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劳动永远没完没了

摘要：母亲节那天，我要了一份礼物：房屋清扫服务。具体来说，是清扫卫浴和地板，如果加洗窗户的费用也合理的话，那就一并清洗。对我来说，这个礼物与其说是打扫屋子，不如说我终于可以摆脱家务责任一次。我不必打电话向多家家政公司询价，不必研究及比较每家公司的服务质量，不必付款及

母亲节那天，我要了一份礼物：房屋清扫服务。具体来说，是清扫卫浴和地板，如果加洗窗户的费用也合理的话，那就一并清洗。对我来说，这个礼物与其说是打扫屋子，不如说我终于可以摆脱家务责任一次。我不必打电话向多家家政公司询价，不必研究及比较每家公司的服务质量，不必付款及预约清扫时间。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着我的情绪劳动。至于家里打扫后干净如新，那不过是额外的收获罢了。

我丈夫等着我改变主意，换成一份比房屋清扫服务更“简单”的礼物，例如他可以上亚马逊一键下单的东西。但我坚持不改，他失望之余，在母亲节前一天终于拿起预约电话，但询价后觉得太贵了，信誓旦旦地决定自己动手。当然，他还是给了我选择的机会。他先告诉我房屋清扫服务的高昂费用（因为我负责管控家用开支），接着满腹狐疑地问我还想不想叫他预约那个服务。

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希望他上脸书请朋友推荐几家家政公司，自己打四五通电话去询价，体验一下这件事要是换我来做，势必得由我来承担的情绪劳动。我想找家政公司来彻底打扫已经有一阵子了，尤其自从我自由职业的工作开始大幅增多，导致我分身乏术后，这个愿望更强烈了。之所以迟迟没做，部分原因在于不自己做家务会让我感到内疚，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不想花心思去处理“请人来打扫”的前置作业。我很清楚事前准备有多累人，所以才会要求丈夫做，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

结果母亲节那天，我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项链，我丈夫则躲去清扫卫浴，留下我照顾三个孩子，因为那时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乱。

他觉得，自己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给我一个干净如新的浴室，而且不必我自己动手清洗。所以当我经过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衬衫、袜子收好，却丝毫没注意到他精心打扫的卫浴时，他很失望。我走进衣帽间，被一个搁在地板上的塑料储物箱绊倒——那个箱子是几天前他从高架子上拿下来的，因为里面有包装母亲节礼物所需的礼品袋和包装纸。他取出需要的东西，包好他要送给母亲和我的礼物后，就把箱子搁在了地板上，储物箱就变成碍眼的路障，（至少对我来说）也是看了就生气的导火线。每次我要把换洗衣服扔进脏衣篓，或是去衣帽间挑衣服来穿时，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几天下来，那个箱子被推挤、踢踹、挪移到一旁，但就是没有收回原位。而要想把箱子归位，我必须从厨房拖一张椅子到衣帽间，才能把它放回高架子上。

“其实你只需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他看到我为箱子心烦时这么说。

这么明显的事情。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很碍事，需要放回原位。他直接把箱子举起来、放回去，不是很简单吗？但他偏偏就是绕过箱子，故意忽视它两天，现在反而怪我没主动要求他把东西归位。

“这正是症结所在。”我眼里泛泪，“我不希望这种事还要我开口要求。”

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任务，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动完成？为什么非得我开口要求不可？

这个问题促使我含泪据理力争。我想让他了解，为什么当一个家务管理者，不仅要发现问题、分配家务，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责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负担。有事情需要处理时，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选择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别人来做。家里牛奶没了，我得记在购物清单上，或是让丈夫去超市购买，即使最后一口是他喝光的。家里的卫浴、厨房或卧室需要打扫时，也只有我注意到。再加上我十分注意所有细节，往往导致一项任务暴增成二十项。我把袜子拿去洗衣间时，注意到有个玩具需要收起来，于是我开始动手整理游戏室，接着我又看到一个搁在一旁的碗没放入水槽，于是我又顺手洗了碗盘……这种无止境的循环令人烦不胜烦。

