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深秋，吴淞口江面雪浪排空。一艘小木船正搏风击浪逆水而行。船舱里停放着一口黑漆棺材，棺前放着嵌有死者遗像的镜框,那张神貌纤毫毕现的长方脸上，浓眉紧锁，目光冷峻，表情庄严,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觉，看上去40来岁，确是精明有度；而那梳理如常的头式,简朴整洁的

1949年深秋，吴淞口江面雪浪排空。一艘小木船正搏风击浪逆水而行。船舱里停放着一口黑漆棺材，棺前放着嵌有死者遗像的镜框,那张神貌纤毫毕现的长方脸上，浓眉紧锁，目光冷峻，表情庄严,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觉，看上去40来岁，确是精明有度；而那梳理如常的头式,简朴整洁的中山装上衣，又让人看不出他曾身居高位的蛛丝马迹。

如果不是他自己用生命写下一段历史，谁也不会想到他是疆场上使过刀枪，会场上口著悬河，文坛上龙飞蛇走，吃淮安玉米面，饮黄河水长大的男子汉。

他还曾是孙中山亲手创办的黄埔军校里的高材生，后来受到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器重，他

一枪打响了苏北平原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出席过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回国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农委书记、军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红十五军军长等要职，革命业绩何等辉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是同一个他，在遭叛徒出卖后，也背叛了组织，出卖了同志，彻底投到蒋介石怀抱，倍受重用，和陈立夫、蒋经国、徐恩曾比肩而坐，也与李宗仁、冯玉祥来往甚笃。

他，就是陈治平。

蒋介石1927 年发动4.12政变后，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指派他的小同乡陈治平回到淮安家乡组织暴动。

12月28日淮安钦工镇逢大集，镇北圩门外，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四方农民汇聚而来，一派威武热闹的景象。

“农民弟兄们，农卫军战友们”陈治平用威严的目光扫遍全场，“蒋介石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害得我们贫雇农上不能奉老，下不能养小,活得不如猪狗。你们说，该怎么办?”

“抗捐!抗租!抗债!”台下山呼海啸。

“对，只要天下穷人一条心,紧紧跟着共产党、参加农会拿起枪,就有希望和力量。"话说到此，只见陈治平嗖地从腋下抽出一面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来略略展开，便猛地用力一扯，只听“吱”地一声脆响，旗子成了两片,紧接着又是几下,便成了碎片,又展开一面红旗，套在一根竹竿上高高举起，左右摆动，大家望着斧头镰刀旗，会场上卷起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一场轰轰烈烈、色彩斑斓的农民武装暴动在准海平原的原野上爆发了。横沟寺学校上空高高飘扬起中国共产党党旗，大门两侧贴出两幅纸牌——“淮安县苏维埃政府”“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

一千多名暴动队员臂戴红袖标，手持各式武器,冒着风雪分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破坏交通,到地主家中收枪枝、烧田契分粮食......

暴动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国民党淮安县政府集中常备队的八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队倾巢而出，还邀来正规军营，前来镇压。双方在风雪中展开了一场恶战......

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陈治平在苏北导演的这出历史活剧恰好与当时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遥相呼应。

1928年5月，陈治平回上海不久。党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同意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与会者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142人，有表决权的代表81人。

共产国际邀请名单中虽有陈独秀，但陈拒绝出席；毛泽东、朱德又不在被邀名单之中，令不少党员诧异。陈治平则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代表，赴莫斯科出席会议。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六大”会上，陈治平曾于6月25日的“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议程中发言。他对大会分析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判断，对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倾向的判断，对当前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新的革命高潮将不可避免的观点感到由衷拥护。

会后，他回到了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在何孟雄领导下继续从事苏北农运联络工作。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白区工作应特别注意隐蔽，党的领导者一定要有职业掩护。这一时期，陈治平先后当过码头运输工、纱厂打杂工，穿着破旧的对襟短衫，黑胶底布鞋，生活在最底层的工人群众之中。

一天，河南籍运沙工张荣达上班后不住唉声叹气，休息时.陈治平把他拉到一旁：“兄弟，莫不是家里有了难处？缺钱？还是啥的？”对方摇了摇头，不回答。

原来张荣达妻子半年前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夫妻俩搭了个草棚住在浦东江边。妻子虽说不识字，可长得俊丽，被包工头张大麻子奸污了。事发后，张妻要寻死跳江，张荣达窝了一肚子气。

