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场景，让魏保珠想起一件往事。十多年前，还在上大学的张凯淇在网上看到无国界医生转发赠书的活动，随手转发，幸运地得到了第一版《无国界医生手记》。这本书让他第一次了解到无国界医生的具体工作，从此，加入无国界医生成为他的人生愿望之一。

记者 张铃

“有多少人有兴趣加入无国界医生？”4月6日，在北京码字人书店《无国界医生手记》新书分享会上，无国界医生北京办公室媒体主任魏保珠问。

一些人举起了手。坐在台下的人里，有医生，有年轻的医学生，也有各行各业的从业者。

这个场景，让魏保珠想起一件往事。十多年前，还在上大学的张凯淇在网上看到无国界医生转发赠书的活动，随手转发，幸运地得到了第一版《无国界医生手记》。这本书让他第一次了解到无国界医生的具体工作，从此，加入无国界医生成为他的人生愿望之一。

几年后，张凯淇真的成为了无国界医生的一员。2024年，当《无国界医生手记》再版时，他成为书中的讲述者之一。

无国界医生是全球第一个独立的、专门从事紧急医疗援助的人道组织，1971年由一群法国医生和记者创立。从卢旺达到阿富汗，从也门海岸到海地，从西非埃博拉疫区到缅甸孟加拉边境的难民营……半个世纪以来，无国界医生出现在人们能想到的每一场历史级灾难中。1999年，无国界医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全球，无国界医生有6个行动中心、24个地区办事处。每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位救援人员，连同项目所在地聘请的超过3万名本地员工，在约70个国家和地区里，为武装冲突、疫病、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受害者，及被主流社会排斥而得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人们提供援助。

与疫病抗争

在疫区和艾滋病蔓延的地区工作，会恐惧吗？在这场新书分享会上，有读者问黄媛。

2014年，来自广西的内科医生黄媛在塞拉利昂亲历了埃博拉病毒的暴发，她认识的好几位当地医生因为埃博拉去世。

病毒暴发时，黄媛在一个海外志愿者组织工作，2015年又到埃博拉救治中心工作了半年。当时，无国界医生是对埃博拉救治最有经验的机构，在耳闻目睹无国界医生对埃博拉展开的迅速有效的应对工作之后，黄媛加入了无国界医生。

2015年底，黄媛到斯威士兰进行艾滋病和耐药性结核的临床治疗和研究。斯威士兰是非洲一个国土面积和北京市相当的小国家，艾滋病感染率却高居全球第一。在15岁至49岁的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是29.8%；在无国界医生接诊的病人中，约有80%的人是HIV阳性。艾滋病患者感染结核病的概率大大高于一般人，许多人同时感染两种疾病，这让治疗变得尤其复杂，两种药同时使用时相互会产生作用，很多病人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

每天，黄媛早上7点出门，坐车近2小时到山区医院工作。她主要负责管理耐药结核病的患者。这类患者用药时间长，用药多，每人每天至少要用5种药，有的要用七八种药。不同药物服药时间和要求不一样，有的药物会带来严重副作用，患者苦不堪言，不少患者因无法耐受而放弃治疗。无国界医生建了耐药性结核门诊，还建了一个“中途之家”，专门提供给没有条件在家中单独隔离治疗的患者。

在斯威士兰，许多病人住在山区，村子离医院很远，有的一礼拜只有一班车。针对交通实在不便的病人，无国界医生会提供接送服务。结核病耐药病人的治疗周期长达18—24个月，治疗结束后，医生们会用零食给痊愈的患者开一个小小的庆祝会，和大家一起拥抱。

“对疾病的了解越多，恐惧就越少。”讲完这些故事的黄媛这样回应读者。她说，医生知道如何预防和控制感染，即使是在面对埃博拉病毒时，她都见证了医疗体系和整个社会是如何去应对病毒的，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防治措施。

保护妇女和孩子

在安哥拉奎托市，外科医生黄婷慧在营养治疗中心治疗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她没有医治孩子的经验，但很快就学会了，因为她别无选择——在她工作的第一天，一个病童死了。

