的弱者，生活在隐性与显性的双重威胁之中：显性之维，是“猛虎下山”的传闻；隐性之维，是下岗潮的来临。二者融合为打虎队的成立——若打虎成功，打虎队的成员就能免于下岗，留得一线生计。这种近乎乞怜的生计恳求，构成了以刘丰收为代表的一众普通工人的生存体验，由此而来的卑微与无力、恐慌与焦虑、暴戾与狂躁等情绪反应，更构成对这种体验的丰富。
因下岗而引发的“打虎”事件，让“人”与“虎”构成了“弱”与“强”的对照。并且，“人”与“虎”的关系，经历了由对立到依附再到相融的步骤，直至出现“变形”的戏剧化场景——弱者刘丰收变成了强大的老虎。但不变的，依然是弱者的处境，因为虎的“强”之外形在人的“弱”之内核与更为强大的时代剧变以及权力等级面前，始终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在“人”与“虎”的对照中，被放大为近乎极端的恐惧，呼应着刘丰收近乎极端的“弱”，表现为乞怜的讨饶，小说由此铺展开刘丰收对“虎”的独白：他对“虎”的称呼，从“老虎哥”一直升格为“孝心”，更对山林高呼“你们都是我的爹，我是你们的儿子，不，孙子”。讨饶的独白呼应出刘丰收的“弱”，这固然是个人性格的反映，更是社会地位的影响。戴在厂长头上的“红色安全帽”，便是权力结构的象征。在刘丰收的眼中，这顶红帽是厂长赐予的尚方宝剑，戴上它，他仿佛就比马忠、张红旗等人位高一等，这种虚荣的补偿性心理，反衬出刘丰收的“弱”，因为他始终恐惧于“我还是那个刘丰收”。这也让他变成虎后，再遇到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厂长时，依然是卑微的本能反应：“那顶红色安全帽，突然开始生长，变得越来越大，大得盖过了厂长，又自己长了眼睛和手脚，活似一口行走的红钟，朝我挤压了过来。”总之，外在形体的“变”与性格内核的“不变”聚合为刘丰收的生存体验——面对现实生存逼仄时的卑微、怯懦与畏葸。这也让刘丰收的“变形记”充满了反讽与批判意味：虎之形强反衬出人之内弱。
由此反观小说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刘丰收用乞怜与不安的语气完成了一幕既荒诞又荒凉的悲剧。刘丰收等人的所有努力，在大势面前不堪一击，甚至身遭反噬。在小说的最后，披上虎皮的刘丰收“变形”为一只人人喊打的虎，异化为让濒临下岗的人们保住饭碗的筹码；但他作为人的形象，却被定格为“打虎英雄刘丰收”的彩塑，固化为衰败工厂的遗迹。在这一刻，小说将由“人”向“虎”的“变形记”升华为对人的反讽与对历史的反思，“变形”的弱者成为历史的见证。
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暴露了刘丰收作为弱者的可怜与可恨，无论是乞怜与讨饶的独白，还是阴狠与毒辣的计谋，都成为命运反讽的注脚。刘丰收等弱者的现实生存与体验，便是“被主宰”下的“挫折或戏弄”；他们借打虎保住岗位的想法，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愿望”。这种生存境况的反差，被李修文书写为强弱对照下的“变形计”；在“变”与“不变”之间流露的，不仅是他对弱者的悲悯与对人性的洞察，更有对时代与历史的反讽。李修文特意选择了一个独特的时代与独特的事件，即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并让刘丰收这样的弱者来主导一场“猛虎下山”的大戏。这种德不配位的尴尬，本身就是反讽。与此同时，李修文的反讽并没有那么彻底，他面对的是历史的转折而非全然的虚无，而反讽者的要求是“将世界视为空洞的存在”。在《猛虎下山》的结尾处，刘丰收的妻子林小莉重回人去楼空的炼钢厂，来到刘丰收的衣冠冢前，诉说自己十年间的经历与苦闷。饶有兴味的是，林小莉二嫁的丈夫的名字，还是刘丰收；此时的她也罹患重症，对着衣冠冢倾诉着“这日子，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的苦闷。此时的“刘丰收”只是一个空无，一个本原与替换的混淆；也犹如让林小莉不解的经文“无有是处”“住在身外”，无论是过往的生活还是当下的困厄，以至于刘丰收的生与死，都是一个未被揭示的迷惑，一道犹待解释的疑题，一段被刻意“书写的历史”。无论是打虎英雄的彩塑还是林小莉二嫁的“刘丰收”，这些替补只是解释链中的一环与持续延异下的一步；但这，又并不能淹没林小莉倾诉的欲望，即使她面对的只是一个虚假的衣冠冢。这种面对空无与未知时存有求索的执念，是李修文书写弱者的生存体验的深意——就算身处惶惑，甚至命悬一线，却还是渴望一个答案，即使这种欲念只是一场空，因为死亡已经近在咫尺。
