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17日，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部法案将美国对2万种进口商品加征平均53%的关税，随后加拿大、英国、法国等25国旋即发动报复性关税反击。该法案的推出，将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推向高峰，演变为持续十年的全球大萧条。01摘要：1930年6月17日，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部法案将美国对2万种进口商品加征平均53%的关税，随后加拿大、英国、法国等25国旋即发动报复性关税反击。
风暴前夜：经济泡沫的破裂
1920年代的美国沉醉于"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繁荣和变革的时期。道琼斯指数短短五年内（1924年到1929年）上涨了约500%，福特流水线昼夜轰鸣，华尔街金融家们宣称"永久繁荣时代"已然降临。然而浮华之下暗流涌动：股市的快速上涨引发了投机热潮，为1929年的股市崩盘埋下了隐患；农业收入相较工业腰斩，中西部农场主在过剩的小麦堆中破产；工业产能超出国内需求30%，底特律的汽车库存堆积如山。当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降临时，股市崩盘不仅戳破了经济泡沫，更撕裂了社会共识——究竟该用自由市场还是政府干预来挽救危机？02政府干预：三重推力推动法案诞生
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崩盘拉开大萧条序幕。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中，美国农业首当其冲：小麦价格从每蒲式耳1.25美元暴跌至0.39美元，农场主抵押品价值蒸发40%，中西部农业带陷入绝望。此刻，共和党参议员雷伯恩·霍利（Reuben S. Hoey）和众议员威利·斯姆特（Willis C. Hawley）提出的关税法案，成为政客眼中“拯救美国”的救命稻草。立法博弈：1028名经济学家的失败抗争
1930年5月，1028名经济学家（占当时全美经济学界的90%）联名致信胡佛总统，警告“高关税将摧毁国际信用体系，招致灾难性报复”。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在白宫花了一整个晚上力图说服胡佛否决该项法案,他称它为“一项愚蠢的经济政策”。然而，胡佛坚持认为新的关税法案能够改善国内经济局面，并且通过允许关税委员会提出调整建议，可以灵活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历史证明，胡佛的这一决策是一个严重的误判，进一步加剧了大萧条的严重性。回顾这段历史，这些经济学家的抗争之所以未能成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国会分肥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
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立法过程中，国会内部的“分肥政治”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即议员们为了争取各自选区的利益，将各种商品和服务纳入关税调整范围，导致法案内容极度膨胀和复杂化。
参议院对该法案进行了1253次修正，平均每小时通过3项关税调整。
议员们为了争取各自选区的利益，纷纷将本地产业的产品纳入关税保护范围。
例如，阿拉巴马州的议员为本地铅笔制造商争取到了每支0.5美分的关税，而明尼苏达州的议员则为圣诞树装饰球设立了特别税目。
这种立法过程中的利益交换和妥协，使得法案内容极度膨胀，最终涵盖了887种商品，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立法意图。
总统妥协绥靖
尽管赫伯特·胡佛总统私下承认《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充满经济谬误”，但他最终还是屈从于党内压力，签署了这项法案。
胡佛试图通过法案中的“弹性条款”来缓解自己的顾虑——该条款允许总统在关税委员会的建议下调整税率。
然而，这一条款在实际操作中从未被有效行使过，关税委员会也从未真正利用这一权力来调整税率。
因此，所谓的“弹性条款”最终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安慰，而法案的实际效果却引发了贸易战，进一步加剧了大萧条的严重性。
胡佛的这种妥协绥靖行为，反映了当时美国政治中的复杂现实。一方面，胡佛深知贸易保护主义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面对国内利益集团和党内政治压力。
舆论误导公众
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立法过程中，舆论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显著的误导作用。
《纽约时报》鼓吹“关税保护就业”，声称通过提高关税可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则声称“外国报复只是虚张声势”，认为其他国家不会采取实质性的报复措施，即使有报复，其影响也将是有限的。
这些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和市场的预期，使得许多人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
1930年3月，当参议院以44:42的微弱优势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时，道琼斯指数竟短暂上涨了5%，折射出市场的集体误判。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对法案的后果发出了警告，但市场参与者似乎被舆论所误导，认为关税法案将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04全球震荡：1930-1934年全球经济塌缩
第一冲击波：国际贸易体系的崩塌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生效后，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国际贸易体系迅速崩塌。