陈治平知道实情后，找到张荣达安慰他说：“兄弟，这件事你不要声张，我自有妙计，眼下你要多劝慰自己老婆，万事处处小心。”

一天晚上，张大麻子再次窜进了张荣达的小草棚。

“谁呀？”这是张荣达老婆的声音。

“妹子，不要声张，是我。”

“不许声张！”一道手电简强光直照在张大麻子的脸上，他自知中了计，正要转身逃脱，雨点般的拳头已劈头盖脸打来，继而一条毛巾塞到了嘴里，几个大汉像捆猪一样将张大麻子装进麻袋中，趁着黑夜，抬上一条小木船，又绑上块大条石，扔进了滔滔黄浦江。

1929年春夏之交，陈治平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遺，以省委巡视委员身份来到徐州，整顿中共徐海蚌特委。

这年10月，贾汪煤矿工人因资方拖欠矿工四个月工资，产业工会多次交涉无效，便派百多名纠察队将准备逃跑的矿场经理李剑池寓所团团围住，并通电全国，举行全矿大罢工。资方被迫答应工人要求，罢工取得胜利，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大闹铁道门”事件。

此时，蒋桂军阀正为争夺中原磨刀雷霍，而江南红军在毛、朱率领下进军赣南、闽西，发展人民武装，扩大革命根据地。

鉴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这年11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恢复中共徐海蚌特委，陈治平任书记，陈力真、孔子寿、孙叔平等为委员。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决定“凡有一一兵一枪一弹”“皆要起来暴动”，而中共江苏省委则发出了“一个人也要暴动…，没有一杆枪也要派师长”的命令。

陈治平受命组建红十五军之后，便积极到萧县、永城、砀山、丰县、铜山、宿迁、泗阳、睢宁诸地活动。

陈治平为组建红十五军，利用敌人中原大战之间隙，发展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如第一师在萧县组建，成立了师独立营，在攻占黄口车站时，歼敌一个连，缴获长短枪200支。

陈治平为扩编红十五军曾亲自去鲁南抱犊山争取鲁南土匪头子刘桂堂（外号刘黑七），结果，

刘不同意我党派干部进去，陈治平只得悻悻而归。

在组军暴动之时，陈治平对上级的“左”的指示便有抵牾。他与陈力真等人的谈话时动情地说：“武装割据应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首先展开，而在敌人心脏要害地区、交通枢纽地带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接着，他以手指着脚下说：“老蒋几次三番坐镇徐州，又把他嫡系第一军安插在这里，我们稍有风吹草动，他便了如指学，创建红十五军难呐。”

年底，陈治平奉调回上海，任江苏省委农运书记、军委书记。

1932年秋，陈治平奉中共中央之命，接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此时开封市委书记已叛变，陈治平一到任就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并立即解往武汉行辕。

陈治平被关押在武汉警备区一所楼房里。起初，他抱定必死决心，只求早日结束生命。可是，来到武汉以行、他惊奇地发现，无论吃、住，都很优厚。

“哼，想以此软化我，办不到！”在陈治平自我鼓励革命斗志的同时，在他的心里还回荡着另一种声音：“淑媛到开封了吗？

她知道我被捕么？”陈治平一想到妻子，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心急如焚、焦躁不安的神情。

如何处置陈治平，蒋介石召来戴笠，要让戴笠先拿个意见。

戴笠略作思考道：“校长，陈治平活动能力很强，搞暴动，搞工运，搞军事，搞党务，都是好手，对党国威胁甚大，从这个角度看，杀他以绝后患，恐不为过；不过，此人是黄埔生，在高级训练班受到训导，如他能自首，为我所用是最好，实现校长以匪治匪方针的…”

“今天下午我就以师生之礼接见陈治平，到时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蒋介石对戴笠吩咐道。

下午二时半，蒋介石身着长衫，双手背后，立在窗前，见陈治平进屋，笑着说：“你就是治平吧？”

陈治平不率术亢地举起两目望了一眼蒋介石，没作任何回答。

“你是黄埔几期的呀？”主人机敏地改换了话题。

陈治平迟疑了一会回答道：“三期的。”

“哦，很好，很好。既然是黄埔出身，我们就是一家人嘛。”

