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936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为求契丹援军，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这片横亘在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天然屏障，自此成为中原王朝的“心头刺”。
公元936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为求契丹援军，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这片横亘在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天然屏障，自此成为中原王朝的“心头刺”。
《辽史·地理志》详细记载了十六州范围：东起蓟州（今天津蓟县），西至云州（今山西大同），南至瀛州（今河北河间），北至檀州（今北京密云），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
这片土地不仅包含长城防线，更控制着桑干河、永定河等战略水道。
宋太祖赵匡胤对此耿耿于怀。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记载，他在开宝八年（975年）设立“封桩库”，将平定南方各国所得财富尽数存入，计划攒够三五十万贯后向辽国赎地。
若谈判不成，“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这个秘密账户的运作极为严格，《宋史·食货志》记载，仅开宝九年就存入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但太祖在976年十月暴亡，继位的太宗赵光义改变了策略——他选择直接动武。
对辽国而言，幽云十六州是插入中原的利刃。《辽史·百官志》记载，辽在此设立南京道，驻扎“属珊军”二十万（实际约五万精锐）。
通过汉人韩延徽推动的“因俗而治”政策，辽国在此建立州县，仅幽州城（今北京）就有民户三十万。
这片农耕区提供的赋税占辽国总收入四成，正如《契丹国志》所言：“幽燕之地，沃野千里，北库之粟可养十万铁骑。”
宋太祖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宋太宗在太原城接受北汉末帝刘继元投降后，不顾群臣劝阻执意北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记载，当时枢密使曹彬、宰相薛居正均反对，称“士卒疲敝，粮储未充”，但太宗以“乘破竹之势，取之甚易”力排众议。
真实动机藏在《默记》的细节里：太宗需要一场胜利洗刷“烛影斧声”的篡位嫌疑。
这场远征从一开始就充满隐患。
兵力方面。《宋史·太宗本纪》称调集十万禁军，但实际能战者不足八万。据曾瑞龙《经略幽燕》考证，其中包含三万刚收编的北汉降卒，士气极其低落。
更严重的是后勤。按《梦溪笔谈》卷十一记载，十万大军每日需消耗粮草2000石，但《宋会要辑稿·食货》显示，从太原出发时仅携带十五万石粮，扣除运输损耗，实际到幽州前线不足八万石，仅够维持40天。
辽国方面却早有准备。《辽史·景宗纪》记载，早在四月就接到间谍密报：“宋已克太原，必乘胜取燕。”辽景宗急令南京留守韩德让“修城池，整甲兵”，并调北院大王耶律休哥率五万宫卫军南下。
宋辽双方都未料到，这场战役将演变为持续二十五年的战争起点。
六月十三日，宋军抵达幽州城下。此时辽军守备空虚，《辽史·兵卫志》记载城内仅有守军一万八千，其中半数还是临时征发的汉人壮丁。
宋太宗采取“围三阙一”战术，命崔彦进攻北门，刘遇攻南门，孟玄喆攻东门，独留西门供辽军“逃亡”——实为预设伏兵。
但辽南京留守韩德让识破计谋，据《契丹国志》记载，他下令“民户出丁，每户一卒，昼夜守陴”，连僧人都被强征搬运滚木礌石。
围城战持续十三天，宋军三次挖掘地道均告失败。《默记》详细描述了第二次地道战：宋军从东北角掘进，却被韩德让以“瓮听法”发现——守军将大瓮倒扣地面，通过回声判断方位，随即反向挖掘灌入毒烟。
此战宋军损失五百工兵，《宋会要辑稿·兵》记载“穴攻三度，死伤逾千”。期间辽军夜袭不断，七月三日晚，韩德让亲率三百死士缒城而下，烧毁宋军攻城云梯二十余架。
真正的危机来自辽国援军。七月六日黎明，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五万铁骑突然出现在沙河（今北京昌平）。
这支军队的动向完全出乎宋军意料——按宋军制度，斥候侦查范围应达二百里（《武经总要》前集卷五），但实际仅派出五十里。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揭露真相：负责侦查的殿前都虞候崔翰为讨好太宗，谎报“契丹援兵未动”。当辽军前锋抵达高粱河时，宋军正在拆卸营帐准备总攻幽州。
决战在七月六日午时爆发。耶律斜轸将骑兵分为三队，采用契丹经典战术“更休叠战”：第一队轻骑放箭扰乱宋军阵型，第二队重甲铁鹞军冲锋破阵，第三队游骑包抄侧后。
据《辽史·耶律休哥传》记载，休哥身先士卒，“身被三创犹力战”，率两千骑兵直冲太宗黄罗伞盖。
宋军瞬间大乱，《涑水记闻》卷二描述“诸军不相知，皆溃散”。混战中太宗大腿中箭，乘驴车南逃，沿途“从官皆失”。