这是黄婷慧第一次看着小孩死去。她没想到的是，在安哥拉工作的6个月里，她会目睹一个又一个孩子过世。

安哥拉长达27年的内战，让大量农村人口流亡至城市，期间人们的基本医疗护理需求往往只能依靠国际组织。无国界医生曾在奎托设有多个营养补给中心，每年要治疗约4000名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约23，000名中度营养不良的儿童。许多营养不良患者因感染而死。

黄婷慧在《无国界医生手记》中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位父亲带着两个病重的儿子前往医院，一个儿子死在途中，另一个儿子被送到了营养中心。这位男孩极度营养不良，皮肤破损，浑身长满水疱，治疗一段时间后也离开了人世。

在奎托，黄婷慧曾度过异常难熬的一周，很多小孩死去，新的孩子仍在不断被送来。一天，她到教堂去，想多了解些当地人的生活，人们给了她很大的赞美和热情，离开时，孩子们从教堂里跑出来笑着朝她挥手。那一刻，黄婷慧想到：“我们失去了一些孩子，但也有很多小孩的病情得到改善。”

屠铮是无国界医生中第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医生。2007年，她参加无国界医生在利比里亚的工作，当时那里的内战结束不久。屠铮发现很多新生儿没有正式的名字，星期一出生的就叫“星期一”，星期天出生的就叫“星期天”，因为当地人觉得小孩很可能活不过一岁，便等孩子活过一岁再取名字。

后来，一个利比里亚小孩有了与众不同的名字：铮，和接他来到人间的医生同名。

魏保珠也见到过许多被救助的孩子。2009年，她作为负责传播的工作人员去到无国界医生在尼日利亚的一个项目，当地一个酋长告诉她，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这些外国人来能做什么。慢慢地，他发现在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的尼日利亚，经无国界医生接生的往往母子平安；过去，村里人觉得一些严重营养不良的孩子就没救了，但许多送到无国界医生处的孩子，过两周又活蹦乱跳地回家了。

2015年，曾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的魏钊华前往无国界医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救援项目，在那里担任了9个月的后勤人员。他所在的塔里医院为暴力的幸存者提供急诊和手术服务，医院门口除了无国界医生的标志，还有枪支、斧头、砍刀不得入内的标志。这里24小时为暴力的受害者提供紧急护理，病房里晚上都亮着灯。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全球女性处境最危险的地方之一。2016年，无国界医生发布了一份报告《回到施暴者身边》，揭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生还者面对的虐待循环。这份报告包括了来自超过3000名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生还者的数据，他们都是无国界医生于2014年—2015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治疗的病人。大部分接受治疗的患者是女性，占94%，最常见的暴力由亲密伴侣施予；超过四分之一的妇女曾受死亡威胁；超过一半性暴力生还者是儿童，当中六分之一不到5岁。

苦乐之间

刚到非洲时，黄媛发现很多在中国便宜的常用药，当地却非常欠缺，她第一反应是这会让医生的工作难以开展。但很快，她就发现当地医生临床分析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处理传染病时很有经验，她向他们学到了很多。相比在国内三甲医院的工作，在无国界医生的项目需要更综合的能力，内科医生可能需要看传染病，妇产科医生可能也需要懂新生儿的救治，黄媛觉得这个过程很锻炼医生的临床能力。

很多当地人不识字，这给健康宣教带来了挑战。黄媛记得，她们会组织人到村子里演戏，把要说的话放在戏里。在南非，无国界医生曾有一个关于性暴力的项目，他们把性教育编成孩子们容易理解的歌谣：“这里不要碰，那里不要碰……”

非洲多蛇虫鼠蚁，它们也是许多传染病的传播者。黄媛记得，有一种小蚊子会在衣物上产卵，所有衣服都必须暴晒或熨烫，否则就容易得皮肤病。这种生活上的不便利还有不少，比如可能洗不上热水澡、缺乏电力供应、少有娱乐……和许多同事一样，黄媛不觉得苦，她会找乐子。

