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和陈建国结婚刚满五年。我叫王淑芬，在国营纺织厂做计件工，他在机械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加起来三百多块，在同事中算是过得不错的。

一家之下

＂建国，小红一家要来住几天，还带着她公婆。＂丈夫说这话时眼神闪烁，我手中的铝勺差点掉进汤里。

那是一九九三年的春天，窗外的杨柳刚抽出嫩芽，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煤炭味和春天的气息。

我和陈建国结婚刚满五年。我叫王淑芬，在国营纺织厂做计件工，他在机械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加起来三百多块，在同事中算是过得不错的。

我们住在单位分的三室一厅里，七十多平方米的楼房，墙面是淡绿色的涂料，客厅里摆着一台十四寸的熊猫牌彩电和一套红木沙发，是我们花了大半年积蓄买的。

在那个刚刚开始商品房热潮的年代，有单位分的楼房已经算宽裕了，楼道里碰到邻居，总免不了一句＂淑芬，你家住得宽敞啊＂之类的羡慕话。

闺女淑淑上小学二年级，成绩不错，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老人住在乡下，逢年过节才来住几天。日子过得安稳踏实，窗台上的吊兰一年比一年茂盛，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平淡中透着希望。

＂几天？几天是多久？＂我放下手里的铝锅盖，转身看着丈夫。

建国站在厨房门口，身上还带着工厂车间的油污味，他搓着手，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小红她爱人单位调动，房子的事还没定下来。＂

＂那就是没准信了？＂我的语气有些紧。

＂别这样，淑芬。现在住房紧张，周转也不容易。＂建国走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洗手，水流声盖过了他后面嘟囔的话。

我没再追问，心里却打起了鼓。在那个年代，亲戚互相帮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家里多四个人，意味着什么，做过大家庭主妇的都明白。

第二天下班，我特意买了两斤五花肉和一条鲫鱼，想着客人来了也好有个像样的饭菜。肉摊前排了长队，我掐着腰站了半小时，手里的铝饭盒硌得手心生疼。

傍晚六点过，门铃响了。我打开门，只见小姑子陈小红一家四口站在门外，拖着两个大旅行包，还有几个塑料编织袋，袋口露出被褥的一角。

小红比我小五岁，圆脸短发，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身材略微发福。她身后是她爱人张志明，高高瘦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脸书生气。

＂嫂子，麻烦你们了。＂小红不好意思地笑笑，从塑料袋里掏出一盒桃酥递给我，包装盒上印着＂友谊食品厂＂几个烫金大字。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我接过点心，勉强挤出笑容。

＂淑芬啊，好久不见哟。＂小红的婆婆李桂芝拍着我的胳膊说道。她是南方人，说话带着软糯的乡音，头上的白发整齐地盘成一个髻，身上穿着灰色的确良中山装，看上去很精神。

小红的公公马德海则是个典型的北方老头，腰板挺直，方脸浓眉，嘴唇上方一撮花白的胡子一抖一抖的，提着两个竹编的大提包，眼睛不停地打量我家的陈设。

我家的格局是：大卧室给了我和建国，十二平米，摆着一张一米五的双人床和一个大衣柜；次卧给了淑淑，八平米，有张单人床和一个小书桌；最小的书房六平米，原本放着建国的书和一张写字台。

现在，书房变成了小红夫妻的房间，我和建国匆忙从杂物间搬出一张折叠床放进去。老两口则住在客厅的沙发床上，那是我们结婚时买的可折叠沙发，平时很少用来睡觉。

一家七口人，四张床，七十多平的房子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饭桌从四人变成八人，我得把针线篮子底下压着的方桌拼在原来的圆桌上，才能勉强坐下。

那天晚上，我做了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和紫菜蛋汤。八个人围坐在拼接的餐桌旁，空气中弥漫着尴尬和客套。马德海和李桂芝频频说＂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我和建国则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心里却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李桂芝主动帮忙，在厨房里洗洗涮涮。外面，马德海已经打开了电视机，调到戏曲频道，京剧的高亢唱腔在狭小的客厅里回荡。

＂爸，您能小点声吗？淑淑还要写作业呢。＂建国从卧室探出头来，小声提醒。

马德海摆摆手：＂没事没事，小孩子学习能有多认真，一会儿就写完了。＂说完，他又往沙发上一靠，眼睛紧盯着屏幕，显然没把建国的话当回事。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像是在自己家做客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生活彻底变了样。

早上五点半，李桂芝就起来，叮叮当当地在厨房忙活。我习惯六点起床，刚睁开眼，就听见厨房里铝勺碰撞铁锅的声音。

＂嫂子，起来了？我煮了小米粥，你要不要来一碗？＂李桂芝穿着花布棉袄，头发有些凌乱，显然已经忙活了一阵。

＂谢谢婶子，我自己来就行。＂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走进厨房。

灶台上，我昨晚刚买的半斤猪油已经少了一大块，锅里油花飞溅，李桂芝正炒着一大盘韭菜炒鸡蛋。

＂婶子，这么多油啊？＂我忍不住说道。

＂城里人就是讲究，我看你炒菜也是这么放的啊。＂李桂芝笑着说，手里的铲子却没停，又舀了一勺猪油进锅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闭嘴。猪油一斤要两块五，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家里钱已经不多了。

