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我42岁,在县里做记者快十年了。说是记者,其实也就是个拿相机跑现场的,每天跟着领导转,拍领导视察,拍新农村建设,听镇干部讲政绩,听村干部大谈生产发展。县里的记者向来就是个嘴巴受管制的行当。
那年我42岁,在县里做记者快十年了。说是记者,其实也就是个拿相机跑现场的,每天跟着领导转,拍领导视察,拍新农村建设,听镇干部讲政绩,听村干部大谈生产发展。县里的记者向来就是个嘴巴受管制的行当。
这也是为什么大清早,一通电话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我半点不敢抱怨。电话那头是县报的副主编,说白水镇出大事了,村支书张明贪污扶贫款被举报,镇里已经发通知停他的职了,让我立刻赶过去。
我把外套胡乱一套,赶在东边泛白之前骑着摩托就到了白水镇。镇政府大门口已经围了一圈村民,七嘴八舌的议论。老陈头看见我来了,连忙凑上前,悄悄地递上一根烟。
“老闫,你是县报的,消息灵通,这张明这回栽得够呛是吧?这两年白水沟那头的扶贫款一个劲地往杨坪村输送,村里到底改善了个什么?还不是钱都进了他的腰包。”
老陈是镇上开小卖部的,人精明,年岁也大了,搞了一辈子生意,镇上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瞒不过他。我点点头,掏出相机,这可算是个大新闻了。
杨坪村是出了名的穷,前些年一直是县里的重点扶贫村,政府年年往里头砸钱,可那地方就像个无底洞,村子就是不见起色。一问才知道,村支书张明这20年来一直拿着权力做文章,贪了不少钱。
我刚想问老陈头更多细节,却被突然打开的镇政府大门吸引了注意力。镇长李国富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几个镇干部,还有正被两个人架着的张明。老陈头眼尖,低声说:“那不是张明的二儿子吗?”
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架着张明的其中一人确实是他儿子。张明半边脸肿着,嘴角还带着血迹,看样子是挨了打。老陈头啧啧两声,说是前一天,几个年轻村民气不过,去张明家里闹,动了手。事情闹大了,派出所的人才把他带到镇政府来保护起来。
李镇长走到台阶上,伸手示意大家安静。
“乡亲们,关于张明贪污扶贫款的事,镇里已经调查过了,是有人故意诬告,证据不足,我们决定撤销指控。请大家回去,不要再围观了。”
这话一出,围观的村民瞬间炸开了锅。我看见几个年轻人冲到前面,指着李镇长的鼻子骂了起来。老陈连忙扯了扯我的袖子,“这下可热闹了。”
我举起相机就要拍,却被一只手按了下来。回头一看,是县宣传部的周科长,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正皱着眉头看我。
“老闫,这事儿上面有指示,不许报道,你就别费劲了。”
我有些不甘心,“可是周科,这么大的事,群众反映这么强烈,难道就这么算了?”
周科长叹了口气,“听我的,这事不简单,别惹麻烦上身。”
最后,张明被安全送回了家,围观的群众也被镇里的干部劝散了。我拍了几张照片,但那天写的稿子,一个字也没发出去。
回到县报后,我听说镇上开了紧急会议,李镇长对着全镇干部表了态,说张明被诬陷,镇上已经决定对诬告者进行调查处理。随后不久,举报张明的几个村民不是被调去了最远的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就是被发配到养猪场养猪去了。那事儿就这么被压了下去。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总觉得这事透着蹊跷。第二天凌晨,我骑着摩托去了杨坪村,想再看看情况。村口的大槐树下,几个老头正坐在那抽烟,见我来了,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发现村头那条路修了一半就停了,据说是资金不足。村里的小学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操场上的泥巴一下雨就积水。唯一像样的,是村支部的办公室,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村里的老王在屋外劈柴,看见我,朝我招了招手。
“老闫,你还是回去吧,这事没那么简单。”
我有些不解,“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王把斧头插在砧板上,拍了拍手上的木屑,拉着我走到一边。村外的玉米地边,他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取出半根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
“你知道吗,李镇长和张明,他俩是连襟。”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还有这层关系。老王又接着说:“再说,这事要查起来,牵连的人可不少。县物资局的,镇上的,村里的,哪个手上没点油水?你这一查,搞不好全县都要大换血。”
他说完,仔细瞧了瞧我的脸色,像是在判断我能不能理解这潜台词。
我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本以为自己能为民请命,却原来是踢到了一块硬石头。
回到县里,我把这些发现告诉了同事老赵。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桌上的茶杯推给我。是个破茶杯,上面印的”全国扶贫工作先进个人”的字样都有些掉色了。
“老闫,你在这行这么多年了,还不明白吗?有些事,不是我们能管的。告诉你个消息,下午县里就要对镇上的决定表态了,估计是支持镇上的处理意见。”
果然,下午县委办公室发了份内部通知,对白水镇的处理表示认可,并提醒各单位不要传播不实消息。我知道,张明这事,算是彻底过去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也从县报调到了县档案馆,成了个看门护档的,每天和发黄的纸页为伴。张明那事渐渐被人遗忘了,白水镇的李镇长后来还升了官,去了市里。
转眼就是20年过去。那天,我整理2003年的县政府文件,突然发现了一份关于白水镇扶贫款使用情况的审计报告。报告很厚,里面赫然记录着张明贪污挪用扶贫款62万的详细证据,甚至连收款账号、转账时间都一清二楚。
我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这么详细的证据,当年怎么会被撤案?