这种“执于有”的念想，让弱者转弱为强：当他们面对更为玄奥的命运和已成定局的历史时，不再心怀恐惧，林小莉在离开炼钢厂的时候，即使被死死摁住，依然敢于“拼命抬起脸，对准镇虎山，一直冷笑着”。这声冷笑，构成了对反讽的反讽，也实现了对它的丰盈，因为反讽的精神底色，依然是批判，“反讽者逃离了同时代的队伍，并与之作对”。基于反讽与现实之间的批判关系，李修文的写作才会有如此浓烈的现实感。这种对现实的执着，让他在对传奇的倚重与利用中，挥洒出“别有一个人间”。
二、传奇性与人间的“别有”
“别有一个人间”出自李修文的散文 《三过榆林》。一位流落江湖的盲人，靠着得天独厚的自学天赋，学会了花鼓戏，偶遇一位老盲人并认其为师后许下养老送终的承诺。他为此来到榆林，意外与“我”偶遇，却与师父失之交臂。盲人一直守候在榆林的车站，期待与师父重逢。但最后，盲人落水而亡，师父却在第二天返归榆林，师徒二人终究阴阳两隔。
“我”在这出彻底的悲剧中，发现了“别有一个人间”——一个以想象力为基底而建成的世界。在这里，为失明所陌生化的世间万物在想象力的撮合下变得亲切可感，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惊慌得到安抚，无望成为期望，生死的隔绝都得到融通；同时，这里隐藏着更深的悲哀，犹如老盲人在悲痛中唱出的秦腔，即使声嘶力竭，终究于事无补，因为这只是一种遁身甚至苟活的策略，现实的逻辑依然冰冷且果决。但是，他还要呐喊和哭泣，这种面对现实的不屈与不甘，这种在困境中蓬勃而出的想象力，在李修文的笔下演绎为对传奇的倚重与利用，最终成就了笔下“人间”的“别有”。
作为文学概念的“传奇”有两层意涵。一方面，它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包含唐代兴起的短篇小说与明清时期的长篇戏曲。作为传奇的短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艺术特色，是“意识之创造矣”。另一方面，它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叙事文体（legend）。依托于对想象的倚重以及对“时代感性”的敏锐，尤其是对于人类幽冥莫测的内心生活的呼应。传奇逐渐积淀为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创作意识，并在“奇”的方面与现实生活的“常”两相交融，推动中国当代小说在现实书写方面不断解放，最终以“传奇性”的面貌，成为中国当代小说诗学的重要因素。
“变形”是《猛虎下山》最为显豁的传奇性特征：刘丰收变成了虎，马忠也变成了兔。并且，马忠变形为兔的事件，并非事实的确证，而是以异闻的形式，出现在王义与冯海洋的闲聊之中。王义在讲述时“变得怪异”的表情、“扯冯海洋的袖子”的动作等，既在烘托“变形”的传奇性，也在营造事件的含混性，但在这“虚”下隐藏的“实”，却是更为玄奥的“虚”：变成虎的刘丰收曾吃掉一只瞎眼的兔子，而这又与马忠的“变形”传闻不谋而合，“屋子里啥都没有，只有一只瞎了眼睛的兔子”。在这里，老虎吃兔的丛林法则“变形”为弱肉强食的现实寓言，并经由对经典戏曲《猛虎下山》的戏仿，让“变形”的现实指向与批判意旨更为深远：一方面，《武松打虎》与刘丰收等人的打虎行动相对照，一端是英雄好汉的拳拳到肉，一端是卑微弱者的讨好乞怜，强弱的巨大反差让刘丰收等人的打虎成为一桩勉为其难的表演；另一方面，“猛虎下山”与《武松打虎》都是一场虚构的表演，导演与刘丰收、张红旗等人的参与和策划，更彰显出“打虎”本身的荒诞以及弱者在面对切身利益时的勾心斗角，这种荒诞与荒凉，以传奇性的面貌，让小说中的“现实”获得更为赤裸的呈现。
总之，李修文写作中的传奇性，扎根于弱者的现实生存，瞩目于他们的生存体验，在现实与执念的碰撞中，让弱者的心灵承受难以负荷的重压，最终迸发为浓烈炽热的情感，呼应出“人间”的“别有”。其中既有现实生存的艰难与坎，也有情谊的饱满与人性的坚韧，二者最终交融为在“无”中执着于“有”的信念，李修文借此抒发人间的“痛”与“爱”。