晚上下班，厂门口广播站正播放着《东方红》，我扛着自行车走出大门，心里琢磨着今晚做什么菜。

回到家，马德海霸占着电视机看评剧，音量开得震天响。淑淑蹲在墙角写作业，小脸皱成一团。张志明和小红挤在他们的小房间里，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爸，您能把声音调小点吗？淑淑写作业呢。＂我放下菜篮子，走到电视机前，伸手想调小音量。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孝心都没有。老年人耳朵不好使，听不清楚不是很正常吗？＂马德海一把拍开我的手，不满地嘟囔着。

我愣在原地，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淑淑抬起头，委屈地看着我，又低下头去。

＂爸，您就体谅一下孩子吧。＂建国下班回来，见到这情形，小声劝道。

＂哼，你们城里人就是矫情，我家小红从小写作业，隔壁广播站喇叭整天响，也没见她学习差。＂马德海撇撇嘴，不情不愿地把音量调小了一格。

建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在厂里当技术员，日子虽然过得去，但也算不上有地位的人物。每次我抱怨，他就说：＂小红是我亲妹妹，再说住几天而已，你就忍忍吧。＂

可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甚至，小红的行李箱都被塞到了我家的杂物间里，像是准备常住下去。

家里的生活费增加了近一倍。我每天骑车去市场买菜，原本五块钱能买的菜，现在要十块才够吃。而小红一家除了第一天送了盒桃酥，再没提过分担家用的事。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的工作量翻了一番。下班回家比上班还累，晚上十点多才能躺下，早上五点多又被厨房的声音吵醒。脸上的黑眼圈越来越重，同事都问我是不是生病了。

我和建国的小卧室成了唯一能说话的地方。晚上关上门，我才敢小声抱怨：＂他们到底要住到什么时候？你也不问问。＂

建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你也知道，现在房子不好找，单位分房也要排队。小红她爱人调动工作，总得有个过渡期。＂

＂过渡期？都快一个月了！他们有没有去找过房子？有没有去单位催过？＂我越说越激动，声音不自觉提高。

＂嘘，小声点，别让他们听见。＂建国紧张地拍拍我。

我突然觉得好笑，这是我的家，我却要害怕被客人听见说话声。

那天，我提前下班回家拿材料。刚到楼下，就听见三楼的窗户传来小红和志明的争吵声。

＂你就不能去单位问问？排队排到什么时候了？＂小红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问了啊，主任说再等等，可能还要两三个月。＂张志明的声音很无奈。

＂两三个月？我们住在我哥家已经快一个月了，嫂子脸色越来越难看，我都不敢看她了。＂

＂那怎么办？我们不是把房子都卖了吗？六千多块钱都给单位交了首付，现在也没地方可去啊！＂

我如遭雷击，他们卖了原来的房子？难怪拖家带口地来，分明是打算长住！

那晚，我再也忍不住，等建国回来就发了火。淑淑被我送到邻居李阿姨家写作业，屋里只有我们大人。

＂建国，我就问你一句，他们到底要住到什么时候？＂我把手里的黄釉盘子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响。

建国脸色难看，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淑芬，你别这样。小红他们单位分房子，要等名额...＂

＂等名额？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他们把老房子都卖了，根本是打算赖在这儿不走了！＂我气得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嫂子，你这话就不对了！＂卧室门被推开，小红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显然刚才的对话被她听见了。

＂我们怎么就是＇赖＇了？当初要不是我哥答应你们过来住一阵子，我们能把房子卖了吗？＂小红的声音里带着委屈和愤怒。

隔壁的争吵声也传来，是张志明在埋怨小红惹了麻烦：＂你看看，这下好了吧？本来好好的，现在闹成这样。＂

李桂芝也从厨房走出来，手里还拿着勺子：＂淑芬丫头，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小红是你丈夫的亲妹妹，亲戚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这么小气，一点亲情都不讲...＂

马德海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唉，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懂得尊老爱幼。我们老两口来，也是为了帮小红带孩子，减轻你们的负担...＂

我看着他们一家人团结一致的样子，突然感到一阵悲凉。这是我的家，我的地盘，却被他们占据，还要被指责不懂亲情。

。

我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建国，从明天开始，我们分开过。各买各的菜，各做各的饭。水电费平摊，他们再住，也得有个期限。＂

屋里一片寂静，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建国站在那里，脸色苍白，目光在我和小红之间游移。

＂哥，你倒是说句话啊！＂小红推了建国一把。

建国沉默许久，最后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淑芬说得对，这样拖着对谁都不好。小红，你和志明得尽快去单位问问房子的事，老这么住下去不是个事儿。＂

小红的脸涨得通红，张志明在一旁拉着她的袖子，示意她别说话。李桂芝和马德海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那天晚上，我和建国几乎一夜未眠。他翻来覆去，叹气连连；我躺在床边，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思绪万千。

