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原委一直有点儿晦暗不明，一些研究者每每在文章中引述1935年底胡适与汤尔和来往书信中就陈独秀“嫖娼”传言的辩难，纠结于这传言的真假，以至于人们往往被所谓的桃色事件吸引而忽略了对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察。【配图：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时照片】

林齐模

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原委一直有点儿晦暗不明，一些研究者每每在文章中引述1935年底胡适与汤尔和来往书信中就陈独秀“嫖娼”传言的辩难，纠结于这传言的真假，以至于人们往往被所谓的桃色事件吸引而忽略了对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察。【配图：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时照片】

关于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职务的解除。一般认为，由于当时风传陈独秀因嫖妓争风吃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蔡元培与汤尔和、沈尹默等于1919年3月26日晚在汤尔和家里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最终蔡元培决定接受汤尔和等的意见，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采取的方式是将北大文科、理科教务处合并成立一个新的教务处，设教务长统一管理文、理科事宜。这样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就自然免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一切都决定于3月26日汤尔和家里的密商，陈独秀在整个事件中完全被蒙在鼓里。

其实，关于文、理科取消学长，设立教务长的决策在之前的3月1日已经由北大评议会议决通过。1919年3月1日，评议会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并公布于3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该组织法规定：教务处由各教授会主任组织之……各教授会主任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及议决本处应行事务。本处设教务长一人，执行议决事务及召集会议等事，由各教授会公推之。

这一改革计划酝酿的时间则更早。钱玄同1919年1 月7 日的日记写到：“午后到大学，( 刘) 半农、( 沈) 尹默都在那里，听说蔡先生已经回京了。关于所谓‘整顿文科’的事，蔡君之意以为他们如其好好的来说，自然有个商量，或者竟实行去冬新定的大学改革计划，废除学长，请独秀做教授。如其他们竟以无道行之，则等他下上谕革职，到那时候当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职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国。这个办法我想很不错。” 据此，该项改革应该是在1918年底就开始酝酿了。在这项改革计划酝酿、出台的整个过程中，作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英文门教授会主任的胡适等人都是参与决策的人，显然这一改革计划并不是专门为了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而制定的。

现在来说说3月26日在汤尔和家召开的会议。其实，汤尔和1919年3月26日的日记是第二天补记的，非常简略，只有一句话“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胡适批注“此事即是会议辞去陈独秀问题”。以当时胡适在北大事务决策中的地位，并结合他与汤尔和的通信内容看来，他应该也在场，或者至少也是当时的知情人，所以他回忆当晚会议决定了陈独秀的去留应该是没错的。只是导致蔡元培决定当晚开会的原因却不完全是因为社会上流传的陈独秀嫖妓的谣言。当时的社会，娼妓业是合法公开的服务行业，有钱人和名流雅士出入风月场所很普遍，有所谓吃花酒、打茶围等各种社交活动。胡适信中说当时的理科学长夏元瑮也去这种地方，所谓“挖伤妓女下体”是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攻击北大新思潮领袖的一种手段。在此之前几天，蔡元培校长回复林纾攻击北大的公开信中也曾明确表态“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可见，蔡元培召集3月26日晚上会议的起因不应该是所谓陈独秀嫖娼谣言。真正迫使他连夜召集会议的还是来自北洋政府的直接压力。

自从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其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一些传统势力的不安，各种对新派人物的责难和污蔑也日渐加强，从1918年底到1919年年初，社会上不时传出政府要出手“整顿文科”，陈独秀、胡适等人被驱逐出北大的谣言。2月底到3月初，上海的《神州日报》、《公言报》、《申报》等报纸接连登出消息说所谓大总统训令教育总长要北大开除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甚至还有谣言说陈独秀已经离开北大到了天津。

在这场风波中公开与新派人物作对的最有名的“反动派”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林纾和他的学生——当时在北大法科就读的张厚载。先是因林纾提倡古文不可废，1918年初起，新文化派诸人开始对他不停攻击，甚至于钱玄同和刘半农唱双簧，先由钱玄同假扮一位虚构的守旧派人士王敬轩给《新青年》来信，然后由刘半农逐条进行批驳。同时，林纾弟子张厚载又因对传统戏剧的不同看法与新派人物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展开论争。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用影射的手法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进行攻击，后来又发表另一篇小说《妖梦》，更连带对蔡元培进行攻击。与此同时，张厚载先后两次以通信方式向上海《神州日报》报道了前文提到的那些关于北大、关于新文化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不实传言。对于张厚载传播的谣言，蔡元培去函《神州日报》进行辟谣，并且在《北京大学日刊》转载《致神州日报函》；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3号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胡适、蔡元培都先后致函质问张厚载，并把去函和张厚载承认错误的回函公开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以正视听。

3月18日林纾又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表达他对北大校方和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向蔡元培和北大发起了直接攻击。对于林纾的公开挑战，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对林纾进行全面回应和反驳。

大约在3月底，更有安福系国会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并威胁要在国会弹劾教育总长、弹劾北大校长。面对新旧双方日益激烈的争端，教育总长傅增湘于3月26日致函蔡元培。作为蔡元培的好友，傅增湘信中的语气非常客气委婉，但也坦承对北大师生中激进的新思潮的担忧。这封信使蔡元培切实感受到这位教育总长所受的压力，促使他连夜在谋士汤尔和的家里召集沈尹默、马夷处等人商量对策。会议到半夜十二点才结束，显然不会只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从后来的公开举措看，是全面讨论了北大下一步的办学计划，而且也决定了对新派人物们心中“反动派”的反击措施。

会后，蔡元培校长应该首先是将会议决定与陈独秀进行了沟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陈独秀在大约4月7日左右已经致信上海的汪孟邹，告知自己去职的消息。4月11日，汤尔和在路上遇到陈独秀，发现曾经的好友陈独秀对他怒目而视。

4月1日，是春假的第一天，蔡元培去拜会了傅增湘，当面进行解释和沟通，取得傅增湘的理解。

4月8日，也即春假结束后的第一天，蔡元培校长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讨论将原计划暑假后实行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提前付诸实行。4月10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大学本科教务处成立纪事》，详细报道了会议的经过情况，并说明之所以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笔者注：理科学长夏元瑮1月22日离京出国访学，学长之职由数学教授会主任秦汾代理。4月4日政府宣布秦汾为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恰好也要请假回安徽（笔者注：陈独秀回老家料理家叔下葬的事）。出席当天会议的有秦汾、沈尹默、胡适等8人，会议决定将文理科合并成立教务处的计划提前实行，经投票选举马寅初为教务长。这样北大文科、理科两科学长都自动取消了。

3月31日，作为被新派人物视为反动势力公开代言人的一方，张厚载被北大校方明令开除。当天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学校布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

陈独秀很理解蔡元培和北大校方面临的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压力，4月9日，主动提出辞职，但是蔡元培不同意，给了陈独秀一年假期，安排他从下一年开始在北大做教授授课。不料五四运动突然爆发，在狂飙突进的激荡社会氛围里，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地接受了俄国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配图：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撰写并亲自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走上了“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道路，朝着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大步迈进。正如后来汤尔和回应胡适来信中所说的，陈独秀“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从参加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到发起涤荡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一直在与旧世界奋战，以实际行动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大道，这应该才是陈独秀离开北大的真正原因。（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