“雨农，你们过去相识吗？”蒋介石转问戴笠。

“在校见过面，不算很熟。”其实戴笠是黄埔五期生，在校时根本不可能认识陈治平

蒋介石显得欣赏的样子，接着发表一串“宏论”：他要象对待戴笠一样重用陈治平。他媭陈治平看清当今大势，共产党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你们搞起义，搞农民暴动，如今有何结果？至于你们共产党内部自相残杀，你比我更清楚。这两年你们在赣西南、闽西地方，乃至在红军里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无辜杀了多少人？对这些你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就不该认真反思？

蒋介石的一席话，从几个方面向陈治平的思想薄弱处发起了猛攻，确也震动了听者的心旌。但陈治平最后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校长的训示自成道理，但治平乃共产党员，对此恕我不能领受。”

“希望你认真考虑我的话，有什么想法，可以多和雨农谈谈。”

陈治平几十天的日思夜虑，时而条清缕晰，时而乱麻一团，时而-一片空白。他从未感受到在生死十字路门上的举步是如此维艰；于此同时，陈治平的头脑里再度重复着一个问题：我不是少年立志，要以解放人类为已任么！而眼前境遇，当如何处置才符合信仰初衷呢？

陈治平在思想斗争中，党内那些消极因素一无可讳言，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上半叶，中共中央的“不稳定”、“不成熟”的确招致-一系列路线、方针上的严重失误。

这一切渐渐地促使陈治平从心底深处回味起蒋介石的谈话：共产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谁更能救中国？

生与死和政治信仰像两条无形的皮鞭不时地在抽打着陈治平的灵魂，同时，他也在拼命操纵这两根“鞭子”，为自己的下一步开辟道路。

既然国共两党都称自己为国为民，而从两党力量消长来看，前者比后者更有前景，我陈治平何不留下几尺身躯，继续施展抱负呢？

就这样，陈治平找到了一种妥协、一种平衡、一种安慰、一种解脱。他，终于向右跨出沉重的一步，走到青天白日的旗帜下。

后来，在写不写公开发表的自首书一事上，又进行了一番周旋，直至12月初，还是陈治平作了屈服，他写的自首书公开见诸报端。

人生有时是个难解的不定方程式。昔日出生入死率领群众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不息的“英雄”，今朝一经叛变，心灵像着了魔似的爆发了雪崩和塌方，死心踏地地为宿敌效劳。

陈治平从武汉蒋介石行辕出来，随戴笠等人来到上海。这时，上海的监狱、拘留所里正有一批被关押和审讯的共产党人，陈治平的出现起了敌人不能起的作用。

由于陈治平的出卖和劝降，江苏尤其是徐海蚌的党组织遭致严重破坏。为此，中国共产党

中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1933年元月一日作出了《开除余X、徐XX、袁XX、陈治平等党籍的决定》。

陈治平感到自己臭了，黑了，见不得曾爱戴、敬重、信赖过自已的人了，就希望过去的同事，战友、部下都一齐变黑、变臭，这样似乎自己也就少臭、少黑、少见不得人了；他找的“垫身”越多，心里就越具坦然感、安全感，甚至还有一种“尽职感”一过去给大家领错了路，现在也该充当走回头路的带头羊。

他担任了国民党特工外勤组织……“南京市实验区”副区长，工作更是卖力，接连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抓捕并劝降一批地下党领导人，深得陈立夫、徐恩曾、季源博等人的赞赏。

“南京实验区”是1933年3月由陈治平参与创建的。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和“特务工作总部”在南京市及郊区进行情报、侦察、抓捕、审讯的直属特务机构，同时也是管制叛徒和训练各地中下级特务骨干的实验单位。

当时在瞻园特工总部还下设一个“细胞委员会”，陈治平兼任委员会主任。其时，特务人员在

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早已布下了情报网。特务们统称这些人为“细胞”。

在首都南京，上到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下到大中学校、大工厂、大饭店、重要人物家中都或派或发展“细胞”，设眼线。

1935年初，中央红军三万余人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四渡赤水，兵逼昆明。蒋介石一面急调重兵围追堵截，在长江沿岸构筑封锁线、一面加强和重新部署国民党在贵州的党务，委派陈治平入黔主事。

陈治平在贵州任上，充分施展了他的组织才干，上上下下都说他给贵州开创了“黄金时代”。这“黄金时代”的体现分前后两段，前段以整顿和振兴党务为主，后段以发动和组织黔人大搞抗日救亡为主。