第二天早晨，我比李桂芝起得还早。当她走进厨房，看见我已经在煎鸡蛋时，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婶子，从今天开始，咱们各做各的吧。您一家四口用左边的灶眼，我们用右边的。冰箱上面一层放你们的菜，下面一层放我们的。油盐酱醋公用，但得记得添。＂我平静地说。

李桂芝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也...也好。＂

就这样，家里分成了两个阵营。早饭、午饭、晚饭，同一张桌子上摆着不同的菜。我负责三口人的饭菜，李桂芝负责他们四口的。厨房里，我们各自忙碌，很少交谈。

最尴尬的是上厕所和洗澡。我和建国拟了个时间表，贴在卫生间门上：早上六点到七点，我家用；七点到八点，他们家用；晚上也是类似安排。

那段日子很难熬。家里弥漫着尴尬和敌意，就连淑淑都变得沉默寡言。她放学回家，直接钻进自己的小屋，很少出来说话。

一天晚上，我看见淑淑在写日记，本子上工工整整写着：＂为什么小姑和姑爹要住在我们家？为什么电视总是那么吵？为什么妈妈每天都不开心？我希望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看到这些，我心如刀绞。孩子的感受最真实，她承受着不该有的压力。

我开始暗中打听公租房信息。纺织厂的工会主任跟我关系不错，我托她帮忙留意。同时，我还让单位里的老刘帮忙在报纸上登了个求租广告。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周后，老刘告诉我，纺织厂附近有个单身宿舍楼空出几间，可以临时住人。条件不算好，一室一厅，公用卫生间，但至少能遮风挡雨。

我回家后，把地址和条件告诉了小红。

＂嫂子，你这是赶我们走？＂小红眼圈发红，声音里带着一丝抗拒。

＂不是赶你走，是帮你们找出路。你们总不能一直这样住下去吧？＂我平静地说，＂我帮你们想办法，比你们自己瞎等强。单位分房靠运气，可能明天就有，也可能明年都没有。总不能把日子都耗在等待上。＂

张志明一直沉默不语，这时突然开口：＂淑芬姐说得对，我们不能老是麻烦你们。我明天就去看看那个宿舍。＂

出乎意料，李桂芝反而第一个表态支持搬出去：＂人家说得对，总不能一直麻烦人家。我和老头子回老家去住段时间，等小红他们有了房子再来。＂

马德海哼了一声，扭过头去不说话，但也没反对。

第二天，张志明和小红去看了宿舍。回来后，小红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嫂子，谢谢你。虽然条件差点，但比挤在这里强。我们决定搬过去。＂

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半个月后，小红一家收拾行李准备搬出去。临走那天，马德海给淑淑买了一本小人书，李桂芝包了一锅她拿手的韭菜饺子。

＂淑芬，这段时间委屈你了。＂李桂芝拉着我的手说，＂你是个明白人，比我们这些老古董想得通透。小红有你这样的嫂子，是她的福气。＂

我心里一酸，鼻子发涨：＂婶子，您说这话就见外了。咱们是一家人，只是...只是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

马德海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丫头，老头子我脾气不好，有得罪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小红抱着我，哭了起来：＂嫂子，对不起，我们那时太着急，委屈你了。...＂

我拍拍她的背：＂傻丫头，哭什么。你们有困难，我能帮就帮，这不是应该的吗？＂

建国站在一旁，眼圈红红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抱起小红的箱子，和张志明一起往楼下搬。

送走他们，家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看着空荡荡的客厅，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春节临近，我决定邀请小红一家回来吃年夜饭。

那天，我特意蒸了一锅糯米饭，做了红烧肉、清蒸鱼、白切鸡，还有小红最爱吃的西湖醋鱼。建国买了两瓶二锅头，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融洽。

＂来，喝一个！＂建国给每个人倒上酒，笑着说。

＂等等，我有话要说。＂马德海站起来，端起酒杯，＂淑芬，我一直把你当亲闺女看。这段时间，是我们不懂事，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家和万事兴，你做得对。来，我敬你一杯！＂

我举起杯子，心里暖暖的：＂爸，您太客气了。我们都是一家人。＂

小红抱着我，眼中含泪：＂嫂子，这几个月我才明白，你不是不近人情，而是比我们看得更远。单位说下个月能分到房子了，要不是你逼着我们去催，可能还得拖好久。＂

建国看着我，眼中满是歉意和敬佩。他端起酒杯，轻轻碰了碰我的：＂老婆，辛苦你了。＂

淑淑在一旁插嘴：＂妈妈最棒了！我同学都羡慕我有个这么能干的妈妈。＂

听着他们的话，我突然理解了生活的智慧——爱是温暖彼此，而不是消耗彼此；是互相支持，而不是单向索取。

那一刻，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家里的灯光温暖如春。我看着围坐在一起的家人，心里有种踏实的感觉。

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更需要用智慧经营家庭这片小小天地。有时候，看似无情的划清界限，反而是最长久的情意。

＂来年，我做东，请大家去我们新家吃饭！＂小红举起酒杯，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相视一笑，共同举杯。

窗外，新年的焰火在夜空绽放，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庞。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