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美国全面加征关税政策落地，瞬间成为全球经济领域焦点。这一政策的背后，是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降低贸易逆差、增加国内就业的核心诉求。此前美国一系列贸易对抗政策虽促使供应链转移，但逆差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此次普遍关税政策便是其进一步的尝试。在深入探讨应对之策前，有

近期，美国全面加征关税政策落地，瞬间成为全球经济领域焦点。这一政策的背后，是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降低贸易逆差、增加国内就业的核心诉求。此前美国一系列贸易对抗政策虽促使供应链转移，但逆差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此次普遍关税政策便是其进一步的尝试。在深入探讨应对之策前，有必要先回溯经济理论中关于顺差逆差的观点演变。

重商主义时期，人们坚信顺差能带来贵金属流入，进而积累国家财富，所以极力倡导创造顺差。然而，古典经济学对这一观点发起挑战，指出货币不等同于财富，具体的产品、服务以及生产能力才是财富的真正内涵。古典经济学基于货币中性假设，认为货币仅仅是交易媒介，与财富生产并无关联。

凯恩斯则对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假设提出质疑。他在《货币利息就业通论》中指出，货币并非中性，发货币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拉动GDP和生产。

凯恩斯以古代国家为例，那时以贵金属为货币，经济衰退时，增加顺差以流入更多贵金属，可增加国内货币量、降低利率，进而刺激经济。所以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里，货币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顺差可积累此类资源，逆差则相反。

从生产视角看，货币如同古代驱使人们修长城的“鞭子”，是一种“驱役资源”，在现代社会，需求支出和货币一样，能拉动经济增长。不过，需求拉动生产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产能利用率尚未饱和。在通缩型经济衰退中，这种拉动作用显著；但当产能利用率已打满，需求刺激只会引发通胀。

在产能利用率未饱和的情况下，顺差实际上意味着逆差国在助力顺差国刺激经济。美国过去20年的巨额贸易逆差，就相当于向国外输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资源，这也是美国部分人认为自身在贸易中吃亏的重要逻辑依据。

苏联解体后，美国凭借强大实力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交换的“平台国家”。美国的影响力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但维持这一“平台国家”地位，美国付出了高昂代价。

军事方面，庞大的军事体系需要持续高额的财政投入，这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巨大开支。在货币与结算体系上，为维持美元霸权，美国必须保持长期逆差以输出美元，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美国政府是蓄意通过逆差维持美元地位，但这种情况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政治家对逆差问题放松了警惕。

外交层面，美国为维持其全球影响力，常常默许给予其他国家较为优惠的贸易条件，以经济资源换取政治上的联合，例如对欧洲明知其设置非关税壁垒形成顺差，却因盟友关系而长期容忍。

然而，美国在这一模式中的收益并不理想。表面上，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拥有全球影响力，但实际上真正受益的主要是全球精英阶层，美国本土的中下层民众并没有从这种模式中获得太多好处。长期的贸易逆差等问题逐渐积累，最终促使特朗普上台试图扭转局面，其中制造业回迁是关键举措之一。

但制造业回迁困难重重。首先，部分产业转移多年，熟练工人大量断档。其次，制造业产业链配套极其复杂，存在诸多承担特殊功能的供应商和工业个体户，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复杂程度极高。

再者，美国面临着环保及其他政治隐性成本的压力，例如一些对环境有污染、对工人身体有害的工作岗位难以开展，同时美国政治资源固化，新政治家需要借助社会矛盾获取选举资本，这进一步增加了制造业回迁的难度。

所以，即便面临中美贸易战等情况，欧美资本也多选择将产业链转移至东南亚国家，而非回迁本国。

如今，全球各国已清楚认识到美国将退出为他国提供经济刺激和需求拉动资源的贸易角色。在古代，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外贸政策往往紧密相连，缺乏自主选择空间。但现代国家在经济调控上拥有更多可能性。

从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左右（接近世界银行公布的发达国家人均GDP最低门槛）时，容易出现产能利用率不足、陷入通缩型经济危机或衰退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首次跨过该门槛的国家，在宏观政策制定上缺乏经验，以往更多面临产能不足和通胀问题，对防通胀的警惕性高于防通缩。

美国撤出全球需求刺激资源，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虽大，但并非无法应对。受到影响的主要是产能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只需增加新的需求和支出，就能有效对冲风险。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来自大规模内需刺激所面临的政治阻力，因为这会导致政府负债率和赤字水平上升，而民众通常对政府负债增加持谨慎态度。但在一些特殊时期，如战争、金融危机、疫情等极端外部冲击出现时，政治阻力和舆论压力会显著减小，为经济刺激创造有利条件。

以中国为例，如果3000亿美元的对美顺差全部消失，约2万亿人民币的需求缺口，通过提高约1.5%的GDP赤字率就能够进行对冲。如果能抓住政治阻力小的窗口期，加大需求刺激力度，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比如在疫情期间，日本和美国通过提高政府负债率，成功实现了经济的一定调整，日本借此走出了长达30年的通缩困境。

当前，对于全球产能发达的国家而言，是一个以内需刺激资源替代美国外需刺激资源的绝佳历史机遇。过去依赖美国需求刺激存在诸多风险，例如大量外汇储备面临美元贬值的威胁，所以即便没有特朗普加征关税，各国也需要寻求降低美元金融风险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中国，欧洲在内需刺激调整方面的态度转变更为显著。中国一直有着向内需刺激转型的意愿，而欧洲，特别是德国，此前在财政货币刺激方面态度保守。

但此次受关税问题、俄乌战争以及美国对欧洲军事防卫态度转变等多种因素影响，欧洲开始转向增加内部刺激的政策路线。这一转变极有可能带动欧洲股市上涨，甚至推动房价上升，对于寻求多元化资产配置的投资者来说，欧洲已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新方向。

美国关税政策落地后，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各国需要积极探索新的经济发展路径，把握新机遇，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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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