家务不是唯一令人厌烦的事。我也是负责安排时间表的人，随时帮大家预约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办事项。我也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比如我丈夫把钥匙扔在了哪里、婚礼何时举行及着装规定、家里还有没有柳橙汁、那件绿毛衣收在哪里、某某人的生日是几号、晚餐吃什么，等等，我都知道。我的脑中存放着五花八门的清单，不是因为我爱记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会记。没有人会去看学校的家长联络簿，没有人会去规划朋友聚餐要带什么餐点前往。除非你主动要求，否则没有人会主动帮忙，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然而当你主动要求，并以正确的方式要求时，又会是一种额外的情绪劳动。在许多情况下，当你委托别人做事时，你需要三催四请，别人听多了还会嫌你唠叨。有时，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你一遍又一遍地以恳切的语气催请对方（而且还要担心对方嫌你啰唆），所以我会干脆自己做。有好几个早晨，我帮女儿把鞋子拿到她的跟前，帮她穿上——并不是因为她不会自己穿鞋，而是因为我不想同一件事连续讲十几次，讲到我发飙大吼快迟到了，她还没把鞋子穿上。我希望丈夫打扫院子，但又想维持婚姻和谐时，必须注意自己讲话的语气，以免言语间流露出些许的怨恨，因为要是我不主动提醒，他永远不会注意到院子需要打扫了。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不得不压抑情绪，只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平顺，毫无纷争。或者，我会自己做完所有事情。孩子当然不必做这种选择，丈夫也不必，那是我的任务，一向如此。

而且无论我做了多少，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且那些事情比最终完成的任务还费时，但我周遭的人大多没注意到。这种感觉对很多女性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我读蒂法妮·杜芙（Tiffany Dufu）的《放手》（Drop the Ball）时，看到她讲述生完孩子后对丈夫的怨恨，立刻感同身受，跟着气愤起来。杜芙写道：“我们在外面都有全职工作，但是回到家，我得更努力。而且气人的是，他看到的事情，还不及我实际上为维持这个家顺利运作所做的一半。换句话说，他不仅做得比我少，还没意识到我做得比他多！”然而在他的脑海中，他可能认为自己做得已经够多了。男性大多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自觉已经比前几代的男性做得更多了。1965年到2015年间，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多，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增加了近两倍，但这并未带给我们完全的平等。家庭中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存在。女人在家务及照顾孩子上所花的时间，仍是男人的两倍。即使在比较公平的两性关系中，男女双方平均分配家务及照顾孩子的体力活，感觉起来还是女性做得比较多……她们确实做得比较多，因为我们并没把这些任务中的情绪劳动也量化计入。通常我们很容易忽略自己“多做”的部分，因为“多做”的部分大多是不被看见的。许多情绪劳动的核心，是为了确保每件事情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隐含着无形的心理付出，而这些大多是由女性负责关注、追踪与执行。

那个母亲节迫使我潸然泪下的原因，不单是那个一直搁在地上的碍眼储物箱，也不是因为丈夫无法送我真正想要的礼物，而是经年累月下来我逐渐变成家中唯一的照护者，照顾每件事、每个人，而所付出的劳心劳力完全不被看见。

当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向丈夫解释为何如此沮丧时，我终于达到情绪爆发的临界点，因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情绪的源头了。曾几何时，落差变得那么大？情绪劳动一直以来不都是我的强项吗？我难道不是主动选择照顾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吗？我不是本来就比他更擅长这件事吗？重新调整我们之间的平衡这件事，难道是我要求太多了吗？

我不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自省。如果我不把情绪劳动视为分内工作，周遭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在意的是结果：那些事情会搁在哪里？谁会捡起来做？如果我放着家务不管，谁会遭殃？如果我不在意我的语气和举止对丈夫的影响，我们会吵到什么程度？我这辈子已经习惯了超前思考，预测周遭每个人的需求，并深切地关心他们。情绪劳动是我从小就接受的一项技能训练。相反地，我丈夫从来没受过相同训练，他懂得关心他人，但他并不是体贴入微的照顾者。

然而，当我认为自己不仅是那份工作的更好人选，更是最佳人选时，那也表示我把一切事情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我比较擅长安抚孩子的脾气，所以这件事情由我来做。我比较擅长维持屋内整洁，所以我负责绝大多数的打理及任务分派。我是唯一在乎细节的人，所以由我来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事。但诚如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中所写的，成为唯一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可能导致破坏性和有害的失衡。“每个伴侣都需要负责具体的活动，不然男方很容易觉得他是在帮忙，而不是在做分内的事。”对我丈夫来说，那些归纳在“情绪劳动”那把大伞下的任务，已经变成他在帮我的忙。他所做的情绪劳动，跟精心打理生活或抱持更深的责任感毫无关系。当他不需要我开口就主动完成一项任务，并承担过程中的精神负担时，那是在对我展现“美意”，是一种需要称赞和感激的行为，但同样的任务由我来做时，却无法指望同样的回报。对我来说，情绪劳动变成一个竞技场，我的价值与每项任务都交缠在一起。