至七月九日，宋军残部退至涿州，十万大军仅存三万余人。
关于伤亡人数，宋辽史料存在较大偏差。《宋史·太宗本纪》仅称“死者万余人”，而《辽史·景宗纪》夸大为“斩首数万”。
通过交叉比对可得出较准确数据：
直接阵亡：约1.2万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记载，宋军在幽州城下“死者万余”，加上高粱河战场“遗尸二千余”。现代学者王曾瑜根据《宋会要辑稿·兵》的抚恤记录统计，此战阵亡官兵确切数为11874人。
重伤不治：约3000人宋代军医制度落后，《武经总要》后集卷九记载“凡金创深一寸者，十死七八”。从《宋史·方技传》可知，随军医官仅47人，多数伤兵因感染死亡。《玉壶清话》卷五提到，战后三个月内，定州医院“日殓伤兵数十”。
被俘官兵：8000人《辽史·兵卫志》明确记载此战俘获宋军8762人，其中427人被编入“属珊军”，其余发配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为奴。1992年内蒙古辽上京遗址出土的汉文墓志证实，有宋军俘虏后代在辽国担任低级官吏。
溃散逃亡：超过3万人《宋会要辑稿·兵》记载，战后清点部队时，“亡失四万三千一百人”。这些逃兵大多流窜河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称，仅七月就有112名逃兵在莫州被斩首示众。
物资损失更是触目惊心。《宋史·食货志》记载丢失铠甲四十万领——但这个数字存疑，因为北宋初年全国铠甲总量不过百万领。
实际应是包括民夫运输的备用甲片，按《梦溪笔谈》卷十九记载，每领铠甲需甲片1825枚，四十万领相当于7.3亿枚甲片，足以装备辽国全军二十年。
更致命的是损失了十五万张弓弩，而宋代弓弩制造周期长达两年（《宋史·兵志》），直接导致雍熙北伐时出现“兵士无弓，持梃而战”的惨状。
传统史书将失败归咎于“辽军突袭”，但现代军事史研究揭示系统性崩溃。
1. 情报体系全面失灵
按宋军制度，前线斥候应占部队总数3%（《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即北伐军需派出至少2400名侦察兵。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揭露，实际仅派出800人，且多为北汉降卒。
这些侦察兵“畏契丹如虎，出营三十里即返”。辽军利用骑兵机动性，绕道古北口长城缺口，完全避开宋军侦查网。
2. 指挥体系严重混乱
太宗为控制军队，开创“阵图遥控”模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记载，他每日向各将发放“锦囊妙计”，要求严格按阵图布阵。
但在七月六日混战中，传令系统崩溃，导致“东寨兵未退，西寨已溃”（《涑水记闻》卷二）。最荒唐的是，当辽军突破中军时，太宗竟亲自击鼓指挥弓箭手——这本该是都头级军官的职责。
3. 后勤系统彻底崩盘
宋军六月二十三日围困幽州时，存粮仅剩五万石。为节省粮食，《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太宗下令“日给兵卒米一升”，不足正常标准一半。
士兵不得不宰杀战马充饥，导致辽军突袭时“骑兵无马，执长矛当步卒用”（《玉壶清话》卷五）。战后清点发现，八万匹战马仅存三万，且多为伤马。
高粱河惨败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宋太宗威信扫地民间流传“高粱河车神”讥讽其乘驴车逃跑。据《默记》载，太宗为此诛杀十七名传播谣言的百姓。他终身不再亲征，转为“守内虚外”政策，将禁军精锐屯驻开封。
辽国崛起为军事霸主缴获的宋军装备极大提升辽军战力。《辽史·兵卫志》称，此战后辽国铁鹞军披甲率从三成增至七成。此后辽军年年南侵，仅980年冬就“入寇瀛州，杀官吏，俘士民”。
催生澶渊之盟1004年辽军直逼澶州时，宋真宗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王曾瑜在《辽宋西夏金史》中指出，这份每年输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的和约，本质是“用经济补偿换取战略要地”——宋廷默认了幽云十六州的永久丢失。
这场战役的影响持续多年，直到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大臣富弼仍在奏折中痛陈：“自高粱河败后，河北精兵尽丧，终不得不以金帛事契丹。”
高粱河之战的溃败，进一步演化成赵光义内心的恐惧，甚至成为整个宋王朝的心理阴影，彻底改变了从周世宗、宋太祖以来的王朝气质。
军事指挥僵化此战后确立“将从中御”制度，前线将领连排兵布阵都需等待皇帝手诏。《武经总要》后集卷九记载，986年君子馆之战中，宋将刘廷让因“未得御批”，坐失战机导致全军覆没。
整体心态转变苏轼在《教战守策》中写道：“自澶渊之盟后，天下不言兵逾六十年。”文人普遍视军事为危途，正如《宋史·兵志》所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遂成俚谚。”
这些弊端在一百多年后的靖康之变中总爆发。当金军兵临开封时，宋朝君臣只想着用金钱贿赂，完全没有背水一战的勇气。史家评语一针见血：“高粱河之败，终宋之世不能复振。”
来源：巴州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