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不小心摔断了腿，我立刻收拾行李，搭了最早的一班绿皮火车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城。一路上，火车的轮子＂哐当哐当＂敲打着铁轨，像是在敲打我焦躁的心。

＂你竟然把你妈也接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站在母亲家的客厅里，望着弟媳古怪的笑容，心里的火＂蹭＂地一下就起来了。

我叫周淑华，是北京一所中学退休的语文教师。那年已是一九九八年，下岗潮席卷全国，唯独我们这些吃＂公家饭＂的教师还算安稳。

那天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不小心摔断了腿，我立刻收拾行李，搭了最早的一班绿皮火车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城。一路上，火车的轮子＂哐当哐当＂敲打着铁轨，像是在敲打我焦躁的心。

列车员推着小车卖盒饭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母亲总会在我和弟弟放学回家时，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和几样简单的小菜。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父亲的工资只够糊口，母亲就在附近的纺织厂做临时工，起早贪黑，从不叫苦。

火车到站时已是傍晚，小城的天空飘着细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息和路边小摊的油烟味。我打了辆＂面的＂，司机是个健谈的中年人，边开车边问：＂是回家探亲的吧？＂

＂嗯，我妈生病了。＂我简短地回答，目光却被窗外变化的城市景象吸引——曾经熟悉的老厂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新建的商品房。时代在变，唯有亲情永远是那颗悬在心头的明灯。

母亲住的还是那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楼房，没有电梯，五层的红砖楼，走廊上晾着各家的衣服，空气中飘着饭菜香和老旧楼道特有的霉味。我一口气爬上四楼，掏出钥匙开门，映入眼帘的是昏暗的客厅和空气中浓重的药味。

母亲躺在卧室的老木床上，脸色蜡黄，腿上打着石膏，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的水早已凉透。房间里那盏泛黄的白炽灯，照出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

＂妈，您这是多久没人来看了？＂我一边往暖瓶里倒开水一边心疼地问。

母亲轻轻摇头，苍老的手抚平被角：＂他们也忙，桂花单位上事多，你弟又要招呼小买卖...＂

我这才注意到，母亲的床头摆着一个泛黄的老式收音机，正断断续续地播放着评书。这是父亲生前最爱听的那台＂红灯牌＂，天线用铝箔纸包着，增强信号。父亲五年前因肺病去世，母亲就靠这台收音机解闷。

＂收音机还能用呢？＂我试着转动旋钮，沙沙的电流声中传来一段《三国演义》。

母亲眼睛一亮：＂你爸生前最爱听这个了，我听着，就觉得他还在身边。＂

简单收拾了一下房间，我去厨房准备晚饭，冰箱里只有半棵白菜和几个土豆，看样子弟弟弟媳很久没来添置东西了。灶台上的搪瓷缸里泡着几根发黄的葱，炒菜的铁锅边缘已经锈迹斑斑。

那天晚上，我煮了一锅白米粥，切了些咸菜下饭。母亲只舀了小半碗，看着我说：＂华啊，你一个人从北京跑来，辛苦了。＂

＂妈，您养我这么大，这点事算什么。＂我握住母亲粗糙的手，突然发现她的手腕瘦得只剩下骨头，指甲长而没有修剪，手背上的青筋像树根一样突起。

当晚，我就在电话里和丈夫商量，决定请个保姆来照顾母亲。九十年代末的小城，找个保姆不难，难的是找个靠谱的。丈夫在电话那头叹气：＂你就安心在那边照顾阿姨吧，家里有我呢。＂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母亲的医保本和病历去医院复查。八十年代建的人民医院还是老样子，走廊里挤满了病人，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排队等候的时间里，我听着周围病人家属的交谈，不少都是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在争执。

＂大姐，这事让我来安排吧。＂第三天，弟弟周淑明终于现身，带着弟媳桂花。弟媳听说我要请保姆，连忙表示自己有熟人。她穿着一件鲜亮的红色夹克，头发烫得卷卷的，手上戴着一枚金戒指，跟这老旧的房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弟弟瘦高个，穿着一件褪色的旧牛仔裤，头顶已经有些谢顶，眼睛下面有两个黑眼圈。他在城郊开了个小建材店，生意不冷不热，整天为了柴米油盐发愁。

两天后，一位姓赵的阿姨来了，五十出头，头发挽成一个髻，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她看上去踏实肯干，第一天就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用母亲的旧蒲扇给她扇风消暑。

我本打算安顿好一切再回北京，哪知第三天一早，刚煮好小米粥，弟媳居然把她那瘫痪多年的母亲也用三轮车推了过来。那三轮车是当地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后座上铺着一条褪色的棉被，弟媳的母亲杨兰花躺在上面，面容憔悴，目光呆滞。

