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本来没打算那天去镇上。家里的破木窗年久失修，冬天北风一吹就往里灌冷气。老伴说冻得腰疼，我才骑着那辆后座绑着麻绳的旧凤凰自行车去找个木匠看看。

那钱包是去年腊月在镇上那条老街上捡的。

我本来没打算那天去镇上。家里的破木窗年久失修，冬天北风一吹就往里灌冷气。老伴说冻得腰疼，我才骑着那辆后座绑着麻绳的旧凤凰自行车去找个木匠看看。

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路边的黄狗懒洋洋地趴着，连叫唤的力气都没有。镇上的路面结了一层薄冰，我骑着车小心翼翼地走着，不想摔个狗啃泥。

“一百八一斤的大虾，便宜卖啦！”小贩吆喝着。

我下意识摸了摸兜里那张皱巴巴的五十块，苦笑了一下。大虾？做梦都不敢想。这五十是准备付木匠的定金，回去还得和老伴商量着东拼西凑下个月的修窗钱。

就在我路过老街拐角那家关门歇业的”春来茶馆”时，看见地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起初以为是谁丢的破手套，走近一看，是个钱包。

那钱包是老式的，黑色皮质，边角都磨白了，拉链还掉了漆。我左右看看，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对面卖煎饼的老太正忙着给顾客找零。

我拿起钱包，沉甸甸的。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拉开了拉链。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叠红色的毛爷爷，还有几张蓝色的。我不敢细数，但估摸着得有七八千。还有一张身份证，上面的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叫王建国。

“咋，捡到啥好东西了？”煎饼摊的老太突然冒出一句。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钱包揣进怀里，嘟囔了句”没啥”，骑上车就走。

回家的路上，那钱包像块烙铁一样沉重。七八千啊，能把家里的窗户全换成那种城里人用的断桥铝，还能给老伴买几件暖和的衣服，可能还能剩下一点买年货…

“你想啥呢？”脑子里老伴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那是人家的钱！”

是啊，那是人家的血汗钱。六十多岁的人了，指不定是攒了多久的养老钱。我咬咬牙，掉头往镇上的派出所骑去。

派出所比我想象的冷清。值班的小警察正对着电脑打游戏，听我说完来意，他打了个哈欠，接过钱包随意翻了翻。

“王建国…这名字真多。”他嘟囔着在电脑上敲了几下，“行，你留个联系方式，找到失主会通知你。”

就这样，我留下了家里那个半天才能打通一次的座机号码，骑车回了家。

谁知道第二天一早，那个电话就响了。电话那头是个沙哑的男声：“请问是刘师傅吗？我是王建国，听说您捡到了我的钱包？”

不到中午，他就出现在了我家那个破旧的院子里。

王建国看起来比身份证上的照片精神多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就很贵的手表。让我意外的是，他竟然是开车来的，一辆黑色的本田。

在我们村，能开上这样车的没几个人。

“刘师傅，真是太感谢您了！”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这钱是我准备给我妹妹家过年用的，丢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和她交代。”

他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这是五千块钱，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我愣住了：“使不得！这…这太多了！”

“不多不多，您救了我一家人的面子啊！”他笑着说，露出一口略微发黄的牙齿。

我连连摆手：“做人要有良心，捡到东西还给失主，这是应该的。不能收您的钱。”

就这样推让了半天，最后王建国把钱硬塞进我的衣兜里，然后仿佛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对了，刘师傅，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啊，退休了，以前在镇水泥厂开叉车。现在在家种点地。”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水泥厂啊…好，好。”然后匆匆告别了。

我拿着那五千块钱，站在院子里发呆。旁边的水泵滴答滴答地漏着水，屋檐下挂着的几串辣椒在冬风中摇晃。

老伴从屋里出来，看了看我手里的信封：“这么多？”

我点点头：“五千。”

她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那咱们把窗户换了吧，剩下的钱存起来。”

就这样，我们家换上了新窗户，老伴的腰也不那么疼了。日子照常过去，春节来了又走，我几乎忘了这件事。

直到三个月后的那个电话。

“喂，是刘大明吗？我是镇政府办公室的小李，请您明天上午九点到镇政府来一趟。”

电话那头声音很客气，但我还是紧张得手心冒汗。镇政府找我干啥？是不是那钱有问题？还是…

一晚上我都没睡好。第二天早早地就骑车去了镇上。

镇政府的办公楼刚装修过，门口立着一块新牌子：“为人民服务”。我忐忑不安地报了名字，被一个年轻姑娘领进了会议室。

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还架着摄像机。镇长、派出所所长，还有几个西装革履的陌生人。更让我吃惊的是，角落里坐着的正是那个王建国。

“来了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刘大明同志！”镇长热情地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了不起啊！”

我一头雾水：“镇长，您找我…？”

“刘师傅，别紧张。”王建国走过来，笑着说，“我给您介绍一下，我其实是省纪委的王建国，那天是在执行一项诚信测试……”

