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称呼怪得很，村里老人一口一个”李氏”，年轻人则叫她”李寡妇”。十年前她男人出去做工，说是去了外省工地，然后就没了音信。

小河村里，有个李氏。

这称呼怪得很，村里老人一口一个”李氏”，年轻人则叫她”李寡妇”。十年前她男人出去做工，说是去了外省工地，然后就没了音信。

李氏有三个娃，老大丽丽上初中时她男人就没了踪影，小的那两个，儿子建建和闺女圆圆，还在念小学。日子过得紧巴，但李氏硬是咬牙把三个娃拉扯大了。

我隔壁住着李氏的二姑，有天端着刚出锅的花生米，叹着气跟我聊起李氏的事。

“这十年，李氏是怎么熬过来的，天知道。”

二姑夹了颗花生米，一边剥皮一边说，“头几年，村里人背后都说闲话，说她男人是跟人跑了。哪有人说去外省打工，十年不回家，连个电话都不打的？”

花生米外皮上还带着泥点子，二姑也没嫌弃，剥好了塞进嘴里。

“后来她男人工友来过一趟，说是工地出事，人没了。也没个尸首，就剩顶沾血的安全帽。可没死亡证明，啥赔偿也领不到。”

李氏家对面小卖部的胖嫂子跟我抱怨过，李氏偶尔来买点东西，只买过期便宜的。塑料袋都舍不得花钱，兜里还揣着上次买东西剩下的袋子。胖嫂子念她不容易，经常多给她两根甜筒，说是促销活动，送给她家孩子。其实店里根本就没这活动。

“她眼里全是孩子，”二姑继续说，“建建上初中那年得了肺炎，她半夜三更背着去县医院，硬是等到天亮才挂上号。护士说她脸色都白了，扶她坐下，她愣说不累，让先给孩子看。”

“结果呢？”我问。

“建建住了半个月院。李氏卖了家里仅剩的几只鸡和两头猪，还是不够，又跟亲戚借了一圈。回来后，看她瘦得像根竹竿。”二姑叹了口气，“人命关天的事啊。”

李氏种了两亩地的玉米，收成不错那年能多卖点钱。剩下时间就在村里豆腐坊打零工，有时还去镇上缝纫厂帮忙。

村民们渐渐不再背后嘀咕她，反而有了几分敬意。十年如一日，她没改嫁，硬是靠自己把三个孩子拉扯大。

丽丽考上了师范，快毕业了。建建去了技校学电焊，小圆圆还在念初中。李氏的头发早已斑白，但背还是挺的，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

这一年，镇上来了个新镇长，姓王。

王镇长是回乡任职的，以前在城里当过什么局长，五十出头，媳妇早年病故了。一次下乡调研，他看见李氏在地里忙活，一身灰扑扑的衣裳，戴着顶草帽，却把那两亩地收拾得比谁家都齐整。

“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真不容易。”王镇长对村支书感叹。

村支书笑了，“那可不，她一个女人顶两个男人使。”

就这样，王镇长打听了李氏的事。过了半个月，他派人送了一筐苹果到李氏家，说是慰问困难户。李氏没收，硬是回了话：我李家不是困难户，日子虽不富裕，但也不缺这口吃的。

王镇长被这股倔劲儿打动了，又托人捎话说想登门拜访。李氏回话说家里乱，不方便，改日她去镇政府当面谢谢镇长的好意。

村支书私下跟我说，“王镇长有心思了，你看他这追人方式，跟后生小伙子似的。”

我不信，“都五十多的人了，还想这事？”

“咋不能？李氏四十刚出头，三个孩子也大了，王镇长自己一个人，寻思找个伴不是挺好？”

果然，又过了些日子，王镇长约李氏去镇上谈扶贫项目，说是想帮她在镇上豆腐坊安排个固定工作。饭桌上，王镇长旁敲侧击地问她有没有再找个伴的打算。

李氏放下筷子，“王镇长，我丈夫还没死呢。”

王镇长一愣，“可是…都十年了。”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没见着，我就还是有夫之妇。”李氏说得斩钉截铁。