＂反正都是请人照顾，两位老人家一起照顾不费事。＂弟媳笑呵呵地说，眼睛却不敢直视我。她手上拎着一个花布包袱，里面装着她母亲的衣物和药品。包袱上的补丁叠着补丁，是那种七十年代常见的蓝底白花布。

＂弟媳妇，你这算盘打得可真精！＂我心里暗暗生气，但看了看母亲关切的眼神，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我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棵父亲亲手栽下的石榴树，今年结的果子格外红。想当年父亲还在时，这个家多热闹啊。每到周末，一家人坐在树下的石桌旁吃饭，电视机里放着《今日说法》或者《焦点访谈》，父亲总会发表一番见解。

如今树在，人却已经不在了，只剩下我们这些晚辈算计来算计去。石榴树的枝干上挂着一串红灯笼，那是去年春节母亲挂上去的，现在灯笼已经褪色，边缘还沾着一层灰尘。

接下来的日子，我留了下来，观察保姆赵阿姨的工作。很快我发现了问题——赵阿姨的工作量几乎翻了一倍，却工资不变；而更可气的是，弟媳每天来＂探望＂，表面关心备至，实际上却在暗中安排各种家务让我母亲做，哪怕她腿上还打着石膏。

有天早上，我起得很早，看见母亲忍着疼痛，拄着拐杖去厨房熬粥。窗外才蒙蒙亮，院子里传来小贩的吆喝声：＂新鲜豆腐嘞，刚出锅的豆腐脑！＂

＂妈，您这是干啥呢？＂我连忙接过她手中的铝锅。

母亲叹了口气：＂桂花她妈胃口不好，医生说要吃些清淡的，我熬点小米南瓜粥给她。＂

＂妈，您安心养伤，别的事不用您操心。＂我一边帮母亲掖好被角，一边生气地说。老式木床上铺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床单，是母亲自己缝制的，上面还有几处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

母亲握住我的手，眼眶红了：＂华啊，你弟家也不容易。桂花她妈这病拖了这么多年，听说花了不少钱...我这把年纪了，能帮就帮一把吧。＂

母亲的善良让我心疼，却也让我更加恼火。我开始留意弟弟家的情况，借口给母亲收拾东西，在翻看她的存折时，发现这几年的养老金有许多不明支出。母亲的养老金虽然不多，每月只有八百多元，但她一向节俭，按理说应该有不少积蓄。

我找来母亲平日记账的小本子，那是一本带着岁月痕迹的小册子，封面已经磨损，上面用钢笔写着＂家庭收支＂四个工整的字。小本子里记录着每一笔支出，母亲那一代人的习惯，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一项项对照下来，我终于发现弟媳长期挪用母亲的钱给她自己母亲治病。有时是以＂买药＂的名义取走两百，有时是以＂缴水电＂的借口拿走三百，实际上这些钱都用在了杨兰花的治疗上。

晚上，我坐在母亲床边，看着她熟睡的面容。台灯的光线映在她脸上，岁月的痕迹清晰可见。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那是父亲六十大寿时照的，照片中父亲站在中间，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

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咱家人再穷，也不能穷了良心。＂他是老一辈工人，虽然读书不多，但做人的道理却懂得清楚。每逢春节，即使家里紧巴巴的，他也会拿出部分工资，买些糖果给邻居家的孩子们分享。

第二天，我特意去了弟弟的建材店。那是城郊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门口堆着水泥袋和砖块，墙上贴着几张褪色的瓷砖样品。弟弟正在和一个工地的包工头讨价还价，见我来了，忙不迭地招呼我进里屋喝茶。

里屋简陋得很，一张旧办公桌，上面堆满了订货单和账本，墙角放着一台小电视，正播放着当地的新闻。茶几上摆着一个搪瓷杯，里面泡着几片茶叶，已经冷了。

＂姐，你怎么来了？妈那边有事？＂弟弟搓着手，神色有些紧张。

＂淑明，咱们兄妹俩敞开说吧。＂我把事情和盘托出，＂妈的钱这些年是不是都给桂花她妈治病了？＂

弟弟的脸一下子垮了，像霜打的茄子，眼睛里噙着泪水：＂姐，你不知道，这些年日子多难过。建材店赊账的多，现钱少，桂花她妈又病得越来越重...＂

他顿了顿，声音哽咽：＂但我知道不对，一直想着等生意好起来就还给妈，可这一拖就是几年。＂

我看着弟弟满头的白发和憔悴的面容，心里的怒火渐渐消了一些。他终究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他总是把自己的糖果分一半给我，记得他高考落榜后在屋里偷偷哭泣的样子。

