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进入小学三年级时，是1966年。在这年的暑假期间，我在家做完了暑假作业，闲着没事，就到我爸爸的工作单位李集粮管所去玩几天（我爸爸时任总账会计）。那时候没有电视机，他们粮管所里有一台比较大的坐式收音机，音质很好。
作者：王甫亚（铁道兵第4师第20团）
我进入小学三年级时，是1966年。在这年的暑假期间，我在家做完了暑假作业，闲着没事，就到我爸爸的工作单位李集粮管所去玩几天（我爸爸时任总账会计）。那时候没有电视机，他们粮管所里有一台比较大的坐式收音机，音质很好。
他们所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余，就拿着扇子，到院子里的晒场上席地而坐，利用这台收音机收听广播。我记得，这年的8月5日之后，收音机里每天播送最多的，就是老人家的那一张《大字报》。
我听了两天就会背诵了，我就背诵给他们听。他们一齐夸我：“这小子，还真厉害！”后来，听他们议论说，文化大G命开始了。
这个运动也波及到了我们这个农村小学。暑假后开学了，有一天早晨，我到学校去上学，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我当时就蒙了。当我进入校园，映入眼帘的是，学校院子里用木棒搭了好多架子，架子上挂着芦席，芦席上和学校院子里的墙上，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
主要内容是：“打倒地主子女XXX（老师）！”“打倒牛鬼蛇神XXX（老师）！”等等。大字报还上说，“XXX老师是资本家子女，混进了人民教师队伍……”这令我十分的诧异！咋一夜之间，原来那么好的老师，怎么都成了“敌人”了呢？
后来我才知道，学校里四年级班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叫做“井冈山战斗队”，他们正在对老师们进行“批判”。后听大人们说，被称为“资本家子女”的这个老师，家里在解放前有两台土织布机，织的是“包头”，就是少数民族男子包在头上的那种布。
这算什么资本家呀，顶多算个手工业者吧。而被称为“地主子女”的这个老师，家里在解放前也就只有十几亩薄地，只能够全家人糊口的，也根本算不上地主，最多也就算个中农吧。其实这些小学生们，要是放到现在，这些孩子们上学和放学都还需要大人们接送呢，哪里能知道这些。
应该都是那些相互之间有矛盾的老师说出来的，并给孩子们进行了指点和提示，这才有了大字报和大标语上面的内容。
第二天，我们三年级班在李敬民（小学毕业就参军入伍了）等几个大个子同学的带领下，也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叫做“延安战斗队”，与“井冈山战斗队”对着干。他们批斗老师，我们就保护老师。
那时候的孩子们真的是非常的天真，因为小学生年龄实在太小，根本不能叫做“红卫兵”，最多只能叫做“红小兵”罢了。说得俗一点儿，其实就是一帮十岁左右的小屁孩，能懂得什么叫做“G命”呢？
可他们看着大队里的“农中”（初中班）大一点的孩子们跟着大队里一帮大人们一起，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名字叫做“真理战斗队”，要“夺”大队里“当权派”的“权”，批判大队里的几位主要领导。
此时，全大队的退伍军人也紧接着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名字叫做“八一战斗队”，他们是反“夺权”，以及保护大队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不受欺辱。这样就很自然的形成了两派。
因此，“八一战斗队”也被另一派称之为“保皇派”。我们学校的一帮小学生，也就学着大人们的做法，跟着效仿了起来，也像模像样的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
因为我的爷爷、爸爸、妈妈都是当时的“当权派”，学校里的这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把我划入到了“黑五类”的行列，都不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当我看到别的同学们都戴上了“红袖章”，而我却被排除在外。总感觉到有点抬不起头来，有点低人一等似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记得有一次，大队里召开批判大会，“造反派”们把公社里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党委书记王成云、副书记吕立道、组织科长魏本成）等人，“勒令”他们来到我们大队，接受“造反派”的批判。
同时还逼迫他们几个人用土车子到汪里去推土，将大队部门前（紧靠大队部房前）垫上一个土台子，形成一个主席台，就在这个土台子上对他们进行批斗。
“造反派”们还给他们都带上一个“花帽子”，脖子上还挂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派XXX！”而全大队的社员和学生们就在主席台下的地上坐着，参加批判大会。