我听二姑说起这事时，正帮她摘豆角。院子里的老桑树上，一只麻雀一蹦一跳的，好像在听我们说话。

“这李氏，真是犟得很。”二姑说，“王镇长条件多好啊，退休了还有那份退休金，多安稳。”

“说不定她心里还惦记着她男人呢。”我随口应道。

“哪儿呢，十年了，黄花菜都凉了。”二姑摇摇头，“再说那王镇长，人品不错，对李氏也上心，愿意接手三个孩子，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王镇长没死心。他三天两头找借口去李氏家，一会儿说检查农村改厕成果，一会儿说要了解精准扶贫落实情况。还偶尔带点城里特产，什么点心水果的。

李氏从不独自收下，老大丽丽在家就让她收着，丽丽不在家，就让建建或小圆圆收。她自己避而不见，或者敷衍地说声谢谢就去忙自己的了。

我碰见李氏去给地里的玉米锄草，就问她怎么想的。

“嫁个镇长多好啊，你这日子也能轻松点。”

她头也不抬，只顾着挥锄头，“我不缺男人。”

“你想啥呢，都十年了，早就…”我话没说完。

“我知道他还活着。”李氏突然停下手中活，看向远处，“我能感觉到。”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李氏身上的衣服打了好几个补丁，领口处有个很旧的窟窿，用不太一样的线粗糙地缝合着。那线的颜色，像是从别处拆下来的。

“我过得挺好。”她又说，接着继续锄地。

那年冬天特别冷，下了一场大雪，村里的老水井都结了冰。李氏家的炉子坏了，建建放假回来看见，二话不说就跑去县城买了个新的，还是那种节能环保型的。

“建建出息了，”二姑嘴上啃着一个又硬又冷的红薯，“在外头厂里当电焊工，工资高。”

丽丽也毕业了，在县城一所小学教书，每个月能寄点钱回来。只有小圆圆还在镇上读书，但她学习好，马上就要考高中了。

李氏的日子看起来终于有了起色，王镇长却还是常来。这事弄得村里人都看不下去了，觉得李氏太不知好歹。

“她到底在等啥？”村里谁家杀猪过年，几个妇人一边剁肉一边议论，“等她男人尸骨回来？做梦！”

然而李氏依然我行我素，对王镇长的示好不冷不热。王镇长渐渐地也明白了过来，开始疏远了一些，但还是会关照李氏家的情况。

这一年春节，李氏家破天荒摆了一桌团年饭，请了几个平时关照她的邻居，我也在受邀之列。屋里贴了崭新的春联，是丽丽写的，字迹清秀。桌上菜不多，但都是李氏自己种的蔬菜做的，色香味俱全。

饭桌上，建建兴奋地说起厂里的事，说是新接了个大订单，加班都来不及。丽丽则说学校环境好，就是孩子们调皮。小圆圆成绩更好了，已经是班里前三名。

看着这一家人，我心里为李氏高兴。她坐在那里，脸上有难得的笑容，虽然两鬓的白发更多了，但整个人看起来却年轻了几分。

饭后，李氏突然神秘地对我们说，“我要出趟远门。”

“去哪啊？”我好奇地问。

“去找他。”李氏轻声说，眼睛闪着光。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建建说：“妈，我陪你去。”

李氏摇摇头，“我自己去就行。地址我已经打听到了。”

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是城里的某个地方。

二姑知道这事后，直摇头，“傻，真是个傻婆娘。”

但我却被李氏的执着打动了。十年如一日的等待，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她？

正月十五过后，李氏真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去城里的长途车。村里人都等着看她空手而归，然后好好接受王镇长的好意。

谁知道，半个月后，李氏回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消瘦的男人。

那男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至少十岁，头发花白，脸上有道明显的疤痕，从左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跟在李氏身后，就像个听话的孩子。

“这是…老李？”村支书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李氏点点头，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是啊，是他。”

这一天，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原来，十年前老李在工地出了事故，被钢筋砸中头部，幸运的是保住了一条命，但却失去了记忆。他被送到城里一家精神康复医院，成了无名氏。这么多年，他就在那家医院当杂工，医院只管饭和住的地方，给点零花钱。

李氏是怎么找到他的？原来是丽丽在县城教书，认识了一个来自城里的同事，无意中听说了城里那家医院有个失忆的杂工，十年如一日地每天望着远方。丽丽回家告诉了李氏，李氏便决定去看看。