原来，王建国是省纪委派到我们镇上调查干部作风问题的。那个钱包是他们故意放在路上的”诚信测试”，目的是考察捡到钱包的人会怎么做，同时也测试相关部门的工作态度。

他们在那条街上一共放了十个钱包，只有三个被交到了派出所。而在派出所留了联系方式的，只有我一个人按时接听了电话并如实归还了钱包。

“刘师傅是我们镇的好榜样啊！”镇长笑得合不拢嘴，“这种拾金不昧、诚实守信的精神，正是我们现在需要大力弘扬的！”

接下来是一系列的表彰仪式。他们给我颁了一个”诚信市民”的奖牌，还有三千元奖金。电视台的记者围着我拍照，问我捡到钱包时的感受。

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家里漏风的窗户和老伴疼痛的腰，而不是什么大道理。

仪式结束后，王建国把我拉到一边：“刘师傅，那五千块钱是我个人给您的，不是测试的一部分。您收下我也安心。我看您家条件不是很好，我有个朋友在县城开了家物业公司，缺个有经验的管理员，每月四千多，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愣住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家路上，春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路边的杨柳已经泛青，田野里农民们正在忙碌。

我突然想起还没给老伴买药，于是在镇上的药店停了下来。

店里的电视正在播放我领奖的画面。售货员惊讶地看着我：“哎哟，电视上这不是您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瞎弄弄……”

回到家，老伴正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我回来，她笑着问：“咋样？”

我把奖牌和奖金给她看，还告诉她县城物业公司的工作。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想去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县城的工作轻松，工资也高，但是离家远，地里的活就全压在老伴身上了。

晚上，我们坐在新换的窗户下，窗外能看见几颗星星。电视里正在播放我们镇上的新闻，第一条就是我的”拾金不昧”事迹。

“这下你可出名了。”老伴笑着说。

我摇摇头：“哪里是什么拾金不昧，要是钱包里没有身份证，说不定我就犹豫了。”

老伴拍了拍我的手：“你就是嘴硬。”

第二天一早，隔壁的李大爷敲门来借锄头，看见我就竖起大拇指：“刘大明，你可真行！上电视了！”

我笑笑没说话，心里却在想：如果当初那个钱包是李大爷丢的，我肯定也会还给他，只不过不会上什么电视。做人不就是这样吗？

一周后，我还是决定去县城应聘那个物业管理员的工作。入职体检那天，医生看了我的腰，皱了皱眉头：“老同志，您这腰椎间盘突出挺严重的，平时搬重物了？”

我苦笑：“年轻时在水泥厂干活落下的。”

出了医院，我在县城的街上闲逛。这里的马路宽敞，车水马龙，和我们镇上完全是两个世界。我在一家银行门口看见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很贵的钱包，不知道是要存钱还是取钱。

突然，一阵风吹来，他口袋里的一张纸片飘落在地。我弯腰捡起来，发现是一张存折。

“喂，小伙子，你的东西掉了！”我小跑着追上去。

他回头，惊讶地接过存折：“谢谢您，大爷！”然后从钱包里抽出两百块要塞给我。

我摆摆手：“不用了，举手之劳。”

他有些意外，笑着说：“现在这年头，还能碰到您这样的老实人，真是太难得了！”

我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开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那个老钱包，想起了王建国，想起了镇政府会议室里的表彰仪式。突然感觉有些好笑，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

回到家，老伴正在收拾行李：“听说县城那边给咱们安排了单身宿舍，我就收拾点必要的东西。”

我看着她略显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手，心里一阵暖意：“不急，我想了想，还是在家种地吧。”

老伴愣住了：“为啥？那工作不是挺好的吗？”

我笑着坐下来：“县城路上行人太多，钱包掉得到处都是，没完没了地捡，太累了。”

老伴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老头子，就会贫嘴！”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那辆绑着麻绳的旧凤凰自行车，去田里看庄稼。春天的阳光照在油菜花上，金灿灿的一片。远处，几个小孩子正在田埂上追逐打闹。

我突然明白，那五千块钱和那个”诚信市民”的奖牌，对我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做了我认为对的事，而且我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在村子里的每一条路上，不必对任何人感到愧疚。

拐过村口，我看见镇政府派人在村口的宣传栏贴了一张大海报，上面赫然是我领奖时的照片，旁边写着”拾金不昧 传递爱心”几个大字。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加快脚步骑了过去。

日子还是照常过着。只不过村里人见了我，总会提起那个钱包的事。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我没去镇上，如果我走的不是那条路，如果我没看见那个钱包，我的生活会不会还是原来的样子？

也许会吧。但那又怎样呢？

人这一辈子，走的路多了，总会捡到点什么，也会丢掉点什么。重要的是，你心里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至于那个镇政府的表彰奖牌？现在正垫在我家厨房的桌脚下呢，刚好把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固定住了。

生活，就是这样啊。

来源：甜蜜果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