我感到愤怒，精疲力竭。我不想战战兢兢地走在一条微妙的分隔线上，一边要顾及他的感受，一边又要清楚传达我的想法。应对伴侣的情绪，包括预知对方的需求，避免任何不悦，保持心平气和，是女性从小就被教导要承担的责任。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女性要求男性尽力解决情感纠纷时，男性若是反驳、恼火，甚至愤怒，那些都是“自然”反应，也是可接受的。在宾夕法尼亚西切斯特大学指导“情绪劳动”这个主题并发表相关论文的性别社会学家莉萨·许布纳博士（Lisa Huebner）指出：“一般而言，社会中的性别情绪，是在持续强化‘女性在生理上先天就比男性更能够感觉、表达、管理情绪’这种错误观念。这并不是在否认，有些人由于性格原因，确实比他人更擅长管理情绪。但我认为，我们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种能力是由性别决定的。与此同时，社会也想尽办法确保女孩和女人为情绪负责，却放任男性不管。”

即便是讨论情绪劳动的不平衡，讨论本身也涉及了情绪劳动。我丈夫虽然个性好，本性善良，但他还是会以一种非常父权的口吻来回应批评。逼他去了解情绪劳动究竟有多累人，就好像是对他做人身攻击似的。到最后，我不得不在“让他了解我对情绪劳动的失望有什么好处”“以不会导致我们争吵的方式来传达那些想法，究竟要付出多少情绪劳动”这两件事中进行权衡。两相权衡后，我通常会觉得“放弃不谈”比较省事，并提醒自己，另一半愿意接受我分派给他的任务已经很幸运了。相较于许多女性（包括女性家人和朋友），我知道自己的处境已经算好了。我丈夫做很多事情，他每天晚上都会洗碗，也经常做晚饭。我忙着工作时，他负责哄孩子睡觉。只要我开口请他做额外的家务，他都会毫无怨言地完成。有时候期待他做一点家务，好像我太贪心了。毕竟，我丈夫是好人，也支持女权主义，我也看得出来他有心想要理解我的意思，只是他终究还是不明白。他说，他会尽量多做一点打扫工作来帮我分担家务，也重申只要我开口向他求助就行——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想事无巨细地管理家里所有大事小事，我希望另一半可以跟我一样主动积极地面对家务。

乔尼·布鲁西（Chaunie Brusie）在Babble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发热议，文中提到她在家务上缺乏协助，她回想起当时的想法：“如果夫妻俩饭后一起收拾，不是可以更快一起休息放松吗？如果孩子知道母亲不该是唯一的清洁工，那不是更好吗？把两人共享的空间视为一种共同责任，不是比较合理吗?”总而言之，如果所有的情绪劳动不是完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如果她的丈夫（或孩子）能主动注意到家里需要做什么，并主动去做，那不是很好吗？布鲁西是自由职业者，全职作家，年薪六位数（美元），她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家人“帮忙”。事实上，她想传达的重点是，照顾全家的责任根本不该由她一人承担，但偏偏事实就是如此。她在文中提到，她选择把饭后的一些杂务分派出去。她不仅要和颜悦色地提出要求，当她第一次分派家务遭拒时，还得把完成任务后一起玩游戏作为奖励，家人才肯答应。如果她想请家人“帮忙”，就需要以愉悦的口吻提出恳求，即便是“帮忙”清理家人弄乱的东西。“我们把做家务视为‘帮妈妈的忙’，而不是做该做的事。”布鲁西写道，“我希望孩子了解，收拾我们的家很重要。正因为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然而，当另一半不会主动注意到家里有什么事情该做时（亦即不懂得平均分担家务的身心劳动时），你很难说服他这样做。把垃圾拿出去倒确实很好，但真正重要的是，他应该负起“注意何时该倒垃圾”的责任。