“痛”堪称李修文写作的情感主调，也是他笔下人间百态的主要特点与万千弱者的内心情感。除此之外，“痛”更是一种描绘人间的视角，源于李修文对自己写作身份的定位——“在人间赶路”的众生中的一员。李修文的散文中渗透着谋生的痕迹，无论是写电影剧本的艰辛，还是跟组拍摄的窘迫，或是小说被退稿的难堪，都被直言不讳地写下。这被压低的写作姿态，为他提供了与各色人物的悲苦经历相亲近的契机，让他能更为切身地体贴到弱者的悲哀与无助：如果不是同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我”不会在冬夜暴雨的小客车中偶遇盲人；如果不是迫于生计，“我”也不会对一位过气女演员的经历深受感触。《女演员》中的这位女演员对“我”前倨后恭的态度背后，隐藏着不甘与无助：她为自己的演员职业而骄傲，但这份骄傲却带来更深的挫败，投资人的偶然垂青让她拼尽全力地证明自己，但随着前者的落网，她的一切努力也化为泡影、沦为笑柄。此时的她，也只能对“我”发出“有什么资格来劝我”的嘶吼。
这些弱者是李修文写作的主角，李修文称他们为“江东父老”，这个颇具民间情谊的称谓，已经流露出李修文对他们的承认与亲近。若换个辞藻，他们就是“人民”，李修文更是直言“人民与美”是他在写作中始终膜拜的两座神祇：对“人民”的关注帮助李修文完成对“自我”的确认，因为“‘自我’对我来说，就是竭力进入‘人民’，用我自己的遭际，植根于‘人民’之中，寻找出我所要依靠和赞叹的‘人民性’”。
基于“自我”与“人民”的逻辑同构与内在关联，李修文让传奇性成为有关现实的美学表达，因为“人民”的生命遭际本身就是现实；同时，“人民”所蕴含的现实关切，也并未淹没李修文对情感的深掘。在现实与情感之间，李修文让“人民与美”相互融合：“人民”的坚韧生存呈现为“美”的表征，“美”也让“人民”的形象得以定格，最终交织为李修文写作的独特情感——“爱”。《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中的老路深陷丧子之痛，“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也是一位父亲能说出口的所有的话，它道尽了父亲内心所有的痛。而“爱”，正是“痛”的根源。《小站秘史》中的瘸腿男人乞求乘客暂时离开车站，让他为过世的母亲举办一个小小的丧仪，腿伤让他无法赶回家下葬母亲，车站成为他无法跨过的心坎。“我”注意到男人手中攥着一盒皱巴巴的香烟，这是整篇散文的神来之笔：男人的困窘与卑微、伤痛与不甘，都凝聚于此，一声声“妈，妈，我回来啦”的哭喊，成为人间最为朴素、最为纯粹的“爱”的回响。
“爱”的情感引申出李修文的作品中独有的深情。这既是他笔下人物的情感内核，也是他的写作情感：与弱者同在的写作姿态以及“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人生经历，让李修文能更为切身地感触到“江东父老”的甘苦，能为老路发出“谁能听明白一个中年男人的哭声”的疑问。这份虔敬与尊崇、朴素与真诚，让李修文扎根在切实的大地与广大的人民之中。通过对“江东父老”的内在认可，李修文的写作抹除了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隔阂，消解了知识分子写作容易陷入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套路，在“痛”与“爱”的交织与撕扯中，呈现更为纯粹的人间情怀。
由此反观李修文的小说与散文共同使用的第一人称叙事，这让作者李修文与叙述者“我”融合为“讲故事的人”，更让他与笔下的弱者获得更为亲密且内在的情感联系。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的人”在“听—说”的传播关系中，通过对“故事”的传播实现“经验”的传递，这种“经验”源于前现代的世俗生活，包含实用性的智慧与忠告；同时，不同于小说家诞生于“孤独的个体”，“讲故事的人”特别注重自身与“听故事的人”之间的密切关联，经验的传递是彼此之间的汇聚点。莫言将“讲故事的人”转化成更具中国风格的“说书人”，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将“经验”具象化为“亲身经历”、身边人的生命遭际、自己的“道听途说”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另一方面，将“听故事的人”泛化为如母亲那样的普通百姓。莫言借此表明了自己的民间立场与人文关怀，通过“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的创作站位，巧妙地弥合了故事与小说之间的罅隙与沟壑。