在这次批判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王成云在“自我检讨”和“交代问题”时，还开玩笑地对台下的社员们说道：“我是最有资格站在这个台子上讲话的。因为这个台子是我亲自推土垫起来的。”引得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那天，“造反派”们也让我妈妈（时任大队书记）上台“陪斗”，也给我妈妈戴上了“花帽子”，挂着个“大牌子”。我妈妈当时有点想不开，感到很委屈。说自己“是1950年14岁就参加‘土改’，任乡姊妹团团长，入团、入党，后来‘脱产’到了机关单位，又从机关下放到大队。
一直是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从没有犯过错误，为什么还要被批判？”在批判会结束后休息时，王成云书记就给我妈妈递上一根香烟，并劝我妈妈说：“曹书记，你要想开点，别往心里去。抽根烟吧，抽烟可以解闷。”我妈妈也就是从那时起，就学会了抽烟，直到八十多岁了才戒掉。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妈妈就被“造反派”“打倒了”。他们宣布，让我妈妈停止工作“靠边站”。由“造反派”“全面夺权”。
直到“支左”部队来后，由“支左”部队的一个连长亲自带着一个工作组调查落实，确认我妈妈没有任何问题，又报经公社“G委会”批准，这才由“支左”部队宣布，让我妈妈“站起来”，重新出来工作。在“支左”部队的主持下，大队成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名字叫做“大队G命领导组”，并任命我妈妈担任领导组组长。
也就是在那天的批判大会上，“造反派”们也给我写了一份批判稿，让我上台批判我妈妈。其实那篇批判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就是不到一页纸，百十几个字。主要内容是，要我与“当权派”妈妈“划清界限”，并表示要积极支持“红卫兵”的“G命行动”之类的话语。
到后面再带领大家喊几句口号，就是“打倒XXX（我妈妈的名字）！”“打倒XXX（公社领导的名字）！”我当时还只是个懵懵懂懂、七八岁的孩子，能懂个啥？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就像个木偶似的，按照他们事先的安排和给我写的批判稿上台念了一遍，喊完几句口号就下来了。
批判大会结束后，学校的一位老师开玩笑似的问我：“甫亚，你在大会上批判你妈。你回家，她要是不给你饭吃，我看你怎么办？”我说：“她要是不给我饭吃，我就把大字报贴在她的床头上。”引得周围的人一阵大笑，他们说：“这小子，行啊！”
也就是在这次批判大会结束后，学校里的两个红卫兵组织都认为，我今天表现很好，对“资产阶级权威”有一股敢于斗争的精神和勇气，敢于与“当权派”妈妈划清界限，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两个红卫兵组织都主动的吸纳我加入他们的组织，还都分别给我发了“红袖章”。
当然，这要是换做其他人，可能就会被定为“叛徒”了。因为那时一个人只能参加“一个派”，不能“两个派”都沾光。而我却是个另例。因为他们两边都认为，能拉到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胜利。
他们双方都在对外标榜和宣传自己的成绩，说自己取得了一个辉煌的“教育改造成果”。而我当时参加哪边的活动，就佩戴哪边的“红袖标”，倒也感到得意洋洋，挺神气！
那时上级要求，每个大队都要成立MZDSX宣传队。当时我们大队“G命领导组”决定，以大队的农中学生为主成立宣传队，吸收各生产队一些有文艺特长的社员群众参加。有一次，我在大队部里玩耍，看他们排练节目，很是羡慕，也很想参加。但因年龄太小，人家不要，也很是无奈。
就在他们排练休息的时候，我鼓起勇气，硬着头皮找到了宣传队的负责人，他是大队农中的一个老师，叫王一标（我们老家一个庄，我喊他大爷爷），说了这个事。他当时喊来了宣传队的业务负责人胡鹏（胡元四队人，我与他称老表），说我想进宣传队。
当时胡鹏老师问我：“你会什么？”我说：“我会说快板。”他又说：“你说一段给我听听。”其实，我当时并不会说快板。只是那时我从一本课外读物上，新学了一首诗，题目是《用G命精神来种田》，我已经背下来了，认为可以用快板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胡鹏当时就叫人给我拿过来一副快板，让我说给他们听。因我那时还不会打快板，打得比较生疏，但那首诗我背的比较流畅，而且是跟着快板的节奏说了出来。
他们几个人看后，也是很惊讶，认为我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就能有这样的表演能力，如果吸收进宣传队，也是宣传队的一个亮点吧。因此，就同意我进了大队宣传队。并给了我一副快板，让我回去多练习一下。就这样，我成了大队宣传队年龄最小的队员。
后来，他们排练的好多节目都让我参加，如歌舞、表演唱、群口词等等。特别是歌舞表演节目，按照胡鹏老师的编排，到节目高潮的时候，要有一个托举的动作。就是由一位男演员将另一位演员高高的托举起来，被托举起来的演员用双手高举主席像或挥舞红旗，用以烘托气氛。
