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已经披露的案情和细节看，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就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案情清晰、证据链完整，定罪强奸，符合法律精神，也符合社会正义。以案论案，这事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转化为社会热议事件的潜质。
从已经披露的案情和细节看，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就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案情清晰、证据链完整，定罪强奸，符合法律精神，也符合社会正义。以案论案，这事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转化为社会热议事件的潜质。
从常理看，当事双方其实也没有任何理由将此事上升到难以调和的程度。事情发生后，女方虽然报警，但仅仅是报警而已，事后女方家人的几次三番的释放善意，尝试将事件妥善处理，未提出任何额外的过分条件，说明女方没有任何动力将此事激化。从第三方的视角看，女方家庭的处理方式，不可谓不理性，也不可谓不低姿态。从男方的角度看，当事人也一再表达对此事担当、负责、悔过，这也是符合情理和逻辑的处理方式。
但此案的吊诡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明明当时双方其实对问题的性质有清晰认知，且都有和解意愿，但最终却走向了死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二是明明此案在法律上没有好争议的，却莫名其妙成了社会热点事件，乃至于大有撕裂社会之势。
这种多输的局面，是个悲剧。在这个悲剧里，最大的受害者是当时的男孩和女孩。我们很难可以同情性理解这件事。他们其实就是一对普普通通的以结婚为前提的恋人，他们在正常交往，相互了解对方，也在测试对方的意愿，有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出现冲突，在所难免。哪怕是双方难以接受对方的行为，或是性格不合，最终关系破裂，也属正常。如果仅仅是两个人的事，问题其实并不复杂，青年人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麻烦就在于，从始至终，他们就不是两个人在谈婚论嫁。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双方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在操持，他们自己反而是比较被动了。从表面上看，这就是一个极其传统的介绍婚。两家人相亲，大概条件匹配，年轻人尝试以恋爱的形式相互了解，两家人则按照地方习俗推进婚姻程序。恋爱和婚姻缔结，其实是两套并行的轨道。而从事实上看，是父母主导的婚姻缔结支配了年轻人的恋爱过程，而非相反。今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观（包括平等、相互尊重）事实上已经在年轻人群体中扎根，但他们却又客观上需要父母和家庭的支持，如此就不得不服从于地方性的习俗和规范。这种代际关系的错位，决定了此事处理过程中，真正当事人的想法（甚至包括权益），被忽视了。
事情发生后，双方父母可谓是表现出了高度的负责任，尤其是男方家人，甚至可以说是到了护短的程度。连当事人都承认做事有错，但其父母竟然还对此轻描淡写，全然不顾女方的低姿态。女方家长事实上也没有顾及女孩的真实感受，出事后的第一反应是第一时间将此事化解，尽量不影响双方的婚姻缔结过程。“可怜天下父母心”，双方家人已经到了包办代替的程度，但无疑是好心办坏事。由于是包办心态，双方父母甚至没有设身处地想想此事发生后，两个年轻人的具体感受，他们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如果有，也应该是通过恋爱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从婚约入手解决。
因此，代际处理方式的差异，本质上就是恋爱和契约的两种方式。这种事，如果是以恋爱方式处理，当然是要看男孩的表现，如有没有真诚悔过，有没有仔细评估双方的性格是否契合，总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是以契约的方式处理，就处处从满算计，讨价还价，在乎博弈策略。甚至于，最不该作为武器的情感、尊重、法律等，也被当作谈判砝码。事情到了这一步，其实注定就不会有好结局。因为，博弈的前提是双方都高度不信任，生怕对方占便宜，哪怕一方表示出善意，但传递到对方，也会被判定为是对方陷于博弈的劣势。如此，零和博弈的逻辑就展现无遗。
其实，介绍婚中的关系破裂，甚至于到婚礼当天还破裂的案例，并不少见。这也不至于成为你死我活的法律战争，更不至于闹得满城风雨。在婚姻纠纷中，一旦双方撕破脸了，双方家庭到处说对方的不是，是符合传统做法的。只不过，这是说给熟人听，说给潜在的下一步的相亲对象听的，这纯粹是一种声誉保卫战，关系到其在婚姻圈市场里的价值。但男方家人主动在网络散播信息，甚至造谣，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唯一可能是他们手上的牌已经没有了，企图通过引入外力来增加博弈砝码，影响司法判决。男方家庭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这种高难度的博弈策略，他们应该不懂。谁在背后指导，难说。
总归而言，舆论操纵其实算是成功了。这个案件，成功地从一个普通婚恋纠纷，变成了刑事案件，进一步演变成了社会热点事件。其原因是，它的确点燃了社会暗流涌动的情绪。婚恋资本主义制造的社会伤疤，尤其是其给底层家庭所带来的切肤之痛，已经是广为人知的社会事实。就此案而言，只和彩礼背后的算计逻辑有关，但和彩礼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男方父母拿彩礼说事，的确是成功引入了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关注此事。可以预期的是，男方无论如何辩解，侵犯女性的事实不可颠倒。因此，只要进行舆论操作，另一股社会情绪同样会被调动起来。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这起技术上完全没有挑战的普通刑事案件，竟然莫名其妙地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实在是无妄之灾。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尽最大努力调解社会关系，不希望此案让当时双方受极大的伤害，也不愿意激起社会情绪。但事与愿违，在博弈逻辑中一路向前的男方家庭，屡屡放弃和解的机会，一意孤行，制造死局。
这个事件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境地，其深层社会基础，以及围观层面上的当事人行动逻辑，都是重要原因。但不得不说的是，仅仅是社会情绪的基础以及当事人“护短”的行动，并不足以制造社会热点事件。点燃或操作此事件的力量，可能和自媒体时代的流量逻辑有关，也可能和另外的利益相关者有关。
此事，除了当事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全社会也在承受被揭伤疤的痛苦。
来源：尚曦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