＂淑明，你应该和我商量，而不是背着我们偷偷挪用妈的钱。＂我叹了口气，＂妈一辈子勤俭持家，就是为了不给我们添负担。＂

＂姐，我错了...＂弟弟低着头，肩膀抽动着。

回到母亲家，我决定召开一次家庭会议。那个周日的午后，阳光斜斜地投进窗户，照在墙上那张全家福上。弟弟周淑明和弟媳桂花坐在母亲家的八仙桌旁，脸色各异。母亲坐在藤椅上，一言不发，手里握着那条我从北京带来的围巾，指节发白。

八仙桌是红木的，已经有些年头，桌面上还有几处茶杯留下的圆圈痕迹。这张桌子见证了多少家庭聚餐和争执啊。记得八十年代初，每到过年，全家人都会围坐在这张桌子旁包饺子，电视里放着春晚，屋子里充满欢声笑语。

＂桂花，这些年你从妈的养老金里拿了多少钱？＂我直截了当地问。

桂花的脸一下子白了，低着头不说话。她穿着一件浅绿色的开衫，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弟弟涨红了脸：＂姐，什么意思啊？＂

＂存折和记账本都在这儿。＂我把证据摆在桌上，那本旧存折和记账小本并排放着，像两个无声的控诉者。

＂妈这些年省吃俭用，连医药费都舍不得花，钱却不知去向。现在我明白了，不只是钱的问题，你们连保姆都要算计，一个人的工钱照顾两个老人，还要我妈帮忙。＂我的声音中带着压抑的怒火。

桌上的老式座钟＂嘀嗒嘀嗒＂响着，像是在为这尴尬的沉默打拍子。那是父亲当年在厂里评为先进工作者时得到的奖品，走了二十多年，从不出错。

＂我...＂桂花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像断了线的珠子，＂我妈那病，你又不是不知道，医药费一年比一年贵...去年光住院就花了五千多。＂

＂那你该和我们商量，而不是偷偷拿妈的钱！＂我的声音不自觉提高了。

＂姐！＂弟弟站了起来，眼睛里全是血丝，衬衫领口都被汗水浸湿了，＂这些年我夹在中间，你知道我多难做吗？妈是我妈，丈母娘也是我应该赡养的，你在北京生活得好，哪明白我们这些人的难处？＂

弟弟的话像一把尖刀，扎在我心口。确实，我在北京当了一辈子教师，丈夫在机关工作，生活稳定，很少为钱发愁。而弟弟这些年在小城市打拼，受过的苦我不是不知道。

＂你们北京人住着楼房，开着轿车，嫌我们穷人家掰扯这些小钱？＂桂花突然站起来，声音提高了八度，眼睛里满是委屈和不甘。

＂桂花！＂弟弟厉声喝止了她，然后转向我，＂姐，我们错了，但你也得体谅我们的难处啊。＂

屋子里一时安静下来，只听得见墙上挂钟＂嘀嗒嘀嗒＂的声音。那是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只老式挂钟，走了三十多年，从不快也不慢。

挂钟旁边的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老照片，有父亲穿着军装的英姿，有母亲年轻时戴着白色护士帽的模样，还有我和弟弟小时候在公园里骑旋转木马的合影。时光荏苒，这些照片见证了我们一家人的喜怒哀乐。

母亲突然开口了：＂别吵了，都是我的孩子。华啊，你弟弟也不容易，桂花她妈病了这么多年，家里确实困难。＂

母亲的声音虽然低沉，却透着一股坚定。她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那条围巾，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淑华，你记不记得，你上大学那年，家里连学费都凑不齐，是你弟弟把自己存了两年的零花钱都拿出来了。＂母亲轻声说着，目光投向窗外，似乎在回忆往事。

我愣住了。确实，那是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北师大，全家人都高兴坏了，可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大问题。弟弟那时才十四岁，却把自己攒下来准备买自行车的钱全都给了我。他扬着稚嫩的脸，骄傲地说：＂姐，你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大学教授！＂

看着母亲饱经风霜的脸，我心里的怒火渐渐平息。我想起了小时候，每当我和弟弟争抢玩具打架，母亲总会耐心地教导我们要互相谅解。如今我们都已两鬓斑白，却还在为这些事争执不休。

窗外，一群麻雀在石榴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阵风吹过，老旧的窗框发出＂吱呀＂的声响，像是在叹息。

＂这样吧，＂我深吸一口气，＂我在隔壁租一间房子，两位老人各请一位保姆照顾。桂花，以后有困难直说，不要再暗地里做这些事。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桂花擦干眼泪，点点头：＂姐，对不起...我不该瞒着你们。＂

弟弟的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光芒，声音哽咽：＂姐，这些年你在北京，照顾不了妈，我却没照顾好...我有愧啊。＂