不过我试图向丈夫解释这点时，他很难理解“倒垃圾”和“注意何时该倒垃圾”的差别。只要任务完成了，管他是谁要求完成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听他这样反问时，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所以我把导致那一刻混乱的所有挣扎和沮丧写下来，然后以专文发表在《时尚芭莎》上。我知道有些女性马上就抓到了我那篇文章想表达的重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种隐形工作——为了维持整个系统的顺利运转而给轮子上油。我们对于持续担负起超量的情绪劳动感到沮丧。不过，当那篇《女人不是唠叨——我们只是受够了》以惊人的速度被疯狂转发时（截至2018年本书撰写之际，那篇文章已被分享九十六万两千次以上），我还是很惊讶。数千名读者留言及评论，很多女性纷纷分享她们的“母亲节时刻”，她们也遭遇过伴侣不明就里的反驳，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思所想。数百万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纷纷点头说：“是啊，我也是！”那个联结时刻令人欣慰，也令人灰心。我不禁纳闷：“为什么现在才引起那么大的回响？”

我定义的“情绪劳动”，是结合情绪管理和生活管理，是我们为了让周遭人感到舒适和快乐所做的没有酬劳、不被看见的工作。它涵盖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照护类劳务的相关术语，诸如情绪工作、精神负担、精神重担、家庭管理、事务劳动、无形劳动，等等。这些术语分别来看时，看不出是如何交织、火上浇油，终至令人沮丧抓狂的。实际上，这些工作不仅劳心耗神，而且它的负面影响，在我们走出家庭进入世界时仍旧伴随着我们。朱迪丝·舒勒维兹（Judith Shulevitz）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及母亲经历的情绪劳动，并在文中列出那些工作的高昂成本。她写道：“不管女人是喜欢操心，还是讨厌操心，那都可能分散她对有偿工作的注意力，使她在工作上受到干扰，甚至断送了职业生涯的发展。担忧及安排事务这种令人分心的苦差事，可能是阻碍女性职场平权的所有因素中，最难以改变的障碍之一。”

舒勒维兹称这种人为“指定的操心者”（designated worrier），但成为“指定的操心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时间累积及付出心力的。以全职妈妈为例，或许你精心打造了一套系统，好让每个家人的早晨能够顺利运行，例如你想在墙上挂一个钥匙钩。但在那之前，你需要先“唠叨”一下，家人才会帮你装上挂钩。你需要多次温和地提醒家人，请他去五金店买挂钩，不然你就得自己写在待购清单上，自行采购。你还需要温和地多次提醒家人：“钉个挂钩很快，今晚或明天就能完成。”你提出这些建议的同时，还要权衡时间表上有哪些优先要务需处理。然而，无论你讲几次把汽车钥匙挂起来会有多方便，家人还是会问你：“我的钥匙哪儿去了？”你心里权衡着到底要直接告诉他钥匙在哪里，还是再度提起钥匙挂钩的事；如果是后者，恐怕又会演变成一场争论。你总是需要超前一步思考，小心说话的用字遣词及表达失落的方式。你必须同时克制自己的情绪，也管理对方的情绪。这实在很累人，所以你往往选择干脆直接告诉他钥匙在哪里，既省时又省力。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在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中，这种加乘式的情绪劳动会变成常态。日积月累下来，你的生活变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驾驭它。你必须引导其他人在这套精心打造的系统中穿梭，以免他们卡住或陷落。例如，你挤完最后一点牙膏，或是把厕所的卫生纸用完时，你注意到该换新的了；公司同仁指望你规划下班后的欢乐时光；你脑海中有一份清单，列出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注意及肯定他人的情绪，同时控制自己的；你需要维持事情的顺利运作，而且要非常小心。这些劳动都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永远无法将之抛诸脑后。它让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耗尽无法估量的心神，而且那些心神明明可以用来做其他对我们自身、职业生涯及生活更有利的事，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快乐。把这些原本各自存在的用语归纳在“情绪劳动”的大伞下非常合理，因为它们紧密相连。情绪劳动所指的，不仅是关心结果而已，也关心那些被我们的情绪、言语、举动所影响的人，即使那样做是牺牲自己以成全他人。

社会指望女人以许多无偿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自我），让周遭的人感到舒适。我们创造出一个利他的形象，允许他人的需求凌驾于自我之上。我们成了倾听者、忠告者、旅行规划者、行程管理者、居家打扫者、提醒者，也是每个人都可以舒适依靠的无形靠垫（但几乎没人考虑这会如何消耗我们的心神）。我们从事情绪劳动时，把周遭的需求摆在自我需求之前。渐渐地，我们在这世上存在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开始隐于无形。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们压抑或调整自己的情绪，从与丈夫和睦相处，阻止孩子乱发脾气，到避免与母亲争吵，避免街头骚扰变成人身攻击。