他“大刀阔斧，广肆活动”地大办党务是从搞青年运动入手的。他组建了“贵州省青年阵地社”，深入各市县、党政机关、高校中学、民众团体；他还重视妇女运动，身兼贵阳女师教员。

一年之间，把原来死气沉沉的各级党部搞得热热闹闹。至此，省府各厅处行政官员，乃至省主席，都不敢不“正视”党部，田为党部“有青年，有人民众庶，有各行各职社团，一句话，有力量。”后来陈立夫就承认过陈治平“是个会办党务的人才。”

一天中午，有人给陈公馆送来-一封信函、省党部秘书长俞嘉庸便将那封署有“广东省政府函笺”的信交给陈治平。

陈治平边看信边对俞嘉庸惊呼：“唉呀，嘉庸兄，你知道是谁来的信吗？”

“对方没说什么，我也没有细问。”俞嘉庸答道。

“老俞呀，告诉你千万不可说出去。来信的不是别人，他是我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叶剑英。”

“哦，他怎么会突然来这么封信？他信里都说」些

什么？”俞嘉庸惊诧不已。

“他和周恩来先生都是我敬重的老师.”陈治平说得很慢，“你知道，我和周恩来都是淮安人，当年在上海搞工运，我和他私交很深.在六大会上，我们也相交甚笃，可我已改换门庭，成了变节之人如今，叶先生率乒入黔，只可惜师生竟无缘重晤。”

稍停片刻，又接下去说道：“叶先生这封信，主要是申明红军长征之月的是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于危亡，希望国共两党停止打内战，同心协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他以师生之情告诫我，不要做任何亲者痛仇者快之事。”

“那你眼下的态度呢？”俞嘉庸试探着问。

“这个，你不要多问。既然我是中国人抗日也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入夜，陈治平独自一人伏几而读。他读的是《共产党宣言，虽说已看了多遍，可要读懂则住往不易，而真正化入自已的言行，成为不可移异的信仰则又难上加难了。

“惕庐，还不睡呀？！”张淑媛见丈夫还在埋头读书，便催促道。

“淑媛，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就是奇怪。拿自己来说吧，做共产党员时天天搞斗争，拉队伍，可马列的书只懂个皮毛；如今，我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但内心崇拜着马克思和列宁啊。”

一个人当他在飞黄腾达、政绩斐然的情况下，能自感心灵空虚，那是一个探索者“追求新境，毫不停步”的良好心理素质；而面向马列求援，正是探索者在征途上拨准投向的标志。

潜蕴着爱国良知的陈治平，被长驱直入的日军铁蹄听震惊，被民族危亡的现状所激奋，被中共抗日主张所呼唤，逐步地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以抗日战争为契机，陈治平进入了由投蒋忠蒋到疑蒋、离蒋、反蒋的艰苦转变过程。

西安事变发生后，陈治平对张学良、杨虎城捉蒋放蒋，以促其抗日的大义大勇，发出由衷的敬佩。张学良将军于南京被扣，陈治平心境转为压抑和灰暗，常常一人在家喝闷酒，或每每诵读岳飞《满江红》和曹植《赠白马王彪》以寄心志。

抗战爆发后，陈治平把擅长办党务的热情和才干，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一面创办“贵州省边远农村工作团”，将近百名高中毕业男女青年集训一月，分黔南黔

北两队深入山区、乡村。

这批被誉为“青年楷模”的团员们，着军装，穿草鞋，徒步跋涉，走村串寨，进行抗日宣传教育，以及征兵、禁烟等活动；一面又组织几批“贵州省战地服务团”，先后前往武汉、江西、河南等地抗日前沿，其中第三批陈治平担任团长，亲自率队，奔赴长沙大火后的湘赣前线，为九战区建议和开创了湖南荣军垦殖场。

此后，陈治平又率领边远工作团和部分战地服务团成员去山东敌后打游击。这样贵州儿女在陈治平的倡导下，把足迹遍布长江两岸和黄河南北，把血汗洒向抗日后方和前线。

由于他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修养，又直接组织过武装暴动，率领部队打过仗，近几年又比较系统而专注地阅读了马列著作，所以能够比较深入地分析中日双方优劣和战争态势，认识到中国军民的对日作战之主要手段应当是游击战。