当晚回到家,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当年的记者本,重新梳理那时的情况。恰好那会儿,我接到李波的电话,他是当年白水镇的镇党委书记,早已退休多年,平时我们偶尔会一起钓鱼。
“老闫,听说你今天在翻那些老档案?”县城就这么大,消息传得飞快。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和盘托出。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李波叹了口气。
“你明天来我家一趟吧。”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那份审计报告的复印件去了李波家。他住在县城西边的老旧小区,客厅里摆着几盆枸杞,正在发新芽。窗边挂着鸟笼,里面的画眉鸟叫得正欢。
李波示意我坐下,从柜子里取出一个老式的公文袋,里面是一份发黄的文件。
“这是当年的真相,我一直留着,想着总有一天会有人问起。”
文件是一份当年县扶贫办的紧急通知,大意是说上级要突击检查扶贫款使用情况,必须确保所有账目清晰。而最后一页,附着一张手写便条,上面写着:
“关于白水镇杨坪村扶贫款使用问题,经研究,同意按张明同志的建议,将62万元以应急救灾款名义紧急调拨至岩口乡,用于抗洪救灾。请相关部门配合做好账目调整工作。”
我有些不解,“这是什么意思?”
李波把烟灰弹到一个旧口杯里,杯子上还印着”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几个字。
“2003年7月,岩口乡发大水,冲毁了十几户人家,死了5个人。可那会儿县里财政吃紧,救灾款迟迟批不下来。情况紧急,张明就提议用杨坪村的扶贫款先救急。”
“可这和贪污有什么关系?”
李波苦笑一声,“表面上是捐款,实际上钱确实是他挪用的。这笔钱有一半是真给了岩口乡,剩下的,他确实贪了不少。后来上级要查账,他就急了,结果被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发现端倪,给举报了。”
我渐渐明白过来,“所以李镇长知道这事的内情,才会突然撤案?”
“没错。要是这事彻查下去,一方面是张明要坐牢,另一方面,岩口乡救灾那事就会被翻出来。那时候,县里正争创全国先进县,这种违规挪用资金的事要是让上级知道了,评比肯定泡汤,上面那些人的乌纱帽也保不住。”
我沉默了。一边是救灾之急,一边是规则之严,还掺杂着个人私欲,这样的选择题,确实难做。
“所以他贪的那部分钱呢?就这么算了?”
李波摇摇头,从茶几下取出一个发黄的证件袋,里面装着几张彩色照片,是一栋村小学教学楼的建设过程。
“张明后来得了癌症,在临死前,把贪的那些钱都捐给了村小学,重建了教学楼。他给教学楼取名叫’知错楼’。”
这个答案我没想到。
李波又递给我一张照片,是张明的墓碑,背后刻着”一生正气,难免有过”八个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做错了事,但最后也算有所赎罪。那个教学楼,现在还在用着呢。”
回家的路上,夕阳西下,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路过县医院时,我看见一位老人坐在台阶上,手里攥着一叠检查单,脸上的表情既无奈又茫然。
我突然想起,张明的小儿子,就在县医院当医生。听老陈头说,这孩子学医回来后,一直拒绝私下给人开后门,村里人都说他不近人情。可我仿佛明白了什么。
当晚,我坐在老旧的台灯下,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不是为了揭露什么,也不是为了评判对错,只是想记录下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人心复杂,世事难断。有时善恶之间,只是一念之差;有时真相与谎言,只是一墙之隔。
第二天,我骑着电动车去了杨坪村。村子变了样,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原来那条修了一半的路早已通车,村民们的房子也都翻新过。我找到了那座”知错楼”,墙面已有些斑驳,但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墙角处,一块显眼的青石板上刻着捐赠者名单,张明的名字在最上面,旁边没有任何头衔,只有”村民张明”四个字。
我蹲下身,摸了摸那冰凉的石碑。风吹起一片银杏叶,落在我的手背上。那一刻,我似乎读懂了这个时代的矛盾与挣扎,也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无论对错,时间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我们这些亲历者,或许只能在夹缝中寻找那一点星光,那一丝温暖。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一位背着书包的小女孩跑过来,好奇地问我:“爷爷,你在看什么呀?”
我笑了笑,“我在看历史,孩子。”
“历史有什么好看的?”她歪着头问。
我指了指那块石碑,又指了指远处的山,“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每一座山,都有它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蹦蹦跳跳地跑开了。我看着她的背影,阳光透过银杏树的缝隙,在她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对于这个故事,我不想做任何评判。因为生活本就如此,充满着不完美,却也因此而真实。
来源:杨花惹暮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