在本雅明与莫言之间，“讲故事的人”所讲述的“故事”及其所传递的“经验”，都与世俗生活与民间日常相关，这也是李修文的关注对象。李修文在自述中将“故事”列为自己写作的关键词，直言“只有那些极端纠葛、极端浓烈的故事才能吸引我去写”。这种对“极端”的关注，转化为他写作中的传奇性；同时，因为怀有对“人民与美”的深情，这些“极端”也免于走向失真与离奇，而是具象为弱者身处的现实生存，演绎为他们身遭的命运考验；再经由对“痛”与“爱”相交织的情感挖掘，最终凝聚为“别有一个人间”。
之所以是“人间”而非“现实”或“世界”，并非出于修辞的考虑，而是源自李修文对自身写作的规定与期待：弱者不是与己相隔的同情对象，而是同“在人间赶路”的“江东父老”，他们首先且必须是具体的“人”，“我”身处他们“中间”，他们的“痛”与“爱”，“弱”与“强”，“我”作为“讲故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由此结合而成的“人间”，积蓄着抱团取暖的深厚情谊。在这个意义上，“人间”既是身份上的归属，也是心灵上的亲近，更是情感上的认同。正因如此，“人间”才会“别有”：富有传奇性的，不仅是弱者遭遇的苦难与考验，更是他们在现实的围堵与命运和重压之下，迸发出的“痛”与“爱”相交融的蓬勃情感，这也正是这些“故事”所传递的“经验”。
三、“漫长”与“1990年代”的历史
“别有”的人间在《猛虎下山》中具象化为弱者生存的世界。一方面，李修文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现实意识与伦理关怀，并将之与弱者形象相结合，用丰盈的细节铺展开普通人生活的艰辛与酸楚；另一方面，李修文延续了中国先锋小说的抒情性描写，用抒情的祝福回应弱者的困惑，帮助弱者实现对生存困境的缓解与对历史困境的告慰。这种对“1990年代”的传奇化书写，直面了“断裂”与“漫长”的矛盾这一未解的历史问题，以“历史—生命”的同构，在“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视野中，显示出现代性的“无法终结”。
“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生态，“既体现了当代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联，也激发了有关知识分子对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阶层的自觉思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猛虎下山》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现实关切，书写出弱者的艰辛与酸楚：厂长与工人之间的权力等级，工人之间的霸凌以及为了自保而爆发的恶性伤害，家庭内部的夫妻、父子之间的矛盾等，均因“猛虎下山”的到来而得到集中呈现。同时，“打虎”的传奇性也凸显出弱者在面对现实艰难时的无力与无奈：打虎队员王义和冯海洋成为小贩，在夜市中贩卖短裤袜子和烤红薯；马忠的死亡传闻，只是他们之间的谈资；刘丰收的生死更是无人问津，随着炼钢厂的没落，只有衣冠冢作为凭吊的证明。
《猛虎下山》围绕着炼钢厂的建成与落寞，叙述了三个时间段——1969年，1999年与2009年。“人”向“虎”的“变形”，将三者连成一体，勾连出“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1969年，为了建设炼钢厂而成立打虎队，失去母亲的幼虎发下对炼钢厂工人的诅咒，“只要它活一天，它就不会放过厂子里的人”；1999年，幼虎成长为下山的猛虎，工人们为免于下岗分流而再组打虎队；2009年，炼钢厂经历了从蓄电池厂到游乐园和温泉度假酒店直至工业遗产文创园的“变形”，打虎队长刘丰收也“变形”为虎，在山林间逡巡。“虎”内嵌在三个时间点中：一方面，“人”与“虎”生死契阔，刘丰收等人可否免于下岗，取决于虎是否存在以及能否被捕到；另一方面，“人”向“虎”的变形，犹如对命运的领受，因为“咱俩都是可怜人”。人与虎的关系从强弱对立到彼此同构，既夯实了作为“人”的刘丰收的弱者身份，也强化了小说的传奇性，更让“猛虎下山”的寓言意味呼之欲出：在社会转型与时代剧变的大势面前，无论是强壮的老虎，还是弱小的个人，都无能为力。对“人”来说，“猛虎下山”是生存的威胁；对“虎”而言，炼钢厂的建设与落寞，亦是如此，从“卧虎山”到“镇虎山”的改名，已经暗示出虎的“弱”。