为了管理他人的情绪和预期，你需要越过重重障碍才能让人听到你的心声，耗尽你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起来的宝贵时间。你必须确保你的响应经过深思熟虑，把他人的情绪也纳入考量。当你需要指派任务给别人时，你必须使用正确的语气，询问对方的意愿。当你感到不舒服时，你需要克制自己，依旧展现出亲和力。如果你想把自己放在最有利的位置，那表示你需要先一步思考对方可能会如何反应。有人说，当你交出完成的任务时，不要同时展现魅力和温柔的一面，因为你可能被贴上负面的标签，影响升迁机会。也有人说，走在路上听到男人对你开黄腔、骚扰你时，不要微笑，紧闭着嘴继续前进，不然你可能会被跟踪、攻击，甚至碰到更惨的遭遇。

当我们的言行不符合既定的权力动态时，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诚如桑德伯格在著作中所述，女性在职场上常避免发表意见，语带保留，以免被贴上标签。“怕大家觉得她没有团队精神，怕大家觉得她负面或唠叨，怕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却被当成单纯的发牢骚，怕勇敢说出想法而引起大家关注，怕可能因此遭到攻击（就是脑海中那个叫我们‘别坐到桌前’的声音所诱发的恐惧）。”我们在家里，为了获得迫切需要的“帮忙”且避免争吵，也要这样顾全大局，语带保留。这些持续又伤神的劳动，大多隐于无形。

霍克希尔德在书中提到，航空公司如何要求空乘人员在飞行中营造出温馨舒适的家庭氛围，以及她们打卡下班后，那种伪装会使她们付出什么代价。她们下班后常感到情绪疲乏，很难在工作角色和真实自我之间切换身份。她们之所以难以在内心深处找到真实的自我，或许是因为她们不止在服务业中付出情绪劳动。身为女性，我们必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营造出同样的温馨感。我们不仅在工作中这么做，回到家里或在外面，也必须对亲友、同仁、陌生人这么做。女性之所以觉得受够了，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情绪劳动无法打卡下班，而是随时随地非做不可。被要求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要扮演情绪劳动的主要提供者，我们已经受够了，因为那实在很累人，很费时，也耽误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脑中填满了家庭琐事，把不成比例的时间花在造福他人上。我们为了升职所付出的情绪劳动，从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到聆听他人的想法并提供意见反馈等，都是男性不必做的。我们必须仔细地权衡在公共场合中如何与陌生男性互动，以确保自身安全。这些必要的情绪劳动类型都是一种征兆，其背后是更大的系统性不平等。那种不平等对女性造成了伤害，尤其是弱势族群的女性。诚如霍克希尔德所言，男性和女性在情绪工作上的互动方式，是“一种常见的掩饰法，把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视为人与人之间的亏欠，而且在维持这种现象的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上都是如此”。在社会上，女性对于任何需要我们的人，总是亏欠着无尽的情绪劳动，除非男性和女性都改变想法，改变他们对于“谁该做这项工作”以及“这项工作的真正价值”所抱持的预期。

每个人都必须改变对情绪劳动的看法，这样一来，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情绪劳动这项技能背后的真正价值。没错，情绪劳动可能是我们的克星，但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超能力。我们需要了解这种劳动有其价值，并把它公之于众，让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关怀和管理情绪的智慧是一种宝贵的技能，是一种密集的解题训练，还可以获得同理心的额外效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贝克斯校区的传播艺术与科学副教授米歇尔·拉姆齐博士（Michele Ramsey）表示，情绪劳动往往和解决问题同义。她解释：“大家对性别的假设是‘男性是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女性太情绪化了。’但是在家里和职场中，解决多数问题的人又是谁呢？”身为伺候我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管家，我非常确定自己知道答案。尽管这些情绪劳动令我们沮丧，但这种照护型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技能。我们熟练地顾全大局，宏观地思考结果，游刃有余地调适意外状况，用心地投入工作、培养关系、应对偶然的互动。这些技巧是确保我们细心完成精神任务及情绪任务的资产——这里的细心不只专注在任务细节上，也专注在他人身上。情绪劳动在生活中呈现的方式，就像是以维系社会的文明细线编织成一条精致的挂毯。少了情绪劳动，我们活不下去，我们也不该期待情绪劳动消失。