他在自己著作的首页上，用毛笔写了“雕捉”两个楷体字作为书名。

“什么叫雕捉呢？”一次在掩体里，当陈治平绘声绘色地给士兵们讲述游击战术时，有人这样问他。

陈治平该谐而风趣地说：“我讲的是‘雕捉’，而不是‘捉雕’。·雕捉’，就是老鹰捕捉猎物。我们打日本鬼子，一定要学雕，像雕捉鸡那样去干，才能取胜。如果改成‘捉雕’，那不是人去逮老鹰了吗？意思全反了。”听者豁然大笑。

陈治平继续发挥：“老雕在捉鸡时，它有三大特点：一是准。它在高空飞，在低空旋，发现目标，死死盯住，看牢，一捕一个准。打日本，不比打土匪，敌强我弱，我们要避其锋芒，找准其最好打的一股或数股，死死盯住围住，吃掉它。二是快。野鸡、免子跑得都很快，老鹰如果迟疑，速度稍慢一点就会捕个空。这就是说，打日本，更要讲究兵贵神速，争取时间优势，不然，吃不了敌人反而会被敌人吃掉。三是活。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敌人转圈钻洞，我们也可对付有方。这里头的奥妙，实在无穷，就靠我们自已不断学习和总结了。”

半年后，陈治平完成了军事著作《雕捉》的初稿，约十万余字。可惜此书未能面世，草稿也早佚失。

1941年底，沈鸿烈自山东奉调重庆任农林部部长。后来，在他的举荐下，陈治平出任农林部专员。

于重庆期间，陈治平结识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党政要员，这为其后来筹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和开展秘密反蒋活动，奠定了坚实的人事基础。

陈治平在重庆留下了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他曾三次乔扮至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有时良久忙立，有时来回徘徊，也亲眼看见周恩来、邓颖超迎客送客、下车上车的情景；他几乎要闯进去，握住他们的手，畅述内心情语，然而，他又一次次把机会放过，怏怏踱步而归。

回到家中，又扼腕懊悔叹气。张淑媛见状，不止一次地劝他：“我们和周先生是老乡，你们过去在一起又那么亲密，你当时的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如今你们居住同一城市，一同抗日，你去见他，难道周先生、邓大姐会把你撵出来么？”

陈治平沉默了许久，缓缓说道：“撵我当然不会。要知道，我有历史上的那么一段，要是见了面，话又怎么说起呢？”

人虽有意，历史无情，自上海分手，陈、周两人终生未能相逢。

1946年3月底，沈鸿烈赴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陈治平调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由于沈鸿烈对陈治平的信任和器重，在浙江时期，客观上沈成了陈组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和秘密从事反蒋活动的一把大“保护伞”。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反对，坚持独裁和内战方针，这种“与历史相拔河”的行为也！起了国民党内部一批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他们用不同的名称和方式，组织社团，联合中共，以期推翻蒋政权。“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也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一个产物。

同时，他还组建了一些孙盟外围组织，一手创建了“浙江省农村文化促进会”，积极参与组建“中国农工通讯社”“大众社”等团体。这些组织有全国的，有地方的；有公开的，有秘密的。那个时候，陈治平的住处像个免费饭店，总是保持三四桌人吃饭，均为四菜一汤。人员

常变，但人数不减，天天如此，常年不断。

陈治平对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或出谋划策，或联络关系，或传递信息，有人据此称陈治平是“当代的信陵君”。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陈治平下班回家未走几步，突然迎面与一个手提旅行小皮箱的中年男子差点撞个满怀。双方一抬头，不禁都大笑起来。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孙盟常委之一，负责总务的贺耀祖。

贺是陈治平在重庆时结识的国民党一个要员。1945年贺在重庆市长任上，就与毛泽东、周恩来打过交道。

那时正值国共谈判，贺耀祖为尽地主之谊，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其府上吃饭，并约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作陪。

席间，贺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道：“毛先生，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多有牺牲，今后万万不能再打内战，让百姓重新受苦。如果蒋委员长硬要打共产党，那我也要当共产党了。”毛泽东听罢，起身握住贺耀祖的手，继而端起酒杯，在大家面前巡了个半圈，笑着说：“来来来，为我们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合作，防止内战，共同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干下此杯。”

在座包括方治在内均举杯饮尽杯中酒。但事后，方治向蒋介石密报此事，蒋介石听罢，恶气陡生，“娘希匹，贺耀祖他想干什么！”没过多久，贺耀祖被撤职。

“目前，我们的活动经费很紧张。”贺耀祖找上门是来要钱的，“我考虑了多日，老兄不是与财政部俞部长很熟吗？你可否亲自出马，找一找他，弄点经费来吧。”