同时，三个时间点连缀出“1990年代”的“漫长”。作为一种历史意识，“漫长”的判断来自“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视野，有别于“短20世纪”的历史判断侧重于20世纪的革命性效能。前者则凸显出“九十年代的历史本己性与本体论”，呼应着现代性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在文学领域，“二十一世纪初文学上的那些成就，是九十年代郁积的结果，只有九十年代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有二十一世纪初的文学成果”。由此反观《猛虎下山》的结尾，林小莉的困惑与苦闷，正是历史亲历者的切身体会，她的倾诉与不甘，是弱者以生命去抵抗历史的大势，在与极端的“强”的对冲下，反弹出韧性与顽强，呼应着历史的继续与现代性的“无法终结”。
同为亲历者的刘丰收，也身遭异化，对于林小莉的疑惑更是无能为力，但是他仍对林小莉送出了祝福，小说也结束在这缱绻的抒情中：“每一年，春天一到，满山里就会开花。最先开的，是梅花；梅花开完了，杏花接着开；杏花还没开完，野山桃花又开了；再往下，海棠花和野樱花，杜鹃花和山茶花，全都会接着开”。一方面，这段话回应了历史的“漫长”，因为从梅花到山茶花的意象连缀，昭示着当下与未来的延续，显示出时间的线性更迭与彼此咬合；另一方面，这一段的抒情性与整部小说在美学风格上的荒诞意味相迥异，仿佛溢出小说叙述的整体框架，如悠扬的歌谣，颇有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抒情性描写的神韵。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抒情描写生发于破败与废墟的处所，在人物与自身处境的错位中，焕发出的修补破败的欲望与重建生活的念想，为小说营造出一种诡异却迷人的“后悲剧风格”，即“通过对历史最后岁月进行优美而沉静的书写，通过某些细微的差别（差错）的设置而导致生活史自行解构”。这种相似性，显示出李修文与其文学前辈先锋派小说家之间的精神延续：他们都拥有着“历史主义梦想”，也都面临着完整历史的塌毁，这又对应着“1990年代”的开启。在余华、苏童、格非等人的笔下，历史是暴力、颓败与空缺的迷津，个人在历史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无力且颓唐，抒情仿佛一种无望的逃逸，因为“意义的缺席”是语言永远无法填充的深渊。在这种历史意识的引领下开启的“1990年代”，必然走向对历史的祛魅与对价值的重估。但这只是后来者的总结，对于亲历者而言，他们只有面对大厦将倾时的错愕与无助。在回望与亲历之间，延续的只有谜团与隔阂：林小莉无法知晓刘丰收的“变形”，刘丰收无法向林小莉言说自己的境遇。这种信息不对等依托于时间的推移，在合流中“变形”为历史叙述中的断裂。但是，裂痕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历史的不可知。虽然总体性的历史大厦已经坍圮，但个人却无法因此而脱轨，历史的幽灵仿佛附着在刘丰收身上的虎皮与林小莉体内郁积的癌症中，让他们无法像真正的反讽者那样直面虚无，只能如推石上山的希绪弗斯，以肉身的抵抗与精神的不甘让自己转弱为强。
在这种处境中，抒情的祝福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并不是一种语言过剩下，作为历史意识的映射，抒情构成对身困历史之中的弱者的解绑：烂漫的山花与破败的工厂形成鲜明对比，刘丰收、林小莉这样的弱者也能不再只依附于工厂而存在，因为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工厂就是世界，子承父业的接班是富有伦理意味的“传宗接代”。抒情的结尾打破了这一切的约束，让他们也能在对山花烂漫的期许中，获得“不要紧”的安慰，拥有“接着”的可能。