不能玩手机、看电视，但可以常去爬山、看海，那是一种不同的乐趣。塞拉利昂首都的海滩是全球最美的海滩之一，有无数种不同的沙子，有黑色的，有金色的，有白色的，非常漂亮；雨季时，人们就到同事家里轮流开派对，做烤蛋糕、烤鱼、炒饭，品尝世界各地的佳肴。斯威夫兰则有很美的山区，下乡时可以碰到凑过来“打招呼”的斑马。

在《无国界医生手记》中，2015年加入无国界医生的麻醉科医生李雪峰也记录了不少类似的趣事。

在南苏丹工作时，李雪峰有许多野生动物朋友，蝎子、蜥蜴、青蛙，还有萤火虫。每天早起和下班时，他能看到云彩变幻。暴雨后，他爱看粉红色的天空。

外出跑步时，李雪峰遇到过一个高高壮壮的当地人，对他喊：“哥们儿哪旮沓的？”原来，这位当地人曾和中国人共事；一次，李雪峰问医院的孩子们：“Can you say你好？”后来，这些孩子不管见到什么人都说“你好”，还学会了说“功夫”。

在南苏丹工作时，李雪峰所在的医院是方圆几十公里唯一的医院，有的当地人穿越沼泽甚至徒步10小时来看病。他和同事平均每天需要实施十四五台手术，全年无休。许多患者是因被蛇咬伤、剖宫产、枪伤、烧伤、意外事故被送来的。在《无国界医生手记》中，他记录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一天，医院收治了一名手被子弹打烂的女伤者，需要手术将手掌截掉，李雪峰怕她伤心，就抓着她的另一只手，当他伸手后，她立即紧紧抓住不放。李雪峰觉得，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心理安慰也很重要，那位女伤者可以不要那只残破的手，但医生不能松开她的另一只手。

成为无国界医生

与张凯淇类似，黄媛也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与无国界医生的缘分。

在广西读研时，无国界医生正好在南宁开展一个艾滋病项目，一天，黄媛在购买DVD时遇到几个无国界医生，回家后，她便去查阅了这个机构的资料。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其中一员。

研究生毕业后，黄媛在广西当了近10年体制内医生。那时，一切都很“稳”，工作挺好，生活也挺好，但黄媛一直想找机会去外面看看。她担心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容易思维固化，也对体制外和国外医生的工作充满好奇。2012年，一个海外志愿者组织正好在招募，黄媛就申请加入并前往非洲工作了。黄媛觉得，在非洲的工作和生活让她了解了“医疗”这个词更广阔的含义。

根据无国界医生的要求，加入无国界医生的人，必须有至少两年的专业工作经验、操流利英语或法语、有良好的团队精神、提前接受热带病学训练，此外，由于无国界医生工作的环境包括有武装冲突的地区，救援人员须愿意接受在高危的环境下工作。

尽管无国界医生会通过各种防护措施来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危险仍然可能发生。就在今年3月23日，以色列军方向加沙纳赛尔医院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事发时，一名无国界医生护士正在该医院工作。无国界医生呼吁以军立即恢复停火，并在再次升级行动之际，尊重并保护加沙的医疗设施、病人和医护人员。

无国界医生的许多项目所在国家局势不稳或处于冲突状态。魏保珠说，去项目之前，无国界医生会给救援人员做各方面情况的简报。同时，无国界医生会与各方协调，告诉他们无国界医生的工作原则、范围、目的、地点，让他们尊重无国界医生的工作。按照国际人道法，在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对医疗设施、医疗人员和平民的袭击都不被允许。另外，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

魏保珠说，无国界医生也会不断评估具体项目的实时状态，当觉得项目所在地区不安全时，可能缩减甚至撤出团队，尽可能避免意外发生。

现在，黄媛是无国界医生中国医疗代表。面对想要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年轻人，她最想对他们说，“Lower your expectation”，降低期望值才能对即将要做的工作有客观评估，不容易失望或后悔，最终得到更好的体验。

魏保珠也有类似感受，如果把自己视作“救世英雄”，到一线工作时往往容易受挫，平和的心态反而能帮助人把工作做好。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