陈治平弄来多少钱，无从知晓，俞鸿钧给陈治平送来一身毛料礼服，可陈治平却婉言谢绝了。

杭州是陈治平向人生终点冲刺的地方。西湖波涛曾日夜激荡着他那上下求索的心潮。在这里，定下了他后半生旅程上的两个起跑点：一是1946年冬，蒋氏天下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陈治平借口有病拒绝蒋介石电召，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二是1948年6月下旬，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辞职，陈治平也随之于9月初辞掉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一切职务。从政治上、组织上割断了同蒋政权的关系。

前次是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后一次则为了保护自己，以便完全隐入地下活动，因那时他的名字早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

蒋介石、陈立夫深知陈治平的组织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对其拒绝竞选恨恼尤深，却又不便轻慢，于是决定采取先扬后抑的办法。不久，蒋介石和陈立夫联名约见陈治平。

当陈治平刚刚在办公室门口出现时，蒋介石、陈立夫双双站起来，走上前去，和陈握手，然后挥手示意，请他就座。

蒋介石现出一副礼贤下士的面孔笑着说道：“你是党国有身份的老同志了，听说你到底没有参加竞选，多可惜呀。”陈治平作了一番解释话未说完，蒋介石摆摆手，笑说道：“这点倒无关紧要，我不过随便提提，也是替你婉惜。眼下正是党国用人之际，我想，如果你答应，我准备委任你去做一个南方大省的主席。你看怎样？”

“谢谢委员长的栽培，惕庐实在难当此重任，谨请委座鉴凉。”陈治平委婉而又干脆地作了拒绝。

“人心叵测啊，娘希匹！”陈治平刚告辞，蒋介石当着陈立夫的面，破口而骂。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宗旨是“联共反蒋”。在联共上它采取了两个渠道：选派韩梅岑、杨沛如前往香港，通过李济深向中共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潘汉年接洽联共事宜；同时，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与中共中央直接沟通。

而中共华中工委对陈治平的策反，则是一个很切实很具体的指导和推动。孙盟有了这个背景，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而实在，他们派遣张达生先后三次潜往江北、接受华中工委具体任务，递送有关军事情报及长江南岸水文、地形等资料。

沈鸿烈于1948年6月22日获准辞去浙江省主席之职，同日由陈仪接任此职。说来也是蒋介石失掉人心，难免四面逢敌，这边去了一个暗中庇护孙盟的省主席，那边来了一个直接介入孙盟活动的省主席。

本来，陈仪是不愿接受此任的，陈治平、许闻天、高宗禹三人专程去上海窦禄安路陈寓彻夜密谈。陈终于答应去浙江赴任，并支持孙盟在浙江的活动。陈仪能这样应允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当时就这样说过：“蒋介石不死，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他不可能同共产党妥协。但是，大势所趋，共产党总是要过来的。”

陈仪赴浙任职后，孙盟负责人又动员陈仪去策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陈仪竟说得很干脆：“恩伯

他能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归国后又能到南京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任参谋，都是我一手推荐的。他听我的话，可以叫他和我们一起反蒋。”

“现在的汤恩伯，不是过去的汤恩伯，要特别注意。”有人提醒道。

“不成问题。”陈仪信心十足。为配合这个大的行动，陈治平向陈仪介绍一个辅助方案：“汤恩伯的高参少将陈祖敏是我们镇江支盟负责人严一民的小舅子，他们的亲戚关系很好，可以增加这一渠道，从下面对汤恩伯视情进行工作。我已对严一民作了布置。此安排可供陈主席参考。”

在这个密会上几个人异常兴奋，似乎他们成了历史转折点的重要推动力，似乎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壮举：京、沪、杭一带所有机场被封闭，吴淞口、宁波港被封锁。大批海军力量及物资被拦截，蒋介石被活捉…

南京大行宫十字路口东北隅的一座二层楼房，是中国农工通讯社和文风书店所在地。辞职后的陈治平突然出现在这里任通讯社会副社长，兼文风书店经理。这是对外挂名职务。实际上他在全身心地从事孙盟工作。解放前夕，孙盟需要他在南京这个重要活动据点主持工作。