“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李氏后来告诉我，眼里含着泪，“虽然他变了样子，但那双手，那是缝过我衣服的手啊。”

老李还没恢复记忆，但医生说情况比以前好多了。他认识李氏，虽然不记得她是谁，但感到熟悉和安心。他乖乖地跟着李氏回了家，见到三个孩子时，眼里闪过一丝困惑，却也没有排斥。

王镇长知道这事后，第一时间送来了慰问金和一封介绍信，说是帮老李联系了县医院的神经科专家，希望能帮他恢复记忆。

李氏破天荒地收下了这份好意，甚至亲自送了一篮自家种的蔬菜到镇政府，当面谢过王镇长。

二姑在自家院子里啃着瓜子，看着对面李家，叹了口气，“老天爷还真长眼，这李氏的福气也是没谁了。”

我笑着接话，“这哪是什么福气，分明是她自己挣来的。”

老李回来后，李氏家的生活有了微妙的变化。虽然老李还不能干重活，但他会默默地跟着李氏，帮她提水、劈柴，偶尔还会修修补补家里的东西。

有一天，我去李氏家送刚摘的豆角，看见老李在院子里，怀里抱着一只破旧的木箱子，正小心翼翼地擦拭。李氏在一旁看着，眼里满是温柔。

“那是啥？”我好奇地问。

“不知道，”李氏摇摇头，“他回来那天就带着这个，从不离身。医生说可能跟他的记忆有关，别勉强他。”

老李把箱子打开，里面是一堆看似杂乱的物品：一块旧手表，一张发黄的全家福，几张手写的纸条，还有一条绣着花的手帕。

李氏从没看过这些东西，但她说，那张全家福是他们结婚时照的，只是老李的脸已经模糊不清了。而那手帕，是她出嫁时带的嫁妆，上面的绣花是她亲手做的。

“他还记得，”李氏轻声说，眼里闪着泪光，“他的心里还有我们。”

后来，老李偶尔会有短暂的清醒，能叫出丽丽的名字，知道建建喜欢吃什么，甚至能给小圆圆编辫子，就像十年前常做的那样。他还会在夜深人静时，拿出那只木箱子，一件一件地抚摸里面的物品，好像在寻找什么。

有天半夜，李氏被一阵响动惊醒，发现老李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条手帕，泪流满面。

“这是你的，对吗？”他问李氏，声音颤抖。

李氏点点头，心跳如鼓。

“我记得…你绣这个时，扎破了手指。我帮你吸血。”老李慢慢地说，眼神逐渐清明。

那一刻，李氏知道，她等了十年的人，真的回来了。

如今，老李的记忆还在慢慢恢复中。他已经能认出村里的许多人，会帮着李氏种地，偶尔还能回忆起一些过去的事。医生说，这是个奇迹。

王镇长仍然关照着李氏一家，但已经没了其他心思。倒是镇上来了个新来的女会计，听说跟王镇长走得挺近的。

李氏常说，“人这一辈子啊，有些事，认准了就别放手。”

二姑笑她，“你这是运气好。”

李氏却摇摇头，“不是运气，是心诚则灵。我就知道他会回来的。”

我经常看见李氏和老李在田间劳作，两人慢慢地走，说着话。有时老李会突然停下来，皱着眉头努力回忆什么，李氏就站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从不催促。

建建说要在县城盖新房子，接父母过去住。丽丽也打算结婚了，对象是同一所学校的语文老师。小圆圆更是争气，考上了重点高中。这一家人，终于迎来了好日子。

有天黄昏，我从地里回来，远远看见李氏家门口的老槐树下，老李正笨拙地用小刀削着什么，李氏在一旁择菜。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村口的大喇叭正播放着过时的老歌，风把歌声吹得断断续续的。老槐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欢快地叫着，好像在庆祝什么。

我忽然明白，李氏这十年的等待，不是傻，而是一种信念。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能有这样的执着，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品质。

李氏常说的那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是冷酷，而是她对爱情最朴素的理解和坚守。

回到家，我看见桌上还放着那盘二姑给的花生米，有几颗已经发芽了，绿油油的芽尖正朝上生长，固执地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