同时，这种对比显示出自然抹除历史的强力。在自然史对人类历史的超越中，提示着“历史归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天地或宇宙”，人类历史在终极时刻都会“成为自然的废墟”，“它融合进（实则是消逝进）自然万物的局部中，构成了自然无限过程的一个无意识的片段”。炼钢厂的建成与没落的历史，也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复归的历史，从“卧虎山”到“镇虎山”的改名，更显示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骄傲与人定胜天的自信；打虎队的成立以及刘丰收等人的努力，又何尝不是人类在历史与生存的临界时刻，对自然发起的奋力一搏？只不过是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并不是自不量力甚至罪有应得，因为在“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视域中，现代性的激进与曲折已经内化为亲历者的生命经验，李修文将之凝聚为弱者的生存体验，借此抒发着“人间”所“别有”的“痛”与“爱”。因此，在废墟上盛开的山花，既是对这历史的凭吊，更是自然史对社会史的覆盖，因为“自然历史的寄喻式面目通过悲苦剧被放置在舞台上，这面目作为废墟而真实在场。历史以这种废墟让自己发生变形而进入展演场地。如此形态的历史展示出的并非一种永恒生命的历程，而是不可挽回的败落过程”。小说以此作结，既是对命运的领认，也是在更具超越性的自然层面，对弱者进行告慰，即使只是一声祝福，但这依然是弱者触底反弹的强劲，盈溢着他们的不屈与信念。
总之，抒情的祝福与自然的强力凝聚为弱者的强劲，在“历史—自然—弱者”的脉络中，既呼应了小说的传奇性，更昭示出小说直面的历史问题——“1990年代”的“断裂”与“漫长”。一方面，“猛虎下山”的“事件”，将弱者的现实生存划分为两个阶段，炼钢厂的“变形”似乎在宣告历史的尘埃落定，刘丰收“变形”后的哑言，更让历史真相变得不可知晓；另一方面，“事件”的历史启示在于“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林小莉的冷笑，消解了历史暴力仓促遗留的盖棺论定；她的倾诉，不仅是对“断裂”的不满，更将历史内化为弱者的生命体验，在“历史—生命”的同构中，完成对“漫长的20世纪”的深化：“1990年代”之所以“漫长”，在于历史问题的未解，因为“历史事件从不重复，但人类需要对付的问题却不断重复，根本性的问题会顽强地在不同历史语境里卷土重来，所以，历史中真正在重复的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猛虎下山》的现实书写中饱含历史沧桑：“1990年代”以自身的历史效应，卓然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不再只是一架似有若无的“浮桥”，而是在“断裂”与“漫长”之间，绵延在弱者的生命体验之中，始终期盼得到一个回答。在这个意义上，“变形”成为必要的表意策略：只有经过“变形”，“1990年代”的“断裂”才能呼之欲出；只有经受“变形”的折磨，“1990年代”的“漫长”才会行之有效。弱者之“弱”贯穿于二者之间，游弋在历史与当下的交叉地带，仿佛《哈姆雷特》中老国王的幽灵，“显灵”的时刻昭示着危机的到来与变革的需要，“1990年代”正是以此为动力，在现代性的激进与“无法终结”的矛盾中继续挺进。
结语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的结尾处写道：“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猛虎下山》中的一众人物无疑是被“命运拖着走”的人，弱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现实、历史与命运面前的被动。在“断裂”与“漫长”之间，这种被动也成为反思历史的契机。诚如赵汀阳所说：“历史需要反思的正是历史动词形成了何种历史意义或何种历史效果。”当“历史效果”内化为弱者的生命困境，对人的表现蕴蓄着对历史的反思，对历史的叩问表达着对人的悲悯。在这亦此亦彼之间，历史正义的诉求也会成为可能。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