可如果要是托举大人的话，就显得很吃力了。但要是托举起一个小孩呢，还是很轻松的。所以就让我上了这个节目。就这样，我就跟着他们四处演出，倒也收获不小。起码是胆子练大了，不怯场了。同时也总结出了一些文艺节目的创作和演出的经验。
那时候，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家长给小孩起名字，不能叫“国庆”“建国”“建军”“跃进”等等有政治意义的名字，必须改了。据说是，担心小孩子们在一起骂架，这就牵扯到政治影响了。
在那个期间，我们这一帮小“红卫兵”，在大队“农中”学生陈恒信（农中毕业后就参军入伍了）的带领下，带着“红袖标”，排着队伍，举着主席像，打着红旗，到那些人的家门口呼口号，贴上大字报《勒令》，勒令这户人家的家长，限制在几天之内，必须要给孩子改名。
当时，我老家的庄上就有一个小男孩，据说是在10月1日那天出生的，就起个小名叫“国庆”。但在红卫兵的勒令下，几天后，就改名为“小厂”了。
在那个时期，还有一项政治活动，就是“破四旧、立四新”。“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破四旧”活动中，因为我们家里有三个“当权派”，所以，大队里的红卫兵，也到我家里进行了“查抄”。
当时，我们家里有我爸爸的一个用玉石雕刻而成的绛紫色的双管“笔筒”，是我爸爸放毛笔和钢笔用的。那个高一点的笔筒插毛笔，那个稍微矮一点的笔筒插圆珠笔和铅笔。
因为这个笔筒的左边下侧雕刻了一只很顽皮的小猴子，当时红卫兵就认为，这个小猴子是属于“四旧”的范畴，这个笔筒应予没收。
可这个笔筒的正面下侧还雕刻着三朵“向日葵”，“葵花”是“向阳”的，同时也是那个时期的标志性图案，“心向红太阳”嘛。可红卫兵们却忽略了这一点，只是盯在了那只小猴子上了。
巧的是，那时候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要求，开展了“三支两军”工作（就是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
我们大队也被派来了一个班的战士，是原济南军区驻徐州地区的6173部队的兵。他们当时驻在我们的大队部里，我也经常到他们的宿舍去玩，戴戴他们的帽子，穿穿他们的军装，摸摸他们的半自动步枪，感觉也很威武！
“支左”部队驻进后，听了红卫兵组织的汇报，并对红卫兵收缴的、被红卫兵认定的、是“四旧”一批书籍、字画和文物进行鉴定。“支左”部队认为，我们家的这个“笔筒”上面，雕刻有三朵“向日葵”，且“葵花向阳”。
在当时“一心向着红太阳”的大背景下，这个“笔筒”具有“红色”的元素，不应定为“四旧”。“支左”部队要求红卫兵组织，应将这个笔筒退还给我们家。所以，红卫兵就又将这个笔筒送还给了我们家。后来，我将这个笔筒改做成了一个台灯，也很洋气。但因为多次搬家，现在找不到了，十分的可惜。
那个时候，因为政治学习的需要，每天都要学习“老三篇”（就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M主席语录》，同时，每天都要唱“语录歌”。
当时，我们的《政治常识》和《语文》课本上的课文，也基本上都是这些。那时候，我们都会背诵“老三篇”和“语录”里的大部分段落。特别是，那些“语录歌”，已经深深烙印在了脑子里，我到现在还能张口就来。
那时候，《M主席语录》是人手一册的。“支左”部队的战士们，十分重视对《M主席语录》的爱护和珍惜。有一天，他们几个战士在帮我们生产队的玉米地除草，突然间，天气骤变，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紧接着，一阵瓢泼般的倾盆大雨，急剧而下。
而那片玉米地的四周，也没有任何可以避雨的地方。在此情况下，这几个战士，就马上将上衣脱下来，将《M主席语录》包裹住，并紧紧地夹在咯吱窝里。一个战士说：“这里离曹书记家很近，我们到她家避雨。
”这几个战士就快速的往我家里跑。当他们跑到我家后，浑身上下都被大雨淋湿透了。巧的是，当时，我和我妈妈都在家，我妈妈就赶紧的拿出干毛巾，给他们擦身上的雨水。
可他们说：“别忙，我先看看，《M主席语录》还淋湿了没有。”我听他们的口音，有的是南方的，有的是北方的。一个战士说：“还好，《M主席语录》没有被淋湿。”由此可以看出，解放军战士对老人家的敬爱和忠心。
也就是在那个“运动”期间，我们学校的秦国建老师（南方人，大学毕业，因家庭出身问题，就和夫人刘月兰老师一起，被调到了我们小学）和郭思江老师（本县人，运河师范毕业），以及我们生产队的王文一（我喊他大爷爷），他们几个人几乎经常要到各个生产队写大标语、写墙字、画宣传画。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对大标语、美术字和画画有了一个清晰的审美和喜爱。
每天课余时间都跟着他们，看他们写墙字的笔画和间架结构，看他们的运笔和用墨的手法，同时帮他们提着装颜料的小铁桶，帮他们打打下手。
慢慢的，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也就学会了写美术字、写墙字了，以及可以画一些插图图案，同时毛笔字也大有进步。再后来，待熟练以后，我就能帮他们抄写大字报，也能独立的写墙字、写大标语和画一些插图了。