＂咱爸生前常说，兄弟姐妹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拍拍弟弟的肩膀，＂以后咱们多商量，一起想办法。＂

就这样，我多留了一个月，把两位老人的照顾安排妥当。我在母亲家附近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把弟媳的母亲安置在那里，又找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阿姨照顾。房租和两位保姆的工资，我和弟弟平摊，每月定期打入母亲的账户，由我远程监督使用情况。

我还和弟弟一起整理了家里的财务状况，规定了每月的赡养费用途和记账方式。弟弟的建材店最近接了个不错的工程，情况正在好转。我告诉他，北京那边我每月可以寄些钱回来，但前提是一切要公开透明。

临走前的那个傍晚，我和母亲坐在石榴树下聊天。夕阳的余晖洒在她银白的头发上，为她增添了一层金色的光环。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老式衬衫，手里拿着那本记账的小本子，一笔一笔地记录着当天的支出。

＂妈，您这本子用了多少年了？＂我问道。

＂从你爸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记了，＂母亲温柔地笑了，＂那时候日子苦，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我翻了翻那本子，发现最早的记录追溯到一九七零年，父亲工厂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工资36.5元，伙食费12元，交通费2元，给华华买书1.5元...＂字迹工整，一笔一画都写得认真。

＂妈，您辛苦了一辈子。＂我握住母亲的手，感受着那双手上的每一道皱纹和老茧。

＂傻孩子，＂母亲笑着摇摇头，＂为儿女操心是做父母的本分。我只希望你们兄妹俩能和睦相处，互相帮衬。＂

临走前，我拜托了几个老街坊经常来看看母亲，还和弟弟约定每周通一次电话汇报情况。坐上返回北京的列车时，我透过车窗看到站台上母亲和弟弟依依不舍的身影，母亲的手帕一直挥到列车消失在视线尽头。

半年后的中秋节，我又回到了老家。火车站还是那个火车站，只是站前广场修建了一个小型喷泉，周围种满了月季花。出站口新开了几家连锁超市，路边的老式公用电话亭已经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小广告和海报。

出乎意料的是，母亲的腿已经完全康复，每天还会搀扶着弟媳的母亲在小区花园里散步。两位老人竟成了忘年交，常常坐在石榴树下下象棋，一个教一个学，倒也其乐融融。

那天下午，我在厨房帮母亲择菜，看到厨房窗台上摆了两盆绿油油的小葱，旁边还有一盆新栽的薄荷。母亲告诉我，这些都是杨兰花教她种的，说是在家里种点绿植，看着心情好。

＂小花她妈这人挺有意思，＂母亲笑着说，用小花来称呼弟媳桂花，是她一贯的习惯，＂她以前是乡下的，懂得不少农活，教我种了不少菜。＂

杨兰花虽然身体不好，但精神状态却比半年前好多了。她坐在轮椅上，手里编着一个草编的小篮子，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原来她以前在农村时就擅长草编，这项手艺现在成了她打发时间的好方式，还能卖出去赚点零花钱。

那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月饼赏月。弟媳主动给我倒茶，眼神中满是感激。她换了个发型，不再烫那么夸张的卷发，整个人看起来朴实了许多。

餐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有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有一盘母亲亲手做的酱萝卜。这些都是老家的家常菜，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弟弟拿出珍藏的老酒，给我和他各倒了一杯。

＂姐，这些年多亏你。＂弟弟举杯，眼中有泪光闪动。他比半年前胖了些，神色也不那么憔悴了，看来生意确实好转。

我摇摇头，看向院子里那棵挂满果实的石榴树。父亲曾经说过，石榴籽多，象征着子孙满堂，团团圆圆。如今虽然他不在了，但这份家人之间的牵绊却一直延续着。

夜空中的月亮圆圆的，洒下一片清辉。屋外的小院里，两位老人坐在石凳上，借着月光下着象棋。母亲的笑声清脆如银铃，杨兰花则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谁能想到，半年前还剑拔弩张的两家人，如今竟能如此和睦。

月光下，两位老人的笑声从院子里传来。母亲正笑着数弟媳母亲输给她的纸片，那是她们象棋对战的记分牌。我忽然觉得，人生在世，不就是这样吗？有争执，有矛盾，但最终还是血浓于水。

正如墙上那张泛黄的全家福所见证的，时光流转，我们都已不再年轻，但亲情的纽带却永远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拿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这是母亲亲手泡的茉莉花茶，香气悠长。窗外，虫鸣声和两位老人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首和谐的乐曲。

＂来年春天，咱们一起去看花。＂我对屋子里的所有人说。这句简单的承诺，却包含了无限的期待和温情。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