汤恩伯于密室里独自一人反复看阅陈仪的亲笔来信。这一两页薄薄的宣纸，对他来说却象一一枚烈性定时炸弹。何去何从，必须执一而行：若是从计，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到时活捉蒋介石，不是办不到的，但对党国来说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汤恩伯理清了思绪、下定了决心，拍床而起，命令待官备车，立即上路。

自1949年元月起，蒋介石辞去总统之职第三次“下野”，住在浙江奉化老家。这时，他虽深居山野，却仍一手操纵军政大权。汤恩伯毕恭毕敬地呈上陈仪的密信。2月21日，陈仪之浙江省主席职忽然被免，他赴沪希图汤恩伯保护，不料反遭汤拘捕，解于衢州软禁，旋即解台湾，次年6月，被枪杀于台北。

撤职和拘捕陈仪只是汤、蒋密谋于奉化的一着棋，另一着棋测更为狠毒了一·通过陈仪顺藤摸瓜，派人混入孙盟，伺机一网打尽。

汤恩伯的高参陈祖敏因为严一民的社会关系，自然也就被其主子看中。孙盟和汤恩伯同时看中陈祖敏，给陈祖敏这个少将军人涂上了多重色彩。

在严一民的引荐下，汤恩伯的高参陈祖敏拜见陈治平。他不仅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及国共两党的性质、力量、前途，来表示自己已深明大义，愿意举旗反正；还大骂汤恩伯不仁不义，卖师求荣。后来，他又保证：举事时他手下有一个师完全听从指挥，一个师持观望不介入的态度。

严一民、陈治平以及孙盟其他负责人没有去做反侦探工作，被陈祖敏的假象蒙蔽；后竟接受陈祖敏加入孙盟.参与一一些重大活动。

一张无形而有力的网在孙盟组织中张开、收缩，但孙盟无一人发觉。

1949年3月28日上午，上海山西路口南京饭店六楼会议室，由陈治平召集和主持的会议正加紧举行。陈祖敏也照例出席了这次会议。

陈治平在会上报告了孙盟与中共华中工委联系以来，对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辖区内国民党军策反的进展情况，并传达了地下党转来的江北指示，然后着重提出并部署如何配合解放军渡江及解放上海等事宜。

全体与会人员对地下党的指示及孙盟下一步工作任务进行认真讨论，逐个落实具体人员、期限、要求、措施、方案等。

会议一直进行到中午12点才告结束。与会者个个精神振奋，神情严肃，正准备各自离去。

这时，陈祖敏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诸位，请留步。现在是中饭时间，祖敏已安排好便餐，请各位赏光。”众人一同步入楼下餐厅。

酒莱满桌，彩灯竞放。招待小姐正纤指轻举，给每位佳宾斟上美酒。

“来人！”陈祖敏一声威喝。霎时间，拥入十余个端卡宾枪的宪兵。陈治平等至此方知中计，正欲夺路而逃，只听陈祖敏命令道：“快给我统统拿下！”

沪宁线上的孙盟组织大多遭到破坏，许闻天、金绍先等也被捕。由于许、金系国民党立法委员，军警擅自逮捕立委成员是违法的。孙盟对此大造舆论，登报、讲演、上访，闹得南京上下沸沸扬扬；又时值国共谈判再开，为顾大局计，李宗仁、何应钦不得不出面过问，许、金等得以释放。

陈治平遭捕之后，其昔日旧部及亲友也频频奔波于沪宁之间，进行营救工作。经艰辛周旋，有关当局提出要救陈治平一命，必须交齐一百条“黄鱼”（黄金）。孙盟根本无法筹集如此巨款，营救未能奏效。

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审讯，陈治平身心俱遭摧残，然而，除陈祖敏所知的一些外，他守口如瓶，敌人得不到其它半点东西。

警车从看守所开进开出，所里各个牢房爆满。一天，放风时陈治平经过一间公房，忽听一阵电话铃响，他有意无意地听到这方的回话：

“嗯，我是黄浦看守所。”

“什么？现在就送一批犯人来？不行！我们这里早已爆满，一个空位都没有。”

“明天？明天傍晚来可以。明天下午有五名犯人要上路’，1号牢房可以腾出。…好，好。”

陈治平立时意识到敌人对自己就要下毒手。他情态如常，只是抓紧放风的宝贵时间，在红日蓝天下深深地多呼吸几口清新的空气。

5月11日，一阵呼名唤姓的尖叫声把各个牢房全都震惊了，犯人们扒在各自牢门口，凝神注视着眼前发生的情景。

陈治平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抬头挺胸，走在前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依次紧跟其后。