在今年的清明节期间，我回苏北老家祭祖，遇到了一个小时候的玩伴，他还跟我说：“你小时候，美术字写得真好，画的主席像，还真像。我那时真的很羡慕。”
说起来，画主席像，我是跟秦国建老师学的。有一次，我在学校里看秦老师画主席像，回家后，我也学着画了一幅，并拿到学校给秦老师看，秦老师当时就很耐心的给我进行了指点。后来是在秦老师的指导下，我才能画的惟妙惟肖的。
我那时候学唱《G命现代京剧》选段和“语录歌”，也都是跟秦老师学的。但因为秦老师是南方人，与我们的口音有些不同。他总是把“人民”说成“伦民”，把“按照”说成“按造”。我好长时间才适应。
学唱其他一些G命歌曲，就都是跟郭思江老师学的。郭老师师范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教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曲是《见到你们格外亲》。秦老师和郭老师都是多才多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1973年，我在睢宁县中学（简称“睢中”，全称为“江苏省睢宁县高级中学”）上高中后，还是经常抄写大字报，并帮着当时的政治老师陈涛（部队转业军人）出黑板报，写大标语。陈涛老师的隶书堪称一绝，可以说，我的隶体字的成型就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跟陈涛老师学的。
非常遗憾的是，有一次，由陈涛老师带队，带着我们学校的学生到邳县，参加全省中学生大运河游泳锦标赛，在训练中，他不幸溺水身亡，令人十分痛惜。陈涛老师不幸去世后，学校的大标语，也就是我一个人写了，直到1975年我高中毕业。
图为：作者（后排右）与本班同学邱述平（前排左）施一平（前排中）胡成余（前排右）曾传良（后排左）合影。
有一次，我在学校办公室里写大标语。当时，高中物理老师唐俊章（与我爸爸是中学同学）抱着孩子到办公室来玩。
那时，他的孩子只有二三岁。当他看到我正在写标语时，就对美术组的几位老师说：“你们看，我同学的孩子都上高中了，字还写的这么漂亮。可我的孩子，才这么一点点。”惹得那几位老师一阵哈哈大笑。一个老师跟他开玩笑的说道：“谁要你晚婚晚育的呢。”
1976年，我参军入伍到部队，也是整天出黑板报，写大标语。那个时候，已经是文G的后期了，已经没有写大字报这一说了。
但我在部队的连队演唱组和在担任团宣传队队长的时候，所发挥出来的文艺创作和编排节目的能力，以及自如的表演能力，也还都是我小时候在大队宣传队练就的那些基本功和总结出来的工作经验。
1983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广告公司这一说。我也还是需要写大标语的，只是比较少了而已。可是在春节期间，还是要给大家写春联的。
每每回想起，我后来的画画、写钢笔字、毛笔字、美术字、文章写作，以及一些文艺作品的创作、演出、歌唱和器乐等方面的专长，还真的都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奠定的扎实的基础呢。在这几个方面都让我受益终生。我的启蒙老师们，我想念你们！我在山东遥祝你们健康长寿！
2025年4月9日修改于临沂
附记：在改革开放初期，新疆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并给予全家“农转非”的优惠政策。我小学时期写字、画画、唱歌的启蒙老师秦国建也报了名，并被录取，分配到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第十七中学任教。秦老师的夫人刘月兰老师和两个女儿也都一起去了新疆。
我那时当铁道兵在新疆库尔勒市（巴州的首府）建设库尔勒火车站。听说此事后，也很想去看望秦老师。虽然同属巴州一个地区，相距仅300多公里，但全都是陡峭的天山山路和沙漠戈壁，而那时还没有直达班车，因此一直未能成行。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郭思江老师师范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时，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因离家较远，他星期天也不回家，就跟我们庄上的一帮年轻人一起，用土车子往地里运送肥料。
在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还与这些年轻人一起，在我们庄上的那个大汪里，用碗碴子比赛“漂漂”。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郭老师调到了县G委会教育组，我经常找他要电影票。
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睢城乡政府工作时，郭老师时任睢城乡副乡长，我们成为了同事。再后来，郭老师从睢城乡调出，我也调到山东临沂了。此后也一直未能见过面。我也很想念郭老师。
来源：白浪情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