我们应该把情绪劳动变成一种人人都该拥有、人人都应理解的宝贵技能，因为那可以让我们更熟悉自己的生活。它能使我们更充分地体验生活，使我们成为最真实、最充实的自己，男女皆然。减轻女性被迫承担的庞大重担，同时让男性进入一个充实的生活新领域是有益的。我们不该只想着“平分”情绪劳动，更应该去了解那些伴随重担而来的东西。即使目前女性被迫扛起不平衡的重担，女性也因为情绪劳动的存在而更长寿、更健康。女性把规划和深谋远虑纳入生活，关心人际关系的培养与维系，为了让他人过得舒服而不辞辛劳地付出，她们的伴侣无疑因此受惠了。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已婚男性通常比未婚男性更长寿、更健康。他们的压力较小，罹患抑郁症的情况较少，身体也比未婚男性更健康，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对其生活的打理使他们可以更健康地活着。多项研究发现，丧偶及离婚的男性过得不如丧偶及离婚的女性，因为少了伴侣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打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健康、舒适和社交关系都会受到影响。当妻子是家中唯一响应聚会邀约、唯一负责召集家人参加活动、唯一负责维系社交关系稳健发展的人时，失去她也意味着失去了所有人。那也表示，那些人际关系本来就不属于男性。

女性负责维系男性与亲友的关系，也确保伴侣饮食健康、做运动。她们帮男性卸下原本落在他们身上的任务，充当男性的第二个大脑，帮他们记住他们觉得不够重要而不需要记住的“小事”。然而当男性从来不学习情绪劳动时，他们也错失掉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大部分。当然，有人代劳肯定过得很舒服，但是如果别人负责处理你生活的一切细节，你的生活便永远不属于你自己。目前这种情绪劳动的失衡，导致大家持续以为男人不必建立自己的社交关系，不必密切地关注个人生活的细节，不必从打造个人生活及家庭中寻找意义，这滋长了有毒的男子气概的恣意发展，在这种环境中，大家依然指望女性以各种方式照顾男性，所以男性永远不会学习照顾自己，不仅身体上如此，情绪上和精神上也是如此。我们告诉整个社会的男性，他们无法处理情绪劳动，他们需要把一切细节委派给女性处理，他们无法随机应变，也无法学习这些可以深深改变其生活的技能。我们让男性对这种依赖他人的人生感到无可奈何，尽管男性拥有那么多的权力和特权。然而，这样做只是在助长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害的恶性循环。改变这种现状不仅不会伤害男性，还可以帮助女性，让每个人都因此获得解放。让大家预期一种更平等分摊的情绪劳动，这并不是在转移负担，而是为了鼓励每个人改善生活。

平衡情绪劳动可以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过更充实，也更真实的生活。负担减轻的女性可以重新获得自己的精神空间和时间，在职业生涯上做出理智的抉择，并从真正平等的立场上，感觉到自己与伴侣的关系更紧密。男性可以以新的方式融入生活，承担新的角色，摆脱有毒的男子气概，生活在更紧密相连的环境中，而且不怕帮女性争取更平等的世界。霍克希尔德指出，我们承认生活中情绪劳动运作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在社会变革中的立场。我相信，我们已经准备好打破陈规，迈向新未来。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情绪劳动带来的阻碍，以便从沮丧中站起来，决定如何好好运用这种深切关怀的技能。情绪劳动不见得会破坏我们的幸福，事实上，它是维系世界的黏着剂。一旦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了解它的利弊，我们就可以掌控它，改变我们使用这些技能的方式，夺回自主权。

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为孩子树立更好的平等榜样，以免他们承袭我们的错误模式。我们可以让男人有机会以新的角色体验情绪劳动，更充分地体验如何为人父、为人伴侣，以及成为一个男人。我们可以为无所不在的情绪劳动划出明确界限，而不是一味地迎合预期。我们可以把情绪劳动视为一种技能，而不是障碍。套用众议员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的说法，我们可以夺回自己的时间，只在真正有意义的情境中运用情绪劳动的技能，让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世界正在变得更美好。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改善伴侣和后代的生活。当我们一起消除情绪劳动的不平等时，孩子的未来就被改变了，我们的儿子可以学会恪尽本分，我们的女儿可以学会不必承担别人的分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