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那一年起，中国不再把“贫穷”视为数千年的宿命。此后 40 多年，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改变了 14 亿人的命运，也重塑了世界的经济版图。
1978 年，一个时代被悄然改写。
从那一年起，中国不再把“贫穷”视为数千年的宿命。此后 40 多年，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改变了 14 亿人的命运，也重塑了世界的经济版图。
作为一名 80 后，我对小时候的贫穷记忆依然感到悲哀，所以也更加敏感于现在的所有变化。
从温饱走向小康，从农田走进车间，从骑单车到造高铁，中国经济完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国人终于告别了赤贫和绝望，走向了相对的富裕和物质丰富。
不过，今天的中国又站在新的历史性门槛上。中国正逼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这个时刻不是欢庆胜利的终点，而是一道必须跨越的分水岭。
因为此刻，也是中国经济自 1978 年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决定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
这一转折，不在于短期的增速变化，而在于增长逻辑的根本转换。如果跨越成功，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 如果原地踏步，可能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耗费一个时代的努力。
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几大关键动力，共同构筑了过往的高速增长模型：
1. 人口红利与制造业集群。
几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成为全球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土地、劳动力和制度红利，为东部沿海地区搭起了“世界工厂”的框架。以义乌、东莞、昆山为代表的城市群，在无声无息中走向全球市场最前沿。
在这个阶段，普通劳动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代人成为生产线上的“人肉机器”，他们的青春全部给予了中国的改革。
这代人，现在也配得上更好的回馈。
2. 出口导向与全球化红利。
2000 年代初中国加入 WTO 后，中国制造开始走向全球。从服装、家具到手机、光伏，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
2023 年中国进出口总值 5.94 万亿美元，连续 7 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和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为 14.2% 和 10.6% ，连续 15 年保持全球第一和第二。
3. 重投资、强政府驱动模式。
基础设施建设成了中国高速发展时期的一大特征，高铁、公路、机场迅速扩张。 2005 年以后房地产成了地方财政的压舱石，也成为拉动内需和投资的主要载体。
但随着一栋栋高楼撑起中国的 GDP ，也埋下了高杠杆、泡沫的种子，现在就是挤出泡沫的时候，阵痛也是必然。
要想让阵痛别变成长痛，就必须有改革支撑。
之前三四十年这套增长逻辑的核心，是“外需拉动 + 投资推动 + 人口红利”。但到了今天，这些引擎已显疲态。
三重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的旧发展模式正在失效。
人口红利也在消失。2024 年末全国人口 140828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39 万人，中国总人口已连续 3 年负增长，而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 21% 。这意味着未来不只是“人少”，而是“老人多、孩子少、劳动力少”。对经济结构与消费模式的冲击，正在逼近。
当一个国家还没富裕，就开始变老，那才是真正的挑战。
日韩这些后发达国家，都是“已富才老”，中国面临的挑战，相比之下非常艰巨。
全球化退潮，出口受限的全球环境，也让中国站在了十字路口。
关税摩擦、地缘政治变化、全球供应链重构，让中国出口企业开始面临订单外流、成本上升和技术壁垒。苹果、耐克等头部品牌已将部分产能转向印度、越南，中国不再是外资唯一的“首选”。
而房地产见顶，投资回报递减，就更是击中了经济下行的命门。
房地产市场进入长周期调整，有些地方房价已经下跌到腰斩水平，居民资产负债表承压。以往靠卖地带动基建、靠基建拉动投资的逻辑，正逐渐失效。
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以往的土地财政模式无法继续，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财政空间紧张。
这时候，政府投资那种“有钱到处投”的时代已经过去，“投得准”变得更重要。但已经积累的债务需要化解，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是后发达国家都绕不过去的门槛。“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并非学术名词，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现实，是其他国家的血泪经验。
上世纪的阿根廷、南非、墨西哥，曾在 GDP 达到中等水平后陷入增长停滞，几十年徘徊不前。 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僵化、产业升级失败、收入分配不公 ，导致社会动能枯竭。
所以， 没有配套的体制改革，经济就无法更进一步。
而很多国家的失败，不是不够努力，是关键时刻不敢变革。
中国如果不能摆脱对房地产和低端制造的路径依赖，不能建立透明法治的制度环境，不能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同样可能陷入类似的循环。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征兆：青年失业率高企、民间投资下降、企业预期不稳、居民消费疲软—— 这不是周期波动，而是结构转向。如果理解为周期波动，那这个经济下行周期可能永远不会结束。
中国的转型没有现成剧本，因为如此大的经济体，再加上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确实没有走向发达国家的先例。但有几个方向是清晰的：
1. 把内需真正激活。
不能再依赖出口与投资，消费必须成为主引擎。这意味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居民收入与社会保障。如果这个痼疾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更进一步。
所以必须要提高普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降低教育、医疗、养老等“沉重支出”，让人敢消费、愿消费。
2. 让创新成为主动力。
从“世界工厂”到“创新强国”，核心是企业必须要有原始创新力。宁德时代、比亚迪、华为这些企业已在电池、智能制造、通信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但这只是开始。
中国企业的整体品牌化还很弱，还缺乏世界级的大企业。相比之下，当年的日韩都已经有了索尼松下、三星 LG 等一大批世界级品牌。
这时候应该强化基础科研的支持，放松管制和指挥，同时减少对企业过度干预，保护企业家精神，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的未来，不取决于有没有巨头，而取决于是否能不断诞生创新者。中国要想更进一步，必须要改革教育制度和创新环境。
3. 深化制度改革，释放市场活力。
制度红利其实仍然大有潜力可挖。包括简政放权、民企保护、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机制重构、法治环境优化等等。这些改革必须要持续推进，不能停歇，否则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就始终跟不上，会拖累经济发展。
这其中，民营经济的信心尤为关键。让民企“敢投资、能融资、有出口、能盈利”，是决定未来 5 年走势的关键变量。
在这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中国要敢于重启增长逻辑。尤其是关税战之下，很明显全球的贸易结构都必须改变，中国也必须改变自己，而不能只盯着外界的压力。
不改变自己，外界的压力就算没有了，经济也无法持续。
如果说 1978 年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折，那么今天，是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法治驱动”的新转折。
过去的 40 年，中国是靠速度赢得尊重；接下来的 40 年，则要靠质量赢得未来。
这是一场深水区的转型，意味着风险，也孕育机会。如果中国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与制度魄力，就有机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宿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因为 转型从来不是妥协旧时代，而是主动拥抱新规则。
历史不会等待犹豫的人，这是时代留给中国经济的又一道大考。愿中国有智慧应答，有勇气破局。
来源：朝夕浅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