各人都面带微笑，仿佛不是走向刑场，去和阎王相会，而是走向战场，作最后一次殊死的拼杀，又象是进行一次愉快的旅行，将尽情饱览中华大地无限美好的河山。

“难友们，多多保重，我们先走一步了。”

“黎明前的黑暗并不可怕，也不会长久，太阳就要升起。”

“坚持斗争，不怕牺性，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亲爱的同志、难友，当你活到明天，请不要忘记我们，请一定代我们拥抱太阳，拥抱新中国。”

陈治平每说…句，另四位便紧随着重复一遍，声如洪钟，响震屋瓦。

陈治平等五人登上一辆军用大卡车，风驰电掣而去。

看守所里死一般宁静。

从黄浦看守所通往闸北宋公园的马路上，行人驻足，车马停驶。陈治平昂然挺胸，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治平以空前的加速度跑完了人生旅程，这再度表明了他政治上的真诚回归，也给自己充满苦难而神秘的一生画上了闪光的句号。

就在陈治平5人被绑赴刑场的途中，有两个花絮很值得捡起珍藏：一个是，执行死刑命令的卫兵，竟是陈治平过去的警卫员。当这个卫兵在卡车上猛然发现他昔日敬重的首长时，顿时惊呆了，好久，才轻轻对陈治平说：“我事先一点不知道是你。我无以报答过去你对我的恩德，在执刑时，我给你保全个整尸，并让你少受一些苦。”

而这个卫兵在行刑完毕后，便突然疯了，从而成为上海滩的一段谜案。

另一个是，陈治平的战友、中共地下党员、孙盟常委成员侯桐正好从闸北路过，他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了那壮丽的场面，后来他特地向组织作了汇报。然而，陈治平自己，却水远不会知道此节了。

罪恶的子弹发出短促而沉闷的声响。5位壮士的身躯慢慢倒下，鲜血渗入宋教仁公园的草地上。

1949年9月新政协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在筹备工作报告中特地提及此事。不久，孙盟宣布自动解散，多数成员转入“民革”，许闻天、贺耀祖等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陈治平本为“民革”成员。

1950年8月，根据“民革”中央秘书处的公函和“民革”南京市负责人邓昊明等人的建议，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民政局追认陈治平为革命烈士，发给张淑媛上海市人民政府第00253号烈属证。

同年12月，陈治平次子陈幼庐在朝鲜战场牺牲，张淑嫒成了双重烈属。鉴此，陈毅市长曾亲自到张淑媛家看望过，并指示有关部门帮助她安排子女读书或就业。

1963年3月，太湖畔发生一起涉外事件。一个老和尚披袈裟，当着海外游人浇油自焚，造成恶劣影响。事情报到华东局最高领导人柯庆施那里，他拍案断言，这“和尚”不是别人，是陈治平，当年杀掉的是“替身”。

当公安部门确认和尚并非陈治平，并指出陈氏已为烈士时，柯顺手用红铅笔在报告上批道：“陈惕庐是大叛徒。…他的被枪毙，是他们内部争权夺利或其他原因的结果。”

统战部的报告在首长批语“争权夺利”之后衍出“自相残杀”四字，之前加上“估计”二字。民政局则据此于同年6月26日将张淑媛的00253号烈属证吊销。

上海市统战部在向市委上呈吊销烈属证报告的同一日，即1963年4月18日向广州市委发出公函，指出陈治平被杀是其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所致，故吊销陈家之烈属证；随之提出陈治平次女陈康维夫妇应调离公安部门工作。

据此，陈康维由公安局移民办调入农林水办，并于“文革”期间遭到严格审查；其爱人张荣也受到株连，提拔公安局长的事因此告吹。

1975年的4月16日至8月6日的110天内，广东省惠阳地区公安局、地委政法委：地区农办联合调查组，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50多个单位，查找历史档案和资料，调查访问知情人。

联合调查组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陈治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原因在于他接受并执行中共的策反任务；二是陈康维的家庭问题不影响对其本人的使用。

两年后的1981年2月13日，上海市统战部作出了《关于陈惕庐历史问题复查结论》和《陈楊庐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复查结论是“对陈惕庐可不以叛徒特务论定，但亦不宜享受烈士的光荣称号。”

来源：历史八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