在法案生效后的12个月内，25个国家明确实施了报复性关税措施，而超过60个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做出了负面反应以表达不满。
加拿大作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于1930年7月对美国96%的商品加征了34%的关税，这一举措直接导致美加贸易额在一年内暴跌75%，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陷入严重紧张状态。
法国于1930年8月建立了进口配额制度，对美国汽车等关键商品实施严格限制。这一措施使得美国汽车对法出口量骤降90%。
德国于1930年9月实施了外汇管制，冻结了美资企业利润汇出的60%。这一措施不仅限制了美国企业在德国的经济利益，还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
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纷纷采取了类似的报复性措施。
世界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30亿美元断崖式下跌至1932年的120亿美元，萎缩幅度超过63%，远超同期全球工业产出42%的降幅。
更具破坏性的是，金本位制在关税战中彻底崩溃。
金本位制是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其崩溃导致国际支付体系陷入瘫痪，各国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受到严重阻碍。这种混乱的国际金融环境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使得各国难以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恢复经济增长。
第二冲击波：美国经济的反噬
胡佛政府原本期待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获得“贸易保护红利”，然而这一期望最终化为泡影。
1930年6月17日，《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正式签署成为法律时，大萧条刚拉开序幕，美国失业人数为430万人。到1932年，美国失业率飙升至近24%，失业人数达到1200万。同时，超过5000家银行倒闭，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被迫住在被称为“胡佛村”的简陋棚户区。
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进口额从44亿美元骤降至15亿美元，降幅达66%；出口额从54亿美元跌至21亿美元，下降了61%。同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1031亿美元下降到1931年的758亿美元，并在1933年进一步跌至556亿美元的历史低点。
中西部农场主发现，尽管外国农产品被高关税挡在了国门外，但国内过剩产能仍然将价格压向深渊。1932年，艾奥瓦州的玉米价格跌至每蒲式耳0.32美元，全美农场破产数突破20万户。为了稳定价格，胡佛政府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收购并销毁了600万头生猪。然而，这一举措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腐烂的动物尸体引发大规模鼠患，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
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方面，德国的报复性关税封锁了35%的欧洲市场，使得美国汽车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重要份额；另一方面，国内特种钢材价格因关税暴涨22%，大幅增加了生产成本。通用汽车不得不关闭17家工厂，导致10万工人失业，加入领取救济面包的长队。
05体系重构：从贸易废墟中重生
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胡佛因未能有效应对大萧条，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击败。
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反映出美国民众对胡佛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
同样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主要推动者，参议员雷伯恩·霍利和众议员威利·斯姆特，都在1932年的选举中失去了他们在国会的席位。
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开始致力于降低关税，以恢复国际贸易和经济复苏。
1934年，新任总统罗斯福推动《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授权总统与外国元首进行谈判，以降低双边关税。
该法案标志着美国关税政策的重大转变，将关税调整的权力从国会转移到了总统手中。
在这之后，国务卿赫尔与29国签订双边协定，到1947年美国对外关税平均下降44%，这也为关贸总协定（GATT，即国际贸易组织WTO前身）奠定了基础，美国对外贸易逐步走向正途。
结语
斯姆特-霍利法案的惨痛教训催生了现代多边贸易体系。历史证明，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未能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困境，反而使全球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复盘1930年法案时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短期看似有效，但长期有害的政策。当今世界，若重蹈《斯姆特-霍利法案》覆辙，摧毁的不仅是贸易往来，更是人类用两次世界大战的鲜血浇筑的多边信任。如今，那些重提“美国优先”的政客，若不能汲取历史教训，终将沦为“美国困